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业与文化的趣味切面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认为，明中叶的中国经历了一次“商业革命”。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学界高度重视，和其他四个问题并称为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并最终被定为官方论断。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被认为是一个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伪命题，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自明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商品专门化的出现、奢侈消费的风尚、开中法的兴废、宝钞的衰落和白银货币化、海外贸易的兴旺发达、朝廷放宽对社会流动的政策限制等等。上述的种种现象都能够被看成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次显著的变革。与此同时，和这种商业的变化亦步亦趋的，是社会文化的转变。究竟商业的发展如何影响社会文化？这两个变化趋势之间的联系通过哪些现象反映出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写的《纵乐的困惑》，是解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首先需要点明这本书的主旨。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这本书“不是一本明朝经济史，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它关注的是商业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那就是商业产生的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快乐，以及由此所触发的忧虑和困惑（第2页）。卜正民通过一个默默无名的明朝官员——张涛，让自己得以从明人的视角，而不是后人“理性化”的经济理论与模式，去理解明代的商业和社会。通过史料，研究者将自己置身于与历史经历者不断对话之中；同时，本书并没有像大部分的学术论著一样，在开篇就交代一段学术史。这样不拘一格的写作方法让这本书具有更高的可读性，也减少了学术著作和普通读者之间那道无形的、似乎难以逾越的交流鸿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作者的研究路径称不上很新颖，但是他的叙事方式却令人耳目一新。他化用张涛在《歙县志》里面的写作模式，用冬、春、夏三季来分别展现明代的三段历史时期（尽管作者承认这种划分方法有些武断），并且以秋季叙述明人的反思。在四季交替间，穿行于史料当中的卜正民就像一位老练的导游，为读者指出一处处关键的“景色”，添上自己的评论，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 卜正民的《纵乐与困惑》并不着眼于财力雄厚的商帮或者一两个著名士大夫，它关注的是更广阔的明代物质世界，以及由商业所导致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在笔者看来，此书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商人和士大夫之间的因商业发展而不断变更的互动关系。作者提出，从东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提倡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图景并不具有必然性；与其说四民各守其业是一种曾经被实际执行过的命令，不如将它看成是某种具有道德意味的理想（和作为理想的士大夫标准形象相近）。即使是在初创的洪武朝，朱元璋本人就已经意识到，这种生硬的模版已经不能描述社会身份逐渐多元化的明代社会（为此，他在“四民”以外增补了“僧”和“道”）。然而，不管是哪种划分方法，至少在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实力都是比较低的：不仅是经商会有较大的风险（人们只是因为不能依靠务农为生才不得不转而从商），而且儒家思想对商业贸易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随着明代从战乱中逐渐恢复，尤其是大运河重新投入使用以后，江南地区商人的实力亦随之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处于社会顶端的士大夫和地位低贱的商人不得不发生密切的交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奢侈品买卖。高层文化通过拥有奢侈品对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识认，而工匠们则挖空心思生产廉价的替代品。由于市场上不久就充斥着各式各样以假乱真的赝品，为了避免市场上的危险，上层士大夫不自觉地就参与到商业运作的环节中。正如王佐在《格古要论》所说的，士大夫应该亲自监视工匠以保证商品的货真价实（第78页）。 新的经济繁荣不断发展，社会地位的基础逐渐被经济基础所取代，人们纷纷“趋富贵而厌贫贱”。在家财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某些家庭可以负担进入社会精英阶层所必需的教育和文化训练，而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士大夫们的不安。诸如《格古要论》、《帝京景物略》和《筠轩清阁录》之类的书的出现，以及士大夫对发财致富的控诉，正是这种不安的反映。诚如卜正民所言，品评、鉴别奢侈品是一种区分社会地位的手段。士大夫通过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上的正统（甚至发展到品评水果品种是否能够符合士大夫身份的地步），和那些迫切希望购买奢侈品、古董字画以及其他高价值商品的“暴发户”区分开来。这种人为建构的雅俗之别之所以变得流行和有必要，正与明代商业浪潮带来商人的暴富有关（第149页、第162-167页、第256-264页）。另一方面，随着中央政府逐渐退出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其实中央政府最终也不能退出商业运作。正如书中提到的丘浚的例子。但是需要讨论的是，丘浚的这种意见是否会其他士大夫成员接受），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商人的财富来维系整个地方行政、生产和文化系统的运作（造浮桥、建学宫、修郡志、均递驿）。而商人也愿意支持地方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因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子孙可能凭借这些措施所带来的便利进入士大夫阶层（第94-99页、第138-147页）。到了明代晚期，商业已经在士大夫阶层内部打上深深的烙印：从前仅仅是人们用以维持生计的商业，如今使得不少士大夫成员都积极参与其中了。面对商业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商人和士大夫以及士大夫阶层内部，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因此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 笔者不厌其烦地重提作者写作的主线，是因为这是商业对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子之一，也是最显作者功力之处。单纯的经济史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唯有将经济史和整个社会的各个面相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历史研究才可能展现出趣味性，也可以避免单纯的经济数据研究与历史语境脱节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在如今的经济史研究中还比较明显）。卜正民的一个优点，正是他能够将经济和社会两个因素联系起来，并且通过历史亲历者的眼光为读者描绘出一个商业与社会文化互动的历史过程。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此书还展现出卜正民的另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在《纵乐的困惑》中，几乎任何材料都可以为作者信手拈来，成为历史叙述的材料：南京聚宝门的一块砖头、使团的交通工具、白银带来人身关系的松弛、地方志编修过程中士大夫对商人看法的变迁、印刷与出版行业的发展和规模化、宗族成员生活方式的变化、海外贸易的起伏与海盗的兴衰、古玩鉴赏原则、铜制佛像、官方驿递系统和私人旅行路线、私人书信、晚明的上层士人所热衷的性文化等等。在作者的眼中，它们统统都是商业发展影响整个明代社会的重要见证。虽然这些貌似不起眼的东西拼凑起来难免会给人以一种零散的感觉，卜正民却有能力通过物质与社会文化这个深刻的主线把它们都串联起来。这种拓展史料范围的能力，以及对物质史料的组织手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这本书可以说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最佳入门读物之一，不过，它似乎也有不少缺点，也有可以更加深入研究的领域。卜正民曾经提到，明朝中晚期出现了尝试性的节育行为，并且以16世纪90年代浙江桐乡的一个姚姓奶妈的故事（第180页）为例。笔者翻看了《见闻杂录》（卷三，第135页下），发现卜正民对史料的理解或有容许商榷的地方。现兹录原文如下： 妇人女子之隐形冰霜争絜者颇多，惜其不传于人间而苦于无力奏闻，冺冺泉下可哀也。予长女有乳母姚者，王某之妻也。乡俗雇乳母约以三年为限，彼意谓必限满此是夫妇会合之期，执之甚坚。乃一日，夫家住迫近，偶出看其祖父，夫搂抱求媾，媾之，而随孕焉。孕三月，妇惶恐不胜，口称曰：“吾羞见老爷。”盖指余也，连日求死者再。予令女使解之曰：“多少做乳母者不惜廉耻，汝亲夫相会，得礼之正，于事体何妨？万勿介意。”而余内人莗亦数四解慰之。妇竟不从，多服水银而死。予率长女殓而奠之，大为号咷。云：“君子曰：‘姚氏虽细人妻，亦可以当烈妇名矣。’” 从引文可见，不论是作者李乐的叙述，还是姚姓乳母自己的想法，都很难被说是存在一种因为人口过多而人为节制生育的尝试。史料里面，原文作者（未知是否李乐本人）让自己的女儿安慰姚姓乳母，理由是“多少做乳母者不惜廉耻，汝亲夫相会，得礼之正，于事体何妨”。我们可以试着大胆猜测：当地不少乳母在履行工作合同（也许是口头合约）期间，曾经和丈夫以外的其他男性发生有悖道德的关系，继而导致怀孕，无法继续工作。这种行为在当地也许受到了强烈的道德谴责，这才会让那位姚姓乳母那么惶恐不安。笔者更愿意相信，乳母心里担心的是，在工作期间的怀孕会让自己被乡人看成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她害怕腹中的孩儿还没出生就已经没有好名声。因此，尽管雇主一家人对她的情况给予了高度的理解，可是姚姓乳母还是无法摆脱自己内心的谴责。她可能会想，要是自己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感就好了。最终她选择了服水银，以死表明清白。后来，雇主一家也将她视作一名烈妇。整个故事都很难反映出作者认为的“尝试性节育”实践，而乳母“羞于见老爷”也不是“将‘计划生育’当做一种道德标准”的表现；而卜正民却认为，明朝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人们人为地节制生育。这或许是卜正民在本书中难得出现的一个小失误。 除了对具体史料的解读以外，本书在史料选择的范围上也许能够有所扩展。由于卜正民关注的是商业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因此作为两者交汇点之一的物质就成为了全书的关键。虽然作者已经将不少物质加入到了讨论里面，但是假如他能够更深入细致地论述婚嫁和丧葬的场面、商业发展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室内家具的陈设规定与商人的“违制”、上层士人家庭和商人家庭的食材等等，这或许能够为读者描绘出一个更加细致、更加丰满的明代社会，从而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明朝中后期商业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最后，卜正民全书的重点在于明代的商业与社会文化。但是，尽管卜正民在商业发展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了详细而有说服力的论述，可是我们却没能看到他在社会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方面有比较令人满意的论述（大概就只有谈到奢侈品赝品的时候稍稍论及社会文化对商业的反向影响）。这不得不说是这本妙趣横生的小书留下的一大遗憾。 然而，瑕不掩瑜。《纵乐的困惑》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社会经济史论著。之于明朝，卜正民意识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但他清楚自己的独特优势：“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生活中去的优势。”（第4页）而且，他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没有中国史学家要面对的种种传统话语模式和制度上的限制。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使得《纵乐的困惑》能够跳出旧有的研究视角，带给我们一种关于明代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