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工地
中国大工地
英国左派史学家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1780-1832年的四十多年间从“青春到早期成熟”的历程。E·P·汤普森所处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即将迎来全球化，距离工业革命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个半世纪，他重新发掘出“工人阶级”的题目，究竟是因为身为劳动人民后代的知识分子“寻根热”使然，对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还是因为汤普森先生对全球化即将带来的新一轮劳动分工浪潮，怀有一种学者的天生敏锐呢？
我们没有赶上工业革命，也没赶上六十年代的全球化之初，但“赶早不如赶巧”，我们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赶上了自己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了所有西欧国家。然而，在赶上发展速度之时，也赶上了速度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殇：“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为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
霓虹闪烁的都市，摩云高耸的大楼，在大雾天里半身之上几乎隐入云端的魔幻都市，与证券交易所一路飘红上扬的曲线一道，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指标。可这每天都在长高的城市，似乎少了些什么。
我们不用像E·P·汤普森一样穿越将近两百年，也不用后悔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身先士卒，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工地”上。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在其新作《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一书中，把我们领入了平日里悬挂“施工重地，闲人免进”，打桩声、机械声轰轰隆隆，泥浆黑、粉尘灰飞飞扬扬(其实这些很多都是过去工地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的工地现场，走近我们头脑中油污抹面无暇敛容(我们因此对他们或敬而远之，或嫌避之不及)的工人中去，亲眼观察体验一下“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他们必须经历的社会与时代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汤普森说道，“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
中国的工人们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与时代当中，“包产到户”之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产品”，造成“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在这个日益市场化社会中，现金越来越取代传统交换形式(以物易物、换工帮助)，成为消费的主要媒介；农村生活的人们在生产上并没有下降，但在物质需求上却越来越为“现代化”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因为这些新的需求(新的住房、现代化设施、家用电器等等)无一不依赖现金，而无法再用传统方式获得。
一方面，来自农村的人们需要更多能提供现金的渠道，另一方面，亟须经济发展物质指标的大城市，也为这些需求提供了可能。城市在长高，城市在扩张，没有一样离得了体力劳动者，同时，这些源源不绝的大工地都提供现金来交换有偿劳动，而这些有时无法保证的现金便成了农民工与投资者无法调和的矛盾之源。
除了无法保证的现金，建筑者与他们建造的成果也有了深刻的疏离。“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也往往在周围人眼里造成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城市扩张或长高的速度过于迅速，有时甚至等不及来自农村的人们走入城市，新修的柏油公路便将硕大的广告牌送到了他们的地头，把城市塞到了他们的身边。当他们还不习惯城市的时候，便已不得不面对“周围人眼里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可这依然是他们自身需要经历的“社会与时代”。既然他们无法选择逃避时代的进程，那么努力尝试适应这种变迁带来的挑战，或许成了最佳方案，尽管这些适应的过程在同时代的善良人们眼中、多了几分心酸、多了一些残酷。
他们不是永恒的失败者
两百年后的英国工人研究者，或许会把十九世纪之初的英国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而另一些则将他们视为“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但汤普森却理性地告诉我们，研究者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
城市的迅猛发展送来了现代化的方向和模板，但我们很难说清参与城市建设的工人们究竟愿不愿意加入这场无法逃避的历程———他们是“被现代化”了吗？答案还不确定，可能时间是最好的实证研究者。
不过在检验这些之前，工人对现金回报的需求，和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不规范发生了根本的矛盾。“2005年初，包工头老李带着几十号工人到北京的一处别墅工地上追讨工钱。2004年他带着五六十号工人分包了七栋别墅的主体工程的劳务工作，工钱一共10万块钱。按照当初的协议，老李作为包工头要先垫付工人的生活费，等工程完工之后再结清工程款。但是直到工程验收结束，工钱一直都没有发放。”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讨薪故事，像所有的同类故事一样，这是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一场斗争，但这却不是一个关于“黑心”包工头的刻板印象。
“包工头本人也经常被建筑公司拖欠工程款。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并不在于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垫付工资。”敏锐的作者没有陷入“欠薪/讨薪”的困境，而是把问题延伸到分包劳动体制下的资本积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资本通过下放责任、卷入资本、消减抗争势力等方式对分包劳动制加以利用，既实现了灵活积累，也将劳动关系遮蔽在人际关系之中”。换言之，包工头本身成为资本转移风险的替罪羊，怪不得，在工人们拿出记工本和陈年的白条诉说时，“许多包工头也纷纷透露了自己多年被欠工程款的心酸经历”。
“大工地”上的人们还有很多辛酸，糟糕的住房条件，苛刻的罚款条件，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用工安全和劳动培训的不足，工人们在城市高楼背景下的“消失”，当然，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笼统的资本主义，归咎于不完善的体制，抨击分包劳动体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我们或许应该问问工人们，他们又从大工地上获得了哪些体验、哪些积累，因为，是他们与我们一同在建设这个有待建设的社会。
半个世纪前的汤普森或许是对的，“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工人看作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五十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他们留给我们的，除了那些高耸的写字楼、富丽堂皇的购物广场，还有一面文化的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制度与价值上并不完善的一面，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延伸
是异化，还是阵痛？
1932年，茅盾写成了后来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中的第一篇，《春蚕》。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环太湖流域南部的浙江嘉兴由于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传统手工业者在席卷中国的资本主义面前陷入了种种变迁之苦。
1935年，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农村传统经济与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农民们，被新兴的城市轻工业所吸引，等待他/她们的却不是丰裕的城市生活，而是纱厂中日日几乎失去自由的辛苦劳作。
1938年，人类学家费孝通以《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后来中外驰名的《江村经济》)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翌年出版。这位来自环太湖流域东部江苏吴江的学者在书中专辟第十二章“蚕丝业”，他虽然深刻体会到“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但他也同样看到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已经作了各种尝试来控制这个变化，以减轻或消灭其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早在1920年代，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等一批知识妇女看到传统蚕丝业的萎缩，就开始兴 办 蚕 业 学 校 ，开 设“ 蚕 业 指 导所”，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力图帮助传统工业走出困境。正是这种身体力行的努力，让人类学家看到了变迁的力量，社会变革在短时期内的阵痛，不会磨灭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恍如一个轮回，今日的中国又走在了经济变革之际，资本的涌入比上个世纪来得更加汹涌，激起的惊涛骇浪也更加猛烈。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剩下的大部分并没有迅速跟上，反而在前进的路程中，渐渐与领头者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人们没有如期成为“共富者”，却成了“工厂流水线”上他人富饶的提供者。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文学家茅盾或夏衍眼中“异化”的世界，还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眼中变迁的阵痛？近年来多位关心当下，关心民生，富有良知的海内外作者，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劳工身上。
我们无法绕开的自然是以《中国女工》、《失语者的呼声》、《大工地》、《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声名鹊起的潘毅教授。在工地上、工棚中，与女工共同生活的参与观察，让她面对种种糟糕的住房条件、苛刻的罚款条例、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用工安全和劳动培训的不足，工人们在城市高楼背景下的“消失”，以及项目投资方对男/女工人在薪酬、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苛刻待遇，体现了学者的良知。
在《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一书中，她直视了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最大电子代工厂的繁荣之殇。泰勒制的发明者是为了提高生产销率，但没有想到一个代工企业能将这种“人的碎片化”发挥到极致，“用工、宿舍、生产”周而复始，流水线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说福特制的发明体现了新教企业家人性的一面，那么他的中国继承人，却完全将工人变成了机械的一部分，当人的主体性彻底被工具化取代，人们唯一有自主权的，或许就只有结束这一切的权力了。
潘毅并不是感受到发展之痛的唯一一人，《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Factory Girl：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的作者张彤禾怀着和前者一样的善良，记录了尚未成年、便被资本的力量吸引到新兴企业中来的年轻女孩。她们是中国1 .3亿外出打工者之一，与十多个姑娘共同分享狭小的工厂宿舍；她们面对工厂的剥削，为城市创造惊人财富的同时，自己却连这个栖身城市的全貌也没有看过。同时，故乡的家庭仍等待着她们源源不断的汇款。
善良的观察者为工人的不幸感到更大的不幸，然而，是包工头、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更应该背负这道义的原罪呢？或者是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
也许研究者们应该换个角度，跳出“发展受害者”的角色，看待这个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
牛津大学的社会学者项飙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带给我们南印度的技术白领。再一次，跨国资本主义将印度农民，变成了现代“码工”，他们编写的应用程序代码被安装到了中国流水线上生产的电子产品中了么？我们并不清楚。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是同一条资本流水线上的另一群技术工人———等着前往欧、美换来一份能带来妻子和姊妹巨额嫁妆的工作。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蓝佩嘉笔下的《跨国灰姑娘》身上，这群来自东南亚跨国劳工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摆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
张彤禾的丈夫、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驾着租来的汽车，走在越来越平整的道路上。他在中国的十多年经历中见证建筑工地喧闹声的同时，也看到“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值得思考的是，他留给了我们一个“个体仅凭着意志力能走多远的问题”？
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用他对巴西渔村四十年的观察写成了《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后半程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与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曾经摆在巴西社会面前的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眼前。工业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利用、工业进程与环境污染、农村劳动力如何通过工厂工作获得教育机会，分享现代化的成果，一切都似曾相识。巴西曾经走过的发展之路，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为我们带来的一块“他山之石”。
今天的我们不必太早下结论，是茅盾还是费孝通更加正确，但相信理性主义的智慧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终能帮助身处变迁之潮中的每一分子随机应变(而非格格不入)，将自己与世界的潮流融为一体。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版次:GB18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5-06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4c1/52ccfc.html
英国左派史学家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1780-1832年的四十多年间从“青春到早期成熟”的历程。E·P·汤普森所处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即将迎来全球化，距离工业革命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个半世纪，他重新发掘出“工人阶级”的题目，究竟是因为身为劳动人民后代的知识分子“寻根热”使然，对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还是因为汤普森先生对全球化即将带来的新一轮劳动分工浪潮，怀有一种学者的天生敏锐呢？
我们没有赶上工业革命，也没赶上六十年代的全球化之初，但“赶早不如赶巧”，我们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赶上了自己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了所有西欧国家。然而，在赶上发展速度之时，也赶上了速度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殇：“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为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
霓虹闪烁的都市，摩云高耸的大楼，在大雾天里半身之上几乎隐入云端的魔幻都市，与证券交易所一路飘红上扬的曲线一道，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指标。可这每天都在长高的城市，似乎少了些什么。
我们不用像E·P·汤普森一样穿越将近两百年，也不用后悔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身先士卒，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工地”上。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在其新作《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一书中，把我们领入了平日里悬挂“施工重地，闲人免进”，打桩声、机械声轰轰隆隆，泥浆黑、粉尘灰飞飞扬扬(其实这些很多都是过去工地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的工地现场，走近我们头脑中油污抹面无暇敛容(我们因此对他们或敬而远之，或嫌避之不及)的工人中去，亲眼观察体验一下“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他们必须经历的社会与时代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汤普森说道，“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
中国的工人们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与时代当中，“包产到户”之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产品”，造成“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在这个日益市场化社会中，现金越来越取代传统交换形式(以物易物、换工帮助)，成为消费的主要媒介；农村生活的人们在生产上并没有下降，但在物质需求上却越来越为“现代化”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因为这些新的需求(新的住房、现代化设施、家用电器等等)无一不依赖现金，而无法再用传统方式获得。
一方面，来自农村的人们需要更多能提供现金的渠道，另一方面，亟须经济发展物质指标的大城市，也为这些需求提供了可能。城市在长高，城市在扩张，没有一样离得了体力劳动者，同时，这些源源不绝的大工地都提供现金来交换有偿劳动，而这些有时无法保证的现金便成了农民工与投资者无法调和的矛盾之源。
除了无法保证的现金，建筑者与他们建造的成果也有了深刻的疏离。“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也往往在周围人眼里造成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城市扩张或长高的速度过于迅速，有时甚至等不及来自农村的人们走入城市，新修的柏油公路便将硕大的广告牌送到了他们的地头，把城市塞到了他们的身边。当他们还不习惯城市的时候，便已不得不面对“周围人眼里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可这依然是他们自身需要经历的“社会与时代”。既然他们无法选择逃避时代的进程，那么努力尝试适应这种变迁带来的挑战，或许成了最佳方案，尽管这些适应的过程在同时代的善良人们眼中、多了几分心酸、多了一些残酷。
他们不是永恒的失败者
两百年后的英国工人研究者，或许会把十九世纪之初的英国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而另一些则将他们视为“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但汤普森却理性地告诉我们，研究者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
城市的迅猛发展送来了现代化的方向和模板，但我们很难说清参与城市建设的工人们究竟愿不愿意加入这场无法逃避的历程———他们是“被现代化”了吗？答案还不确定，可能时间是最好的实证研究者。
不过在检验这些之前，工人对现金回报的需求，和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不规范发生了根本的矛盾。“2005年初，包工头老李带着几十号工人到北京的一处别墅工地上追讨工钱。2004年他带着五六十号工人分包了七栋别墅的主体工程的劳务工作，工钱一共10万块钱。按照当初的协议，老李作为包工头要先垫付工人的生活费，等工程完工之后再结清工程款。但是直到工程验收结束，工钱一直都没有发放。”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讨薪故事，像所有的同类故事一样，这是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一场斗争，但这却不是一个关于“黑心”包工头的刻板印象。
“包工头本人也经常被建筑公司拖欠工程款。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并不在于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垫付工资。”敏锐的作者没有陷入“欠薪/讨薪”的困境，而是把问题延伸到分包劳动体制下的资本积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资本通过下放责任、卷入资本、消减抗争势力等方式对分包劳动制加以利用，既实现了灵活积累，也将劳动关系遮蔽在人际关系之中”。换言之，包工头本身成为资本转移风险的替罪羊，怪不得，在工人们拿出记工本和陈年的白条诉说时，“许多包工头也纷纷透露了自己多年被欠工程款的心酸经历”。
“大工地”上的人们还有很多辛酸，糟糕的住房条件，苛刻的罚款条件，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用工安全和劳动培训的不足，工人们在城市高楼背景下的“消失”，当然，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笼统的资本主义，归咎于不完善的体制，抨击分包劳动体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我们或许应该问问工人们，他们又从大工地上获得了哪些体验、哪些积累，因为，是他们与我们一同在建设这个有待建设的社会。
半个世纪前的汤普森或许是对的，“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工人看作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五十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他们留给我们的，除了那些高耸的写字楼、富丽堂皇的购物广场，还有一面文化的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制度与价值上并不完善的一面，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延伸
是异化，还是阵痛？
1932年，茅盾写成了后来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中的第一篇，《春蚕》。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环太湖流域南部的浙江嘉兴由于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传统手工业者在席卷中国的资本主义面前陷入了种种变迁之苦。
1935年，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农村传统经济与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农民们，被新兴的城市轻工业所吸引，等待他/她们的却不是丰裕的城市生活，而是纱厂中日日几乎失去自由的辛苦劳作。
1938年，人类学家费孝通以《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后来中外驰名的《江村经济》)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翌年出版。这位来自环太湖流域东部江苏吴江的学者在书中专辟第十二章“蚕丝业”，他虽然深刻体会到“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但他也同样看到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已经作了各种尝试来控制这个变化，以减轻或消灭其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早在1920年代，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等一批知识妇女看到传统蚕丝业的萎缩，就开始兴 办 蚕 业 学 校 ，开 设“ 蚕 业 指 导所”，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力图帮助传统工业走出困境。正是这种身体力行的努力，让人类学家看到了变迁的力量，社会变革在短时期内的阵痛，不会磨灭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恍如一个轮回，今日的中国又走在了经济变革之际，资本的涌入比上个世纪来得更加汹涌，激起的惊涛骇浪也更加猛烈。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剩下的大部分并没有迅速跟上，反而在前进的路程中，渐渐与领头者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人们没有如期成为“共富者”，却成了“工厂流水线”上他人富饶的提供者。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文学家茅盾或夏衍眼中“异化”的世界，还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眼中变迁的阵痛？近年来多位关心当下，关心民生，富有良知的海内外作者，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劳工身上。
我们无法绕开的自然是以《中国女工》、《失语者的呼声》、《大工地》、《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声名鹊起的潘毅教授。在工地上、工棚中，与女工共同生活的参与观察，让她面对种种糟糕的住房条件、苛刻的罚款条例、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用工安全和劳动培训的不足，工人们在城市高楼背景下的“消失”，以及项目投资方对男/女工人在薪酬、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苛刻待遇，体现了学者的良知。
在《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一书中，她直视了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最大电子代工厂的繁荣之殇。泰勒制的发明者是为了提高生产销率，但没有想到一个代工企业能将这种“人的碎片化”发挥到极致，“用工、宿舍、生产”周而复始，流水线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说福特制的发明体现了新教企业家人性的一面，那么他的中国继承人，却完全将工人变成了机械的一部分，当人的主体性彻底被工具化取代，人们唯一有自主权的，或许就只有结束这一切的权力了。
潘毅并不是感受到发展之痛的唯一一人，《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Factory Girl：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的作者张彤禾怀着和前者一样的善良，记录了尚未成年、便被资本的力量吸引到新兴企业中来的年轻女孩。她们是中国1 .3亿外出打工者之一，与十多个姑娘共同分享狭小的工厂宿舍；她们面对工厂的剥削，为城市创造惊人财富的同时，自己却连这个栖身城市的全貌也没有看过。同时，故乡的家庭仍等待着她们源源不断的汇款。
善良的观察者为工人的不幸感到更大的不幸，然而，是包工头、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更应该背负这道义的原罪呢？或者是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
也许研究者们应该换个角度，跳出“发展受害者”的角色，看待这个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
牛津大学的社会学者项飙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带给我们南印度的技术白领。再一次，跨国资本主义将印度农民，变成了现代“码工”，他们编写的应用程序代码被安装到了中国流水线上生产的电子产品中了么？我们并不清楚。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是同一条资本流水线上的另一群技术工人———等着前往欧、美换来一份能带来妻子和姊妹巨额嫁妆的工作。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蓝佩嘉笔下的《跨国灰姑娘》身上，这群来自东南亚跨国劳工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摆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
张彤禾的丈夫、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驾着租来的汽车，走在越来越平整的道路上。他在中国的十多年经历中见证建筑工地喧闹声的同时，也看到“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值得思考的是，他留给了我们一个“个体仅凭着意志力能走多远的问题”？
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用他对巴西渔村四十年的观察写成了《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后半程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与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曾经摆在巴西社会面前的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眼前。工业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利用、工业进程与环境污染、农村劳动力如何通过工厂工作获得教育机会，分享现代化的成果，一切都似曾相识。巴西曾经走过的发展之路，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为我们带来的一块“他山之石”。
今天的我们不必太早下结论，是茅盾还是费孝通更加正确，但相信理性主义的智慧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终能帮助身处变迁之潮中的每一分子随机应变(而非格格不入)，将自己与世界的潮流融为一体。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版次:GB18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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