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困惑的《童年忆往》
前人教导我们，读书不要看人写的坏，要看人写的好，要清楚好在哪里……想起这一诲训，我以下的文字徒增我的困惑与惶恐。
前日耐着很大的性子，一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句地把《童年忆往》看完了。这个书是我们领导推荐的，同事们必读的，也就是为了做好工作必须了解的一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封面上除了印着书名外，还加了一个类似副标题的说明“中国孩子的历史”。因此，前年刚拿到这本书时，很期待它的内容主要在叙述过去历史上中国儿童的生活的方方方面。
然而，此书正文的第一段就把我“难”住了。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夭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段话要讲什么意思？随后一琢磨，心里有个疑问出来了——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段话以时间的广延无限为前提，继以说明人类识见的有限性：从长时段来看，当时当下的观念未必具有真理般的确信。然后，结合第二段的内容，这才知道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引出第二段话：历史学里几无孩子的踪迹（作者的原话是要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这话说得太满，不免想想我的一位老师当年提醒我的话：说有容易，说无难。）。
而第一段话关于时间无垠、识见有阈的话，要表明的是关于孩子的历史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结合起来看，开篇的这段话可以这样写：人类的历史只是宇宙漫长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片断，在这其中，人类的识见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识见里，我们往往忽视了作为人类成员一份子的儿童的历史。
但是，我很奇怪，作者熊秉真女士为什么不这么直截了当地表明观点。因此，我就把这本书搁了起来。直到几日前，再度翻阅，仍然很是反感她这开篇的第一段话。于是就与我们单位的台湾同事通了个电话，谈了近半小时。她讲，台湾与大陆在用词与行文方面确实有些不同。台湾人用的一些词里，都有文言文的渊源，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共识，不必再费心解释，比如她自己用“不器”二字为题写文章，但是大陆的杂志编辑却需要电话来问她，什么是“大器”。听闻她的话后，我对大陆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水平就有点担忧了。我这位台湾同事说，熊先生的这本书是个融汇贯通的著作，但是要是看不下去，就不看吧，读书是要看状态的，有些书再过年年，或许就读出味来了。她自己也是前后翻了三回，才看完的。然而，我到单位有些年头了，同事们都读过的书，我还是要读一下的，以免日后谈论起来，不知他人之所云。前日终于下了决心，用最笨的法子，找出每句话的主谓，寻出每段话的主题，就这么读完了。
读完之后，之前的困惑还在：这真的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很有质量的著作吗？作者真的是融汇贯通了儿童史吗？既然困惑还在，说明我对这三个疑问没有肯定性的答案。另外，还加上了另一个困惑，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是因为学识不够，所以没有读出真正的味道来吧？因此，怀着这种心思，我想找个书评来看看，豆瓣上有一个略长点的书评，其意在褒扬与转述，其文笔也与熊先生的类似。此外，并无其他有点趣味与见解的书评了。因此，我的困惑只是加深了。毕竟，这个书得到的都是正面的评价，国内的读者多以颂扬为主。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讲点自己个人化的感受。在写个日记时，我想起书橱里，数年前读了一章的《文明进程》（诺贝特·埃利亚斯），那也是花了工夫的，只是如今已忘了一干二净，留下的一丁点印象是作者在写作时，有些很清楚的理论假设，在论证时加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以细节来展现其思想。或许我当初读《童年忆往》时，也有这样的期待吧。但请恕我愚钝，未能读出熊先生执著追寻的中国儿童史，有何基本的理论假设。
关于《童年忆往》一书的理想构建，我读到的是她引用了Philippe Aries的《Centuries of childhood》，还有西方学者关于这本书的后续相关研究。她反复“提及”（不是“论证”）儿童史的研究方法（或称方法论。方法与方法论也是我没搞明白的词，见笑了），其中国特色的部分仅在于她强调要用多种材料：医书、年谱、传记、绘画、书信、训蒙材料、法律档案、民间故事、童话……她或许应该加上墓碑、佛教造像等等吧。列举并分类材料的来源，确实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但是，对我这个不懂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去理解与重述这些材料。而且，理论是从学识里来的，不是从材料里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用的恰是些普通的素材，作出来的却是别有韵味的中国史。因此，我说她只是在反复提及儿童史研究的方法，比如，对自传性材料要作历史文化的分析，要区分其中有无隐讳的说此，却未能论证这些方法如何转化为理论。
作者显然是要以中国儿童的历史为对象，来展现儿童史研究的可能范式。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观察她的论点、论据与论证结构。从论点来看，作者对此书的定位似乎是有问题的，以“中国孩子的历史”来说的话，她应该致力于中国孩子的历史形态，或者以活动场域、行为举止、思想见解等方面来分述，提出某些归纳性的论断；或者取历史上关于孩子的识见为线索，以各种材料为证据来证实或者澄清；又或者纯为理论建设服务，提出关于中国孩子的某种假设，以历史上的诸多素材来逐一验证……总之，“中国孩子的历史”有多种“通常”的写法，但是，熊先生所取的一种法子，却让我很是摸不着门道。她的论点侧重于儿童史应该如何研究撰写，而非中国儿童究竟有何历史。又或许“中国孩子的历史”这几个字，只是出版社的一种噱头，不是熊先生的本意？
此处还要提及的是，熊先生出自于其本人、无有西方理论背景的、关于中国儿童的论点，多数是通过设问的方式来提出的。比如“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怎样才算是儿童的天性、童真自然的表现？”（p.66）这也无非就是在问“大家心目中的‘童年’和‘儿童’到底是什么意思？”（p.21）而且，我个人以为，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清楚，并无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也难界定儿童的天性与童真，这个问题，不问还好，若是问了，却是导向了一个坏的路子。另外，熊先生提出清代中叶以后，中国幼教有一个“由家庭而社会、由父兄而师长、由塾学而制度、由制度而入国家的发展过程”（第四章，p.164），这倒是个很新鲜的观点。我尚未读完中国幼教史，因此，也不能评判是否确乎如此。但从熊先生的书来看，她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其论证是以分散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来呈现的。她谈及照顾孩子的成年人（第六章），谈及训蒙（主要第五章、第七章），谈及亲长自课（主要在第三章），又略一提及清末的学堂与学制（第四章），就把此一非常重要的观点当成定论写了出来——她并不是着重指出的。
熊先生之所以没能着重指出中国幼教的历史轨迹，个人以为其原因在于，她的写作并未认真区分儿童的生活场域，另外，她没有分析中国儿童教育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很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的知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童年忆往》第五章中，她明知从历史比较的学理上来说，将王阳明、李贽与洛克、卢梭放在一起谈论是很不妥当的，但却依然强为之辞，说了一些话，从这些话里，可以读见她是相当缺乏教育理论的修养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观念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知识，本就无比较的价值；而且抽离了教育实践的现实形态与生存空间，单独谈论教育观念的异同，也是十分荒唐的。此外，个人以为，她颂扬李贽《童心说》之类的论断，放在这一著作里也显得很不妥当。“夫童心者，真心也”，这是在浊世要正世道人世的话，非要把它指认为是中国的某种儿童观，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童年忆往》这本书，虽然我是花了一整天工夫的，但是，作者成文，恐怕是一整年的光阴，其思索过程，或许又是几十年的岁月。因此，我只是翻阅了一遍，不敢说我把握住了该书的基本观点。以上提及的只是一些我个人存疑的地方。
以下要谈谈这本书的论证风格。自小学高年级阶段就没写好过议论文，因此，如何论证观点，这一直不是我所清楚明白的。后来训练写英文的“八股”作文（提出观点、分述观点、重述观点）时，老师们教的法子是，每段的第一句话写出观点，然后再补充说明（其实是反复性的缀言），接着就是举例，此为“论证”。但是，读老外们的著作，常常见到开段第一句话或者结段末句的观点，很少见有举例说明之类的“论证”，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不过，我在熊先生的书里看到了这种英语“八股”作文式的论证。她很喜欢这样的论证：“段锡朋（1897－1948）幼时家贫，曾出处借贷。农村子弟如蔡廷锴（1892－1968）、何廉（1895－1975）等自幼即与父祖一同耕种，参加生产。幼儿如薛光前（1910－1978）……”（p.298）在有这些话的前一页，她还举例了戚继光（1528－1589）和何翔高（1865－1930）。所有这些举例，都来自年谱、自传、与他人撰写的回忆录。且不说，这些例子中的主人公童年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同，就把这些跨越了几百年的人物并置而论，应也要做些必要的说明吧。然而，没有。这就是这个书里论证的特点之一。此外，熊先生很喜欢司马光先生砸缸的故事，文中提及多次，当然也有不少被她反复拿来证实不同观点的人物与旧事，此处不再翻书引述了。
熊先生著作中的另一个论证特点是：她不喜欢用明白直接地话来陈述观点，她偏爱用双重否定的长句。这些长句损害了我不少脑细胞，此处以用一段，求同仁们给予帮助。“儿童之影响成长，虽与传统思考方向不合而受忽视，但与成人之影响儿童，是同一过程之两面流动。如果成人社会之一向有顾虑儿童之心情因素，未尝招致学者后人指其为无独立人格意志之历史人物，则儿童之行事感受，常因其周围人物环境而异，亦不过为人情之常，不应使之变成特别没有立场、不值得认识解析的一群”。（p.311）那日读完后一句，我随手改编了一下：“学者后人并不指责顾虑儿童心情的行为与想法，那么，儿童的行事感受随着世情而变化 ，有其立场，值得认识。”我一点也不确定我的这个改写是否契合了作者的原义。反正没有耐心再去琢磨作者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了。
该著作的论证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以“问句”来引入论证。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启发一个新的理论，确乎如此吧，但是，一堆的问题，相互堆砌，之间没有什么深层的结构，那么这些问题恐怕只是阅读的障碍了。本来一读到问题，就以为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要展开了。结果却发现，问题只是问题，只是为了发问，为了行文，而放置在那里。这也是我读《童年忆往》时很感苦闷的一件事。
我很为熊先生感到遗憾的还有这样一件事：《童年忆往》一书的论据太少，种类单一。虽然一开篇，熊先生就谈到了治儿童史的各种丰富的材料，但是该书行文在采纳论据时，多数用的是年谱与自传性的材料，谈论蒙学是用的那几部书，也就是就书中的观点进行列举与说明，几乎不旁涉别的历史材料与他人观点。她虽屡屡提及医书中关于儿童的看法与士人蒙训中关于儿童的看法是不同的，却未见书中有一处是清楚明白地引证医书里的论断！即便她已有相关的专题著作行世，那也不影响她在《童年忆往》一书中陈述主要观点与证据吧？这一点实在让我很是费解。
综观本书，虽然存在以上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但是，就事论事地来说，如果去掉封面上“中国孩子的历史”几字引发的期待，平心而论来看这本书的话，那么，这书的贡献确实如某些人说的，它是对中国儿童史研究的一个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诸多主题与研究视角（我未能把握出是什么视角，台湾同事告诉我，他们台湾学者其实反对研究一开始就提什么视角，视角那是扎实的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呈现的），确立了儿童史研究的诸多线索……但是，我个人还是感觉学术著作行文的首要准则应是：用词准确，观点明确，构架清楚。《童年忆往》各章节标题与其论述神貌相离，行文过重文饰，因辞害意，实在是很让人叹惋的一件事。
此外，没读过几本书的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西方舶来的痕迹，其概念与思维方式，并不独到，却常遮遮遮掩掩，行文里总要表明自己有超出西学的见解，要讲出中国之特性。但是既然术语与理论都是他人的，怎么可能成就另一番中国学者的新气象。这也是我混上研究生后，一直很困惑的事。
前日耐着很大的性子，一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句地把《童年忆往》看完了。这个书是我们领导推荐的，同事们必读的，也就是为了做好工作必须了解的一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封面上除了印着书名外，还加了一个类似副标题的说明“中国孩子的历史”。因此，前年刚拿到这本书时，很期待它的内容主要在叙述过去历史上中国儿童的生活的方方方面。
然而，此书正文的第一段就把我“难”住了。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夭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段话要讲什么意思？随后一琢磨，心里有个疑问出来了——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段话以时间的广延无限为前提，继以说明人类识见的有限性：从长时段来看，当时当下的观念未必具有真理般的确信。然后，结合第二段的内容，这才知道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引出第二段话：历史学里几无孩子的踪迹（作者的原话是要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这话说得太满，不免想想我的一位老师当年提醒我的话：说有容易，说无难。）。
而第一段话关于时间无垠、识见有阈的话，要表明的是关于孩子的历史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结合起来看，开篇的这段话可以这样写：人类的历史只是宇宙漫长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片断，在这其中，人类的识见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识见里，我们往往忽视了作为人类成员一份子的儿童的历史。
但是，我很奇怪，作者熊秉真女士为什么不这么直截了当地表明观点。因此，我就把这本书搁了起来。直到几日前，再度翻阅，仍然很是反感她这开篇的第一段话。于是就与我们单位的台湾同事通了个电话，谈了近半小时。她讲，台湾与大陆在用词与行文方面确实有些不同。台湾人用的一些词里，都有文言文的渊源，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共识，不必再费心解释，比如她自己用“不器”二字为题写文章，但是大陆的杂志编辑却需要电话来问她，什么是“大器”。听闻她的话后，我对大陆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水平就有点担忧了。我这位台湾同事说，熊先生的这本书是个融汇贯通的著作，但是要是看不下去，就不看吧，读书是要看状态的，有些书再过年年，或许就读出味来了。她自己也是前后翻了三回，才看完的。然而，我到单位有些年头了，同事们都读过的书，我还是要读一下的，以免日后谈论起来，不知他人之所云。前日终于下了决心，用最笨的法子，找出每句话的主谓，寻出每段话的主题，就这么读完了。
读完之后，之前的困惑还在：这真的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很有质量的著作吗？作者真的是融汇贯通了儿童史吗？既然困惑还在，说明我对这三个疑问没有肯定性的答案。另外，还加上了另一个困惑，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是因为学识不够，所以没有读出真正的味道来吧？因此，怀着这种心思，我想找个书评来看看，豆瓣上有一个略长点的书评，其意在褒扬与转述，其文笔也与熊先生的类似。此外，并无其他有点趣味与见解的书评了。因此，我的困惑只是加深了。毕竟，这个书得到的都是正面的评价，国内的读者多以颂扬为主。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讲点自己个人化的感受。在写个日记时，我想起书橱里，数年前读了一章的《文明进程》（诺贝特·埃利亚斯），那也是花了工夫的，只是如今已忘了一干二净，留下的一丁点印象是作者在写作时，有些很清楚的理论假设，在论证时加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以细节来展现其思想。或许我当初读《童年忆往》时，也有这样的期待吧。但请恕我愚钝，未能读出熊先生执著追寻的中国儿童史，有何基本的理论假设。
关于《童年忆往》一书的理想构建，我读到的是她引用了Philippe Aries的《Centuries of childhood》，还有西方学者关于这本书的后续相关研究。她反复“提及”（不是“论证”）儿童史的研究方法（或称方法论。方法与方法论也是我没搞明白的词，见笑了），其中国特色的部分仅在于她强调要用多种材料：医书、年谱、传记、绘画、书信、训蒙材料、法律档案、民间故事、童话……她或许应该加上墓碑、佛教造像等等吧。列举并分类材料的来源，确实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但是，对我这个不懂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去理解与重述这些材料。而且，理论是从学识里来的，不是从材料里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用的恰是些普通的素材，作出来的却是别有韵味的中国史。因此，我说她只是在反复提及儿童史研究的方法，比如，对自传性材料要作历史文化的分析，要区分其中有无隐讳的说此，却未能论证这些方法如何转化为理论。
作者显然是要以中国儿童的历史为对象，来展现儿童史研究的可能范式。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观察她的论点、论据与论证结构。从论点来看，作者对此书的定位似乎是有问题的，以“中国孩子的历史”来说的话，她应该致力于中国孩子的历史形态，或者以活动场域、行为举止、思想见解等方面来分述，提出某些归纳性的论断；或者取历史上关于孩子的识见为线索，以各种材料为证据来证实或者澄清；又或者纯为理论建设服务，提出关于中国孩子的某种假设，以历史上的诸多素材来逐一验证……总之，“中国孩子的历史”有多种“通常”的写法，但是，熊先生所取的一种法子，却让我很是摸不着门道。她的论点侧重于儿童史应该如何研究撰写，而非中国儿童究竟有何历史。又或许“中国孩子的历史”这几个字，只是出版社的一种噱头，不是熊先生的本意？
此处还要提及的是，熊先生出自于其本人、无有西方理论背景的、关于中国儿童的论点，多数是通过设问的方式来提出的。比如“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怎样才算是儿童的天性、童真自然的表现？”（p.66）这也无非就是在问“大家心目中的‘童年’和‘儿童’到底是什么意思？”（p.21）而且，我个人以为，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清楚，并无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也难界定儿童的天性与童真，这个问题，不问还好，若是问了，却是导向了一个坏的路子。另外，熊先生提出清代中叶以后，中国幼教有一个“由家庭而社会、由父兄而师长、由塾学而制度、由制度而入国家的发展过程”（第四章，p.164），这倒是个很新鲜的观点。我尚未读完中国幼教史，因此，也不能评判是否确乎如此。但从熊先生的书来看，她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其论证是以分散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来呈现的。她谈及照顾孩子的成年人（第六章），谈及训蒙（主要第五章、第七章），谈及亲长自课（主要在第三章），又略一提及清末的学堂与学制（第四章），就把此一非常重要的观点当成定论写了出来——她并不是着重指出的。
熊先生之所以没能着重指出中国幼教的历史轨迹，个人以为其原因在于，她的写作并未认真区分儿童的生活场域，另外，她没有分析中国儿童教育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很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的知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童年忆往》第五章中，她明知从历史比较的学理上来说，将王阳明、李贽与洛克、卢梭放在一起谈论是很不妥当的，但却依然强为之辞，说了一些话，从这些话里，可以读见她是相当缺乏教育理论的修养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观念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知识，本就无比较的价值；而且抽离了教育实践的现实形态与生存空间，单独谈论教育观念的异同，也是十分荒唐的。此外，个人以为，她颂扬李贽《童心说》之类的论断，放在这一著作里也显得很不妥当。“夫童心者，真心也”，这是在浊世要正世道人世的话，非要把它指认为是中国的某种儿童观，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童年忆往》这本书，虽然我是花了一整天工夫的，但是，作者成文，恐怕是一整年的光阴，其思索过程，或许又是几十年的岁月。因此，我只是翻阅了一遍，不敢说我把握住了该书的基本观点。以上提及的只是一些我个人存疑的地方。
以下要谈谈这本书的论证风格。自小学高年级阶段就没写好过议论文，因此，如何论证观点，这一直不是我所清楚明白的。后来训练写英文的“八股”作文（提出观点、分述观点、重述观点）时，老师们教的法子是，每段的第一句话写出观点，然后再补充说明（其实是反复性的缀言），接着就是举例，此为“论证”。但是，读老外们的著作，常常见到开段第一句话或者结段末句的观点，很少见有举例说明之类的“论证”，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不过，我在熊先生的书里看到了这种英语“八股”作文式的论证。她很喜欢这样的论证：“段锡朋（1897－1948）幼时家贫，曾出处借贷。农村子弟如蔡廷锴（1892－1968）、何廉（1895－1975）等自幼即与父祖一同耕种，参加生产。幼儿如薛光前（1910－1978）……”（p.298）在有这些话的前一页，她还举例了戚继光（1528－1589）和何翔高（1865－1930）。所有这些举例，都来自年谱、自传、与他人撰写的回忆录。且不说，这些例子中的主人公童年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同，就把这些跨越了几百年的人物并置而论，应也要做些必要的说明吧。然而，没有。这就是这个书里论证的特点之一。此外，熊先生很喜欢司马光先生砸缸的故事，文中提及多次，当然也有不少被她反复拿来证实不同观点的人物与旧事，此处不再翻书引述了。
熊先生著作中的另一个论证特点是：她不喜欢用明白直接地话来陈述观点，她偏爱用双重否定的长句。这些长句损害了我不少脑细胞，此处以用一段，求同仁们给予帮助。“儿童之影响成长，虽与传统思考方向不合而受忽视，但与成人之影响儿童，是同一过程之两面流动。如果成人社会之一向有顾虑儿童之心情因素，未尝招致学者后人指其为无独立人格意志之历史人物，则儿童之行事感受，常因其周围人物环境而异，亦不过为人情之常，不应使之变成特别没有立场、不值得认识解析的一群”。（p.311）那日读完后一句，我随手改编了一下：“学者后人并不指责顾虑儿童心情的行为与想法，那么，儿童的行事感受随着世情而变化 ，有其立场，值得认识。”我一点也不确定我的这个改写是否契合了作者的原义。反正没有耐心再去琢磨作者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了。
该著作的论证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以“问句”来引入论证。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启发一个新的理论，确乎如此吧，但是，一堆的问题，相互堆砌，之间没有什么深层的结构，那么这些问题恐怕只是阅读的障碍了。本来一读到问题，就以为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要展开了。结果却发现，问题只是问题，只是为了发问，为了行文，而放置在那里。这也是我读《童年忆往》时很感苦闷的一件事。
我很为熊先生感到遗憾的还有这样一件事：《童年忆往》一书的论据太少，种类单一。虽然一开篇，熊先生就谈到了治儿童史的各种丰富的材料，但是该书行文在采纳论据时，多数用的是年谱与自传性的材料，谈论蒙学是用的那几部书，也就是就书中的观点进行列举与说明，几乎不旁涉别的历史材料与他人观点。她虽屡屡提及医书中关于儿童的看法与士人蒙训中关于儿童的看法是不同的，却未见书中有一处是清楚明白地引证医书里的论断！即便她已有相关的专题著作行世，那也不影响她在《童年忆往》一书中陈述主要观点与证据吧？这一点实在让我很是费解。
综观本书，虽然存在以上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但是，就事论事地来说，如果去掉封面上“中国孩子的历史”几字引发的期待，平心而论来看这本书的话，那么，这书的贡献确实如某些人说的，它是对中国儿童史研究的一个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诸多主题与研究视角（我未能把握出是什么视角，台湾同事告诉我，他们台湾学者其实反对研究一开始就提什么视角，视角那是扎实的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呈现的），确立了儿童史研究的诸多线索……但是，我个人还是感觉学术著作行文的首要准则应是：用词准确，观点明确，构架清楚。《童年忆往》各章节标题与其论述神貌相离，行文过重文饰，因辞害意，实在是很让人叹惋的一件事。
此外，没读过几本书的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西方舶来的痕迹，其概念与思维方式，并不独到，却常遮遮遮掩掩，行文里总要表明自己有超出西学的见解，要讲出中国之特性。但是既然术语与理论都是他人的，怎么可能成就另一番中国学者的新气象。这也是我混上研究生后，一直很困惑的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