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日语喊了一嗓子：论从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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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这是沟口雄三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的建议。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近代，已经从自我中心式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转变到了以中国为“目的”式的中国学。后者便是以世界为标准、为法则、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而所谓“世界”只不过是“欧洲”。沟口雄三提倡的再转变，便是认为在世界多元化的情况下，应以中国为方法，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评以往的“世界”，把中国连同自己都“相对化”，以充实日本学者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他的希望是把中国作为方法，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比如日本宋明学，就应该自觉意识到作为一门外国学，对中国研究者可以成研究目的的内容，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可能就只能成为方法，即把了解中国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目的之外，还要把宋明的政治、社会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培养比较研究的眼光，对日本和欧洲也要进行考察。这就要求日本的宋明学学者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多方面的知识，把这种“辛苦”看成外国研究的宿命或“特权”。书中对中国“近代”的考察，是沟口先生对自己学术主张的实践。
沟口先生认为，对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几乎都是按照从现代回溯到过去的方式来考察，完全没有从明末清初或清朝中叶即从前近代延伸到现代的观点，缺乏把前近代——近代视为“基体”的连续、展开或蜕化的观点，这就使“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种对历史基体缺乏洞察、抛弃事实的阶段论假说在战后近代中国史尤其是思想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透视法。沟口认为，从严复到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所建构起来的对所谓“守旧”、“落后”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对中国当时的历史现实的分析多得到的，而是在外部视线的影响下丧失了主体性的、对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认识，是一种追求“先进”有得不到满足的受挫心理的反映。
至于“洋务”，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化成功与否、能否为“现代化”服务，作为评价它的尺度和标准。通过“回顾”过去而得来的“现代”，和以往以革命为追溯的起点一样，也是一个为了满足现代的时代要求，为了解决现代的政治课题，根据需要或剪裁或夸张、为现代重新编辑而成的现代，只不过是以“现代化”取代了“革命”的另一个被扭曲了的近代而已。洋务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组织，不是能够“创造出体制”的主体性的权力机构，参与洋务的各个官僚、知识分子出了决心推行洋务以外，并无其他共同点，他们不过各自凭着自己的资质和判断，在中国这一无边无际的巨大沼泽地中四处摸索，尝试着打下地桩。
关于民权和官权的问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教育和殖产兴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分权化的作用，但在主观上，他们认为这是“集中—统一”的需要，所以他们才栈道了反对民权的立场上。张之洞的反民权内容要从他深刻的对外认识来理解，从他的角度看，民权派的“权”志向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分权化，这意味着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必然是中国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面临瓜分危机，变法派的“文弱书生”、谋求地方分权的绅民，在张看来都无法信赖，他只有寄希望与集权的统一，因为他对朝廷毕竟还有相对的信赖，这促使他走向了为“御外”而护持朝廷的反民权道路。张对变法派并无非难，但民权与反民权、即民权与官权对立深处隐含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对立，由于其背后存在的瓜分危机，一方以瓜分为灭亡，一方以瓜分谋自存，最终成为无法妥协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张所提倡的“中体”，更多的是自觉到自身劣弱的危机意识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以维持王朝体制的意识形态教条。而如果将“中体”理解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那么“中体”作为大同、共和思想中所内含的中国的特殊性，则已经作为革命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牢牢地继承下来，包括毛革命。
沟口提倡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转换，如果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论从史出”取代“以论带史”。从国内研究界的情况看，沟口所说的四阶段论模式也属已陈刍狗，乏人问津了。但我们传统上有根深蒂固的“刍狗崇拜”，私下讲论不谈，教科书上却大谈，这无异于把青年学子当冻猪肉给这个刍狗作祭品。可怕的是，我的教育据说是要“从娃娃抓起”的，所以这毒奶粉他们非喝不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教育的失败倒是有利于青少年思想松绑的好事了。
（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这是沟口雄三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的建议。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近代，已经从自我中心式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转变到了以中国为“目的”式的中国学。后者便是以世界为标准、为法则、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而所谓“世界”只不过是“欧洲”。沟口雄三提倡的再转变，便是认为在世界多元化的情况下，应以中国为方法，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评以往的“世界”，把中国连同自己都“相对化”，以充实日本学者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他的希望是把中国作为方法，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比如日本宋明学，就应该自觉意识到作为一门外国学，对中国研究者可以成研究目的的内容，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可能就只能成为方法，即把了解中国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目的之外，还要把宋明的政治、社会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培养比较研究的眼光，对日本和欧洲也要进行考察。这就要求日本的宋明学学者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多方面的知识，把这种“辛苦”看成外国研究的宿命或“特权”。书中对中国“近代”的考察，是沟口先生对自己学术主张的实践。
沟口先生认为，对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几乎都是按照从现代回溯到过去的方式来考察，完全没有从明末清初或清朝中叶即从前近代延伸到现代的观点，缺乏把前近代——近代视为“基体”的连续、展开或蜕化的观点，这就使“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种对历史基体缺乏洞察、抛弃事实的阶段论假说在战后近代中国史尤其是思想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透视法。沟口认为，从严复到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所建构起来的对所谓“守旧”、“落后”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对中国当时的历史现实的分析多得到的，而是在外部视线的影响下丧失了主体性的、对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认识，是一种追求“先进”有得不到满足的受挫心理的反映。
至于“洋务”，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化成功与否、能否为“现代化”服务，作为评价它的尺度和标准。通过“回顾”过去而得来的“现代”，和以往以革命为追溯的起点一样，也是一个为了满足现代的时代要求，为了解决现代的政治课题，根据需要或剪裁或夸张、为现代重新编辑而成的现代，只不过是以“现代化”取代了“革命”的另一个被扭曲了的近代而已。洋务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组织，不是能够“创造出体制”的主体性的权力机构，参与洋务的各个官僚、知识分子出了决心推行洋务以外，并无其他共同点，他们不过各自凭着自己的资质和判断，在中国这一无边无际的巨大沼泽地中四处摸索，尝试着打下地桩。
关于民权和官权的问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教育和殖产兴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分权化的作用，但在主观上，他们认为这是“集中—统一”的需要，所以他们才栈道了反对民权的立场上。张之洞的反民权内容要从他深刻的对外认识来理解，从他的角度看，民权派的“权”志向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分权化，这意味着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必然是中国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面临瓜分危机，变法派的“文弱书生”、谋求地方分权的绅民，在张看来都无法信赖，他只有寄希望与集权的统一，因为他对朝廷毕竟还有相对的信赖，这促使他走向了为“御外”而护持朝廷的反民权道路。张对变法派并无非难，但民权与反民权、即民权与官权对立深处隐含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对立，由于其背后存在的瓜分危机，一方以瓜分为灭亡，一方以瓜分谋自存，最终成为无法妥协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张所提倡的“中体”，更多的是自觉到自身劣弱的危机意识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以维持王朝体制的意识形态教条。而如果将“中体”理解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那么“中体”作为大同、共和思想中所内含的中国的特殊性，则已经作为革命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牢牢地继承下来，包括毛革命。
沟口提倡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转换，如果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论从史出”取代“以论带史”。从国内研究界的情况看，沟口所说的四阶段论模式也属已陈刍狗，乏人问津了。但我们传统上有根深蒂固的“刍狗崇拜”，私下讲论不谈，教科书上却大谈，这无异于把青年学子当冻猪肉给这个刍狗作祭品。可怕的是，我的教育据说是要“从娃娃抓起”的，所以这毒奶粉他们非喝不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教育的失败倒是有利于青少年思想松绑的好事了。
（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