“新”与“旧”的三国史
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上陈苏镇老师推荐了一大堆参考书，每本都进行了解释。回来以后我把这堆书都找了出来，准备一本本读。何先生的《三国史》没找到单行本，只好到中心馆借了本《何兹全文集》第5卷，扔在床头，平时没事翻翻看。一晃快一个月了，借阅期限就要结束了，咬咬牙今天晚上一口气看完了。
这是一本按照教育部要求写的高校三国史教科书，但是却完全没有我们印象中教科书的那种枯燥说教感觉。相反几乎是一本通俗读物，用语非常通俗生动；但是与通俗书籍又有本质区别，在讲故事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多年的研究，而且史料非常充分，几乎完全可信。这是这本书与一般的史学书籍有很大的区别。
陈苏镇夸奖这种写法，说何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了现在风靡的“新文化史”叙事史观，很早使历史学摆脱社会科学的束缚。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初史学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史学的诞生，年鉴学派扛旗的新史学要求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走出了兰克史学时代，走出历史主义时代。然而时过境迁，七十年代以后年鉴第三代第四代自己首先发难这种研究法，对年鉴早期的一些口号进行了反思批判。叙事史回归了，社会科学有被动摇了。后现代主义出现又加速了这一趋势，后现代主义在质疑历史学求真性的时候，虽然几乎推翻了史学大厦，但是却打开了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大门，又推动了叙事史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国内历史学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并没有和国际保持统一步伐，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也面临着八十年代从阶级分析的以论带史中解放出来。何先生的书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在书的前言中他讲到，自己这本书是想效仿司马迁的笔法，叙事中夹带议论，回归历史学叙事的本质。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同样崇拜司马迁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甚至把名字取作“景迁”，他的那几本书，几乎都是小说一般，读之津津有味。
何先生的书与之风格相似，他的三国史几乎像一部小说，按照时间发展介绍一件件事件，没有像一般教科书那样，什么阶级关系、经济发展等等一堆看之乏味的词汇，看完后又对三国史的基本史实没这么了解。但是又和小说等通俗读物不同，在讲故事的背后又是社会科学的分析，用汪荣祖《史学九章》里的话说就是叙事史“夹叙夹议，寓解说与论证于描述之间。”“史学虽与文学为近亲，似犹不能没有社会科学此一近邻之守望相助。”所以说，这部三国史可谓典型的达到汪荣祖先生所理想的把史学、文学、社会科学完美结合起来。
当然书里面还有一些时代的痕迹，如多次讨论了儒法斗争和儒法区别，何先生是反对将曹操、诸葛亮这些人归为法家的，认为儒法区别是是否使用德政，而不是是否使用刑政，认为曹操也是儒家，只不过是儒家中刚猛并济的一派。这个观点正是为了反对文革后期儒法斗争的热潮的。关于曹操与袁绍、司马懿的阶级集团与信仰差别，陈寅恪有深入分析，虽然有些牵强，如认为曹操是阉宦集团代表，但是大致思路是可以成立的。曹操与袁绍、司马懿等在集团与信仰上是有截然对立的。而且我认为的确有儒法斗争的内涵。虽然那个年代出于影射史学大量滥用儒法斗争，但是在三国史这个阶段，儒法斗争的确是可以承认的，我们不能因为那个年代史学的不纯就彻底否定，还是有一些值得继承的。如田余庆先生在晚年出版《秦汉魏晋史探微》时还收入自己在文革中写的曹操与袁绍之争那篇文章，虽然删掉了一些政治话语，但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不能泼脏水时连孩子也倒了。
书中的一些议论的观点非常精彩，如为何晏王弼翻案；对诸葛亮、曹操等的评价，读后都很有启发。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虽然陈苏镇称之为“新文化史”但是书的内容还是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的局限，还是政治事件为中心，主要是政治经济情况，介绍了玄学和文学。但是对于三国时期的广阔社会等“新文化史”关注的内容并没有提到。当然大师作品，我等小弱也不敢妄自菲薄。毕竟这种著作现在都没有多少。
总之，这部教科书非常值得一读，特别是对于那些讨厌社会科学报告式枯燥的历史著作，而又不愿读小说文学类的人来说，我强烈推荐。这是一部很“旧”的三国史，它回归到《左传》《史记》以来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风格；但这也是一部很“新”的三国史，它顺应了七十年代兴起，很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史学主流的这股潮流。把历史学的近邻——社会科学和近亲——文学，结合起来。用西方谚语来说，就是达到了“文史如同孪生姐妹，永不分离”。（Literature and history twin sisters, inseparable.）
这是一本按照教育部要求写的高校三国史教科书，但是却完全没有我们印象中教科书的那种枯燥说教感觉。相反几乎是一本通俗读物，用语非常通俗生动；但是与通俗书籍又有本质区别，在讲故事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多年的研究，而且史料非常充分，几乎完全可信。这是这本书与一般的史学书籍有很大的区别。
陈苏镇夸奖这种写法，说何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了现在风靡的“新文化史”叙事史观，很早使历史学摆脱社会科学的束缚。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初史学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史学的诞生，年鉴学派扛旗的新史学要求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走出了兰克史学时代，走出历史主义时代。然而时过境迁，七十年代以后年鉴第三代第四代自己首先发难这种研究法，对年鉴早期的一些口号进行了反思批判。叙事史回归了，社会科学有被动摇了。后现代主义出现又加速了这一趋势，后现代主义在质疑历史学求真性的时候，虽然几乎推翻了史学大厦，但是却打开了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大门，又推动了叙事史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国内历史学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并没有和国际保持统一步伐，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也面临着八十年代从阶级分析的以论带史中解放出来。何先生的书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在书的前言中他讲到，自己这本书是想效仿司马迁的笔法，叙事中夹带议论，回归历史学叙事的本质。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同样崇拜司马迁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甚至把名字取作“景迁”，他的那几本书，几乎都是小说一般，读之津津有味。
何先生的书与之风格相似，他的三国史几乎像一部小说，按照时间发展介绍一件件事件，没有像一般教科书那样，什么阶级关系、经济发展等等一堆看之乏味的词汇，看完后又对三国史的基本史实没这么了解。但是又和小说等通俗读物不同，在讲故事的背后又是社会科学的分析，用汪荣祖《史学九章》里的话说就是叙事史“夹叙夹议，寓解说与论证于描述之间。”“史学虽与文学为近亲，似犹不能没有社会科学此一近邻之守望相助。”所以说，这部三国史可谓典型的达到汪荣祖先生所理想的把史学、文学、社会科学完美结合起来。
当然书里面还有一些时代的痕迹，如多次讨论了儒法斗争和儒法区别，何先生是反对将曹操、诸葛亮这些人归为法家的，认为儒法区别是是否使用德政，而不是是否使用刑政，认为曹操也是儒家，只不过是儒家中刚猛并济的一派。这个观点正是为了反对文革后期儒法斗争的热潮的。关于曹操与袁绍、司马懿的阶级集团与信仰差别，陈寅恪有深入分析，虽然有些牵强，如认为曹操是阉宦集团代表，但是大致思路是可以成立的。曹操与袁绍、司马懿等在集团与信仰上是有截然对立的。而且我认为的确有儒法斗争的内涵。虽然那个年代出于影射史学大量滥用儒法斗争，但是在三国史这个阶段，儒法斗争的确是可以承认的，我们不能因为那个年代史学的不纯就彻底否定，还是有一些值得继承的。如田余庆先生在晚年出版《秦汉魏晋史探微》时还收入自己在文革中写的曹操与袁绍之争那篇文章，虽然删掉了一些政治话语，但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不能泼脏水时连孩子也倒了。
书中的一些议论的观点非常精彩，如为何晏王弼翻案；对诸葛亮、曹操等的评价，读后都很有启发。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虽然陈苏镇称之为“新文化史”但是书的内容还是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的局限，还是政治事件为中心，主要是政治经济情况，介绍了玄学和文学。但是对于三国时期的广阔社会等“新文化史”关注的内容并没有提到。当然大师作品，我等小弱也不敢妄自菲薄。毕竟这种著作现在都没有多少。
总之，这部教科书非常值得一读，特别是对于那些讨厌社会科学报告式枯燥的历史著作，而又不愿读小说文学类的人来说，我强烈推荐。这是一部很“旧”的三国史，它回归到《左传》《史记》以来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风格；但这也是一部很“新”的三国史，它顺应了七十年代兴起，很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史学主流的这股潮流。把历史学的近邻——社会科学和近亲——文学，结合起来。用西方谚语来说，就是达到了“文史如同孪生姐妹，永不分离”。（Literature and history twin sisters, insep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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