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支配概念
Pettit 在本书的前两章作出了精致的概念分析，以为其建立在支配概念之上的自由观念提供支持。但是，其分析与论证是令人生疑的，甚至可以说陷入了灾难性的错误之中。这使得其政治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在第一章中，Pettit 尝试将“支配”概念从“干涉”概念中剥离出来。他的关键论断是，“无干涉的支配（domination without interference）与无支配的干涉（interference without domination）都是可能的。”
但问题起于接下来的表述：“我可能是他人的一个奴隶，但实际上我的选择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就我有一个主人而言，我受到了支配；但就这个主人无法实施干预而言，我没有受到干涉。”
我们要问，这样一种状态是否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主人“能够”对我进行干预？然而，这里的“能够”是什么意思？主人-奴隶关系是一个正当关系，或者仅仅是一个为我所处的社群所支持的关系？如果是前者，这就意味着这一事态中既不存在支配，也不存在干涉；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合理地想象，我成为某人的奴隶是为强力所迫。以此为前提，“能够”的意思就是：主人有干预我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此时此刻并未转化为干预的事实。令人疑惑的是，Pettit 居然将这样一种状态称为“无干涉的支配”。有任何一位消极自由理论家会根据仅仅在一段时间之内主人未干预奴隶的情况而认为奴隶在这段时间内的自由未受损害吗？主人-奴隶的关系意味着这样的状况，即成为奴隶的人要服从于主人的命令；命令或许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但“服从”的概念却总在起作用。如果 A 以强力迫使 B 服从于他，那么随后无论 A 是否实际地发出了命令，B 的自由都受到了损害。事实上，当 A 没有发出命令时，B 尽管没有受到 A 的直接干预，但他却总受到这样一条规则的干预：“当 A 对我发出命令时，我必须服从”。正是这样的规则确保了主人-奴隶关系，而其根源依然是 A 的行动。因此，说 B 在此状态下没有受到干涉，显然是不正确的。
更进一步，Pettit 认为存在着“无支配的干涉”的状态：这种状态据说“不涉及奴役或屈从”。具体而言，“当且仅当对我的干涉是为了保证我的进一步利益，并且是根据我所接受的观点而实施时，干预就是可取的。”显然，这一条件不等同于自愿：有一些行动是出自我所接受的观点且能够保证我的进一步利益的，但我未必会想到去那么做，或者未必会在下一刻去那么做。看起来，在这种状态下，我就可以被干涉。
在这里，为消极自由理论家所反复批评的“真正的自我”的花招又出现了。Pettit 指出：干涉者应该被视为我的“代理人”，而不是主人。该代理人能够代替我做决定，因为他归根到底是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选择的。在此，参考 Charles Taylor 的相关论述是富有教益的。在著名的《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一文中，Taylor 曾举出三个常见事例：我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这对我的事业构成了障碍；或者，我想要从事旅游探险活动，但同时又沉浸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又比如，与人交流时我不善于控制自己而时常表达出恶意，这伤害了我想要维续的人际关系。在这些情况中，我有着深思熟虑的人生目标，它们首先属于我自己的观点，继而构成了我的重大利益；但同时，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来自自身的阻碍，而这些阻碍背后的欲望看起来都是浅薄的或非理性的。Pettit 的观点似乎是说，在这类状况下，干涉就是有必要的，或至少是被允许的。这一结论的荒谬不言自明：任何人都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遵从所谓的至高理性，更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认准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为此约束自我，但这无论如何不构成支持干涉——不管那是不是“无支配的干涉”——的理由。与一些理论家不同，我认为，在这类情况中显露出的不完美或不理智，恰恰是我们的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之，“没有干涉也会出现支配，因为支配的条件只是某人拥有任意干预你事务的能力，而不是事实上的干预。”但这是错误的。消极自由概念并非由狭义的事实干预而得到定义。后文表明，Pettit 的支配概念恰恰是通过这种对干涉概念的歪曲而找到容身之处的：他指出，强权者碰巧不施加干涉的状态并不违背消极自由，而为了拒斥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引入无支配自由的概念。我们发现，强权者与奴隶主不尽相同，因为这里似乎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服从规则。因而，情况在逻辑上是简单的：如果强权者不施加干涉，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没有受到侵犯；如果干涉必定伤害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干涉。显然，如果我们一直拥有自由，那么强权者就一直无法施加干涉。因此，我们看不出消极自由概念如何不能达到阻止强权者的目的。
Pettit 或许会告诫说，即使没有干涉，强权者依然是强权者。这一点远非清楚。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强权者”的定义：强权者指的是拥有足够的干涉他人的能力的人或团体吗？如果我的邻居合法地拥有一支威力强大的枪支，对我而言他是否算是强权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继而，让我们假设这位邻居在几天前凭借其武力迫使我为他搬运物品，而之后他从未再对我有过干涉行动。这似乎就是 Pettit 所考虑的状况：现在“你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受到干涉；但是你无法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强权者的干涉，无法健全地或富有弹性地享有无干涉。”但我们不明白这样的论断如何是有意义的。我的邻居先前令我丧失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控制，这使得他成为强权者；但在其武力强迫之后，只要消极自由的原则没有再被违反，我今后所享有的无干涉当然就是“健全”而“富有弹性”的。实际上，Pettit 无法为支配概念找出一个确切的作用范围。他想要表明的是，没有施加干涉的强权者依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似乎不同于合法持枪的邻居所带来的；但何谓“强权者”，这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当然，一个非法持枪的邻居大概可以被算作“强权者”，但这只是因为他在持枪的过程中侵犯了他人。对于此，消极自由原则依然是完备的）。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Pettit 尝试对支配概念给出一个规范定义——
“某人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某人支配或压迫他人，是因为：
（1）他们拥有干涉的能力；
（2）建立在一种专断的基础之上；
（3）在这种情况下，他人有权作出某些抉择。”
一言以蔽之，A 支配了 B，当且仅当，A 拥有在某些方面专断干涉 B 的能力。这样一种定义不能令我们满意：按照这三点，我合法持枪的邻居就支配了我，虽然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干涉的举动。无支配的自由理想将能力而不是行动视为自己的敌人，这使我们感到疑惑：如果我在获取一种能力的过程中没有侵犯到他人，那么无论这种能力是什么，我都应该可以拥有它。仅仅是拥有一种能力——比如持有并使用枪支——不可能危及他人的自由。
Pettit 对干涉概念的分析也有可质疑之处。他认为，干涉是故意恶化他人状况的行为：“一切干涉行为，不管是强制的还是操纵的，其干涉者的目的都是旨在通过改变可以获得的选择范围、改变分配给这些选择的预期收益以及控制选择的结果或实际收益，来恶化行动者的选择状况。”然而，正如 Robert Nozick 在《强迫》一文中所指出的，使状况恶化这样的标准并不清晰：比如，我们无法指出威胁与施予这两种行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按照 Pettit 的意见，我们似乎可以在不考虑受影响者的意志的前提下判断干涉的有无，但是，究竟怎样的行为才算是使状况恶化的？如果我们仅仅以施行者的动机为标准，这就无异于说，一个人是否受到干涉、是否受到强制、是否自由竟然与他自己的意见毫无关系。然而，一般认为，为个人所自愿接受的影响因素并不构成干涉——不管这一因素是否“恶化”了其选择状况；换言之，只有在个人认为其行动受到了人为阻碍时，才算作被干涉。我们不难发现，Pettit 之所以执意将干涉定义为第三人称的所谓“恶化”选择状况的行为，正是为了给不起恶化效果的干涉——非支配的干涉——留出空间。这样的论述不能令人信服。
Pettit 在后文认为，为了达到无支配状态，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为相互权力（reciprocal power）策略，即“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拥有的资源更为平等”；二为宪政预防（constitutional provision）策略，即“向局势中引入一个合宪的权威”，以之“剥夺他方专断干涉的权力以及惩罚这种干涉的权力”。且撇开这两点如何可能实现不谈，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指示的社会政策无疑是荒谬而危险的：资源平等与剥夺专断干涉权力的主张都意味着一种激进的再分配理想，即将各方所具备的能力完全地平均化。如果我的邻居持有一支枪，那么他相对于我就拥有更多的资源与更高的专断干涉的权力；所以，按照上述策略，要么我也应该拥有枪支，要么政府就要夺走他的枪支。或者，假设我比你更富有，那么除非平均分配我们的财产，否则我就支配了你。问题的根源就在于：Pettit 通过对支配关系的规定，极大扩展了自由概念的作用范围，这使得无支配的自由最终走向了积极自由。
在后面的分析中，Pettit 将无支配自由与法治之下的自由等同了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一点实际上是求助于自由主义传统中两种自由理论的对比。当洛克将自由维系于权利概念时，边沁却认为“所有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即使这种侵犯导致自由的整体增加”。显明的差别出现在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假设我想杀人，那么一条禁止杀人的法律原则是否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侵犯？边沁的答案为“是”，而洛克的答案为“否”。这样的区别似乎表明，如果我们将自由理解为法律秩序之下的自由，那么消极自由观念就被否定了。Pettit 的逻辑是，公正的法律对我们施加了“无支配的干涉”，同时也保障了我们的自由；所以，自由就应该是无支配状态，而绝非无干涉状态。
但是，这种区别实际上是非常表面化的，并没有深刻的意义。消极自由概念仅仅是一个经由语言分析而确定的规范定义，它并不是、也没有人会认为是对政治自由的完整说明。消极自由立足于第一人称视角，而政治自由则基于第三人称视角，其中后者必须将平等视为不可变易的约束条件——其结果即是平等的权利或平等的自由——否则秩序便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上文中洛克与边沁的冲突可以通过澄清概念而得到化解：当问题中的“自由”指的是消极自由时，答案应当为“是”；而当它指的是政治自由时，答案就应当为“否”。
长时间以来，消极自由理论家已经被无数批评者误解为在鼓吹“无限制的”或“胡作非为的”自由，但这无一例外是将消极自由与政治自由混为一谈的结果。消极自由论者正确地将禁止杀人的原则称为对自由的限制，但这样的论断无论如何不构成对该原则的批评或反对；相反，正是通过这样的原则，我们的政治自由才得以确保。而与之相比，Pettit 所构设的“无支配自由”的方案既面临着理论上的失败，也蕴含着政治上的危险：对自由的如此再定义本身便是混乱的，进一步又导向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再分配政策。而在后面的论述中，无支配自由的概念被径直用来支持一种由善观念主导的、非中立的国家理想，这清楚地警告我们：对消极自由原则的任何微小偏离，都有可能引出一种破坏我们已有的自由的政治秩序。
在第一章中，Pettit 尝试将“支配”概念从“干涉”概念中剥离出来。他的关键论断是，“无干涉的支配（domination without interference）与无支配的干涉（interference without domination）都是可能的。”
但问题起于接下来的表述：“我可能是他人的一个奴隶，但实际上我的选择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就我有一个主人而言，我受到了支配；但就这个主人无法实施干预而言，我没有受到干涉。”
我们要问，这样一种状态是否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主人“能够”对我进行干预？然而，这里的“能够”是什么意思？主人-奴隶关系是一个正当关系，或者仅仅是一个为我所处的社群所支持的关系？如果是前者，这就意味着这一事态中既不存在支配，也不存在干涉；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合理地想象，我成为某人的奴隶是为强力所迫。以此为前提，“能够”的意思就是：主人有干预我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此时此刻并未转化为干预的事实。令人疑惑的是，Pettit 居然将这样一种状态称为“无干涉的支配”。有任何一位消极自由理论家会根据仅仅在一段时间之内主人未干预奴隶的情况而认为奴隶在这段时间内的自由未受损害吗？主人-奴隶的关系意味着这样的状况，即成为奴隶的人要服从于主人的命令；命令或许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但“服从”的概念却总在起作用。如果 A 以强力迫使 B 服从于他，那么随后无论 A 是否实际地发出了命令，B 的自由都受到了损害。事实上，当 A 没有发出命令时，B 尽管没有受到 A 的直接干预，但他却总受到这样一条规则的干预：“当 A 对我发出命令时，我必须服从”。正是这样的规则确保了主人-奴隶关系，而其根源依然是 A 的行动。因此，说 B 在此状态下没有受到干涉，显然是不正确的。
更进一步，Pettit 认为存在着“无支配的干涉”的状态：这种状态据说“不涉及奴役或屈从”。具体而言，“当且仅当对我的干涉是为了保证我的进一步利益，并且是根据我所接受的观点而实施时，干预就是可取的。”显然，这一条件不等同于自愿：有一些行动是出自我所接受的观点且能够保证我的进一步利益的，但我未必会想到去那么做，或者未必会在下一刻去那么做。看起来，在这种状态下，我就可以被干涉。
在这里，为消极自由理论家所反复批评的“真正的自我”的花招又出现了。Pettit 指出：干涉者应该被视为我的“代理人”，而不是主人。该代理人能够代替我做决定，因为他归根到底是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选择的。在此，参考 Charles Taylor 的相关论述是富有教益的。在著名的《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一文中，Taylor 曾举出三个常见事例：我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这对我的事业构成了障碍；或者，我想要从事旅游探险活动，但同时又沉浸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又比如，与人交流时我不善于控制自己而时常表达出恶意，这伤害了我想要维续的人际关系。在这些情况中，我有着深思熟虑的人生目标，它们首先属于我自己的观点，继而构成了我的重大利益；但同时，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来自自身的阻碍，而这些阻碍背后的欲望看起来都是浅薄的或非理性的。Pettit 的观点似乎是说，在这类状况下，干涉就是有必要的，或至少是被允许的。这一结论的荒谬不言自明：任何人都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遵从所谓的至高理性，更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认准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为此约束自我，但这无论如何不构成支持干涉——不管那是不是“无支配的干涉”——的理由。与一些理论家不同，我认为，在这类情况中显露出的不完美或不理智，恰恰是我们的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之，“没有干涉也会出现支配，因为支配的条件只是某人拥有任意干预你事务的能力，而不是事实上的干预。”但这是错误的。消极自由概念并非由狭义的事实干预而得到定义。后文表明，Pettit 的支配概念恰恰是通过这种对干涉概念的歪曲而找到容身之处的：他指出，强权者碰巧不施加干涉的状态并不违背消极自由，而为了拒斥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引入无支配自由的概念。我们发现，强权者与奴隶主不尽相同，因为这里似乎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服从规则。因而，情况在逻辑上是简单的：如果强权者不施加干涉，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没有受到侵犯；如果干涉必定伤害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干涉。显然，如果我们一直拥有自由，那么强权者就一直无法施加干涉。因此，我们看不出消极自由概念如何不能达到阻止强权者的目的。
Pettit 或许会告诫说，即使没有干涉，强权者依然是强权者。这一点远非清楚。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强权者”的定义：强权者指的是拥有足够的干涉他人的能力的人或团体吗？如果我的邻居合法地拥有一支威力强大的枪支，对我而言他是否算是强权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继而，让我们假设这位邻居在几天前凭借其武力迫使我为他搬运物品，而之后他从未再对我有过干涉行动。这似乎就是 Pettit 所考虑的状况：现在“你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受到干涉；但是你无法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强权者的干涉，无法健全地或富有弹性地享有无干涉。”但我们不明白这样的论断如何是有意义的。我的邻居先前令我丧失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控制，这使得他成为强权者；但在其武力强迫之后，只要消极自由的原则没有再被违反，我今后所享有的无干涉当然就是“健全”而“富有弹性”的。实际上，Pettit 无法为支配概念找出一个确切的作用范围。他想要表明的是，没有施加干涉的强权者依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似乎不同于合法持枪的邻居所带来的；但何谓“强权者”，这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当然，一个非法持枪的邻居大概可以被算作“强权者”，但这只是因为他在持枪的过程中侵犯了他人。对于此，消极自由原则依然是完备的）。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Pettit 尝试对支配概念给出一个规范定义——
“某人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某人支配或压迫他人，是因为：
（1）他们拥有干涉的能力；
（2）建立在一种专断的基础之上；
（3）在这种情况下，他人有权作出某些抉择。”
一言以蔽之，A 支配了 B，当且仅当，A 拥有在某些方面专断干涉 B 的能力。这样一种定义不能令我们满意：按照这三点，我合法持枪的邻居就支配了我，虽然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干涉的举动。无支配的自由理想将能力而不是行动视为自己的敌人，这使我们感到疑惑：如果我在获取一种能力的过程中没有侵犯到他人，那么无论这种能力是什么，我都应该可以拥有它。仅仅是拥有一种能力——比如持有并使用枪支——不可能危及他人的自由。
Pettit 对干涉概念的分析也有可质疑之处。他认为，干涉是故意恶化他人状况的行为：“一切干涉行为，不管是强制的还是操纵的，其干涉者的目的都是旨在通过改变可以获得的选择范围、改变分配给这些选择的预期收益以及控制选择的结果或实际收益，来恶化行动者的选择状况。”然而，正如 Robert Nozick 在《强迫》一文中所指出的，使状况恶化这样的标准并不清晰：比如，我们无法指出威胁与施予这两种行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按照 Pettit 的意见，我们似乎可以在不考虑受影响者的意志的前提下判断干涉的有无，但是，究竟怎样的行为才算是使状况恶化的？如果我们仅仅以施行者的动机为标准，这就无异于说，一个人是否受到干涉、是否受到强制、是否自由竟然与他自己的意见毫无关系。然而，一般认为，为个人所自愿接受的影响因素并不构成干涉——不管这一因素是否“恶化”了其选择状况；换言之，只有在个人认为其行动受到了人为阻碍时，才算作被干涉。我们不难发现，Pettit 之所以执意将干涉定义为第三人称的所谓“恶化”选择状况的行为，正是为了给不起恶化效果的干涉——非支配的干涉——留出空间。这样的论述不能令人信服。
Pettit 在后文认为，为了达到无支配状态，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为相互权力（reciprocal power）策略，即“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拥有的资源更为平等”；二为宪政预防（constitutional provision）策略，即“向局势中引入一个合宪的权威”，以之“剥夺他方专断干涉的权力以及惩罚这种干涉的权力”。且撇开这两点如何可能实现不谈，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指示的社会政策无疑是荒谬而危险的：资源平等与剥夺专断干涉权力的主张都意味着一种激进的再分配理想，即将各方所具备的能力完全地平均化。如果我的邻居持有一支枪，那么他相对于我就拥有更多的资源与更高的专断干涉的权力；所以，按照上述策略，要么我也应该拥有枪支，要么政府就要夺走他的枪支。或者，假设我比你更富有，那么除非平均分配我们的财产，否则我就支配了你。问题的根源就在于：Pettit 通过对支配关系的规定，极大扩展了自由概念的作用范围，这使得无支配的自由最终走向了积极自由。
在后面的分析中，Pettit 将无支配自由与法治之下的自由等同了起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一点实际上是求助于自由主义传统中两种自由理论的对比。当洛克将自由维系于权利概念时，边沁却认为“所有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即使这种侵犯导致自由的整体增加”。显明的差别出现在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假设我想杀人，那么一条禁止杀人的法律原则是否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侵犯？边沁的答案为“是”，而洛克的答案为“否”。这样的区别似乎表明，如果我们将自由理解为法律秩序之下的自由，那么消极自由观念就被否定了。Pettit 的逻辑是，公正的法律对我们施加了“无支配的干涉”，同时也保障了我们的自由；所以，自由就应该是无支配状态，而绝非无干涉状态。
但是，这种区别实际上是非常表面化的，并没有深刻的意义。消极自由概念仅仅是一个经由语言分析而确定的规范定义，它并不是、也没有人会认为是对政治自由的完整说明。消极自由立足于第一人称视角，而政治自由则基于第三人称视角，其中后者必须将平等视为不可变易的约束条件——其结果即是平等的权利或平等的自由——否则秩序便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上文中洛克与边沁的冲突可以通过澄清概念而得到化解：当问题中的“自由”指的是消极自由时，答案应当为“是”；而当它指的是政治自由时，答案就应当为“否”。
长时间以来，消极自由理论家已经被无数批评者误解为在鼓吹“无限制的”或“胡作非为的”自由，但这无一例外是将消极自由与政治自由混为一谈的结果。消极自由论者正确地将禁止杀人的原则称为对自由的限制，但这样的论断无论如何不构成对该原则的批评或反对；相反，正是通过这样的原则，我们的政治自由才得以确保。而与之相比，Pettit 所构设的“无支配自由”的方案既面临着理论上的失败，也蕴含着政治上的危险：对自由的如此再定义本身便是混乱的，进一步又导向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再分配政策。而在后面的论述中，无支配自由的概念被径直用来支持一种由善观念主导的、非中立的国家理想，这清楚地警告我们：对消极自由原则的任何微小偏离，都有可能引出一种破坏我们已有的自由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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