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书的一个小总结，供书友参考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发生令信奉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的学者们措手不及，他们普遍疑惑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失败。本书的作者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本书。他运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并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回顾来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中中央计划的不可行性，为当时还迷信计划经济与干预主义者释疑。
说到社会主义，大家无非想到的就是财产公有，中央计划。但是在本书中，作者的视角是新颖而又独特的，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任何对自由地实施人类行为或企业家才能施加的制度性限制或制度性侵犯。所以理解作者眼中的社会主义，必然要先理解企业家才能。
本书中对“企业家才能”的定义是广义的，它与“人类行为”相一致。即是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或行动（behavior or conduct）。就此而言，任何人，只要他的行为是对目前的状态进行调整，以实现他未来的目标，那么他就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了。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分析角度是个体而非集体，是个人调整自身去实现他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而非所谓的集体目标。所以依此衍生出来的概念必然是主观上的概念。如价值，手段，效用，成本，利润等等。这里还需着重强调的是“成本”的概念，在作者的叙述中，当年大辩论中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成本看做是客观的，以此来构建他们的数理模型和社会主义。但是成本绝对不是客观的，它是完全意义上的主观，是行为者在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所放弃的实现其他不同目标的主观价值。另外，人类行为总包含稀缺性，没有稀缺性则不会有人类行为，边际效用规律（手段稀缺）与时间偏好规律（时间稀缺）正是以此推导而来。
通过对企业家才能的定义，可以明白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了。对人有目的的调整自身的行为的侵害当然是反人类的，是要批判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对人发挥企业家才能产生侵害作用呢？关键在与中央计划者不能获得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相关的信息或知识！这种信息或知识有六大特征：
1.主观的，实践的而非科学的知识。它具体表现为人的评价和有关目标的信息——行为者追求的目标，以及那些他认为其他人也会追求的目标。这些知识也是由有关行为者认为他可获得的，并能使它实现他的目标的手段的实践信息，特别是有关各种在具体的行为背景中，行为者会感到它的重要性的情势的信息所组成的。
2,3.排他的与分散的知识。每个行动并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人，都严格地以个人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因为他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或目标而开始行动的，这个目的或目标对应于一幅世界的图景，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套知识体系，而世界的图景或知识体系都是五彩斑斓，多种多样的，只有他才拥有某个特定的展望与知识体系，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拥有。简而言之，每个人都获得某种知识或信息，这种知识或信息的发现唯一地依赖于他的目标和环境，并且没有其他人能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它。
4.不能言说的隐含知识。实践知识主要是隐含知识，是不能言说的。即行为者知道怎么采取某些行动，但是他不能够辨别出是哪些因素或部分构成了他正在做的事物，他也不知道它们是真是假。例如，一个学骑自行车的人，他并不需要了解把自行车立起来的物理原理，他只要找到他的“平衡感”即可，他的“平衡感”会告诉他怎么做能防止跌倒，而这种“平衡感”就是他无法述说的，隐含的知识。在市场中，我们的企业家正如那骑自行车的人，企业家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来自于他对利润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会随着他不断实践而改变），这种“感觉”是他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但他无法述说清楚。
5.无中生有——通过企业家实践产生的知识。 这里说的无中生有，是指某个人感知或认识他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东西。这种创造性所产生的利润称为纯企业家利润。作者在书中举了个例子。一个人A想要实现目标X，但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他需要手段R，但是这个手段他没有，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获得，怎么获得。而另一个人B，他知道，或已拥有大量的资源R。但R对他来说没有用处，无助于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这是又有一人C，他发现了A与B之间的这种失调（maladjustment）或不协调（discoordination）状态，他与B接触，用低价收购R，再与A接触，用高价将R出售给A。其中赚地的差价即是C无中生有地获得的纯企业家利润。在这个例子中，首先是C发挥了企业家才能，当他感知到A与B的状态时，他以前不曾拥有的新信息就在他头脑中产生了。而一旦C行动，与A和B接触，新的信息也在A和B的头脑中产生了。A会认识到他所缺乏的资源可以在市场中找到，他现在能实施X了。B会认识到他认为无用的资源R有人需要，能卖出一个好的价钱。
6.可以被传递的知识。企业家创造信息意味着信息在市场中传递。在5的例子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信息的传递。实际上，分立的价格是一种极为强大的交流体系，它们以极低的成本传递了大量的信息——像连续的波浪一样，把“相关的资源应该节省使用，因为对它有需求”的信息传递到整个市场，同时，所有那些认为某种资源不存在而没有行动的人，能够获得资源，并继续他们的行动计划。这种信息是主观的，虽然有外在的客观性（价格、制度、规则等等），但仅存在于能够解释或发现它的人之中。它的传递不必言说，也难以言说，是支离破碎的（主观上的交流和接收）。
那些主张中央计划的经济学家们，大多都是分不清刚才所说的实践知识（主观的）与自然科学知识（客观的）的区别。他们总是假定信息与目标是客观给定的，再以此来构建数理模型，将经济学降格为技术问题——求解简单的分配、最大化或最优等问题。他们并没有说明，在一个不需要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系统中，如何获得企业家创造的实践信息来实现社会的协调。有人说这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电脑的发展完全可以收集到所有分散的信息。然而，这只是天方夜谭罢了，电脑并不会无中生有，正如它可以收集到A与B之间的“失调”，但不会像C发现企业家利润并进行决策。所以电脑的出现只会激发行为者的创造性，因此产生更多，更复杂的实践信息，不会令计划者轻松，而是更加措手不及。
我们说中央计划是强制侵犯的，因为他们在计划中不可能了解被计划者的信息。在上文对企业家才能的分析中可知，未受到强制计划的社会主体以一种隐含的、发散的和离散的方式创造和传递对社会生活重要的信息，换句话说，他们这么做是无意识的、非有意的。实际上，不同的人学会按照他人来调整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这么做，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扮演的关键的角色：他们只意识到他们正在行动，也就是说试图通过利用他们认为可获得的手段，实现他们自己特定的目的。因此，只有在社会中行动的人才有与他的行动相关的知识，就这种知识的特征而言，它是不能被明确地传递给任何强制性的中央实体的。另外，也已经说明，人在行为时会不断的创造和发现新的信息，不可能把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信息或知识传递给统治主体。故而统治者做的任何决策都是武断的，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它会产生大量的社会失调。在市场中，企业家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就是对社会“纠错”的过程，他在赚取企业家利润的同时也将资源送到需要它的人的手中。而一旦企业家的行为受到强制性阻碍，他就不能对社会进行协调，只能依靠中央主体进行分配。而中央主体武断的决策并不能协调社会，只会加大社会的失调状态。
其次，中央主体会被一张永久性的无知之幕遮掩，因为不能收集到实践的信息，它在实现他自己关注的目标时只能以一种粗放的和唯意志的方式进行。这会导致大量的无成本概念的投资失误，不仅低效，而且还会严重破坏环境。
再者，计划主体必然会产生严重的腐败效应。计划体制不仅阻碍了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按照他人的行为来调整他的行为，它也为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影响统治主体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在他们看来，借助统治主体的强制性命令，可以以他人为代价，强行获得个人特权或优势。因此，自发地和协调的社会过程被腐化，并被一个争权夺利的过程所替代。有权力者会以权谋私，并向更高级别的权力进发；无权力者多会通过贿赂有权力者以免除强制。此外，不得不提的是，黑市和黑社会也会在特权的基础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最后，社会主义会败坏传统的法律与道德。传统的习俗，道德和法律是演化的结果，是数量巨大的行为者在漫长的时间里对他们一点一滴地贡献实践信息的产物。它也是一种隐含的，不可言说的知识。类似于我们骑自行车的“平衡感”，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遵守它。然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传统的法律和道德被破坏的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统治主体的强制性命令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平衡感”，手足无措，行为依统治主体的想法而定，除了“奴役”，我实在想不出第二词来形容它。
其实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与泰勒和兰格等社会主义理论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作者在书中详细的介绍了大辩论的过程，并站在米塞斯一方对当年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
这场辩论是从米塞斯1920年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开始的。在此之前，虽然有戈森，帕累托等大家对中央计划主体不可能获得市场的实践信息进行过说明，但这并未引起那些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注意——他们沉浸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专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一点也没有注意社会主义应该怎么运行这个根本性问题。而正是米塞斯的这篇文章将之引爆，把那些理论家的目光吸引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上。
米塞斯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当规划机构的当权者颁布一个法令或命令来支持或反对某项经济提议时，他们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帮助他们确定他们的行动是否正确，因此他们根本不能进行任何的经济计算或估算。 这个观点源于米塞斯发现市场不断地产生的信息来自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米塞斯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目标与手段给定，解决纯最大化的问题。这样的静态分析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存在经济计算问题。我们所说的问题是当有很多竞争性的目的和手段，当有关它们知识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并且不断无中生有地产生出来，因此，也就是所有的可能性或可供替换的方案，以及渴求每一种可能性或方案的相对强度都不知道时，所产生的问题。简而言之，在没有市场价格和货币的社会主义中，中央主体收集不到市场中的实践信息来进行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我们在分析企业家才能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收益和成本都是主观概念，收益是个体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后的满足感，成本是个体在追求目标时所放弃的其他目标的心里评价。这种信息是分散的，隐含的，大多由企业家无中生有所创造出来的，中央计划者在对企业家实施强制时就已经破坏的这种信息的产生，所以它是不可获得的。退一步而言，就算中央计划主体能够收集到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要追求的目标，他们也不能区分这些目标的强度大小。因为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价格，所以也就没有成本的概念可以衡量，他们做的任何决策都是武断的。
另外，米塞斯也从实践信息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予以回击。在马克思眼中，资本集中，企业合并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在米塞斯看来，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张下去。在市场中，有限制每一个企业最大的相对规模的经济规律。即企业必然存在一个关键规模，超出这个规模的企业，它的管理者所碰到的信息将会变得巨大与复杂，超出管理者的解释和理解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不得不更多地“在黑暗”中做出决策——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信息，以发现和评价其他不同的生产途径或可能的行动过程。如此，管理者必然不能帮助企业做出最优决策，相反，他可能会变得武断和无节制，使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所以明智的企业家不会让自己的企业无限度的扩张，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将企业保持在一个最适规模。
然而，面对米塞斯提出的挑战，那些参与辩论的社会主义者并未直视问题的本质，即在社会主义中，中央机构不可能获得每一个社会群体必要的实践信息。他们一开始就从严格的静态意义上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当然，作者虽然用“不公正”一词来痛斥那些社会主义理论家，但还是承认理论家们做出这样的回应并非毫无依据。这和那些看似与米塞斯一个阵营，但却在理论上做出妥协的“队友”们有很大关系。
在书中，作者用“形式相似”一词来描述这样现象。即起初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家的驳斥，后来却被他们用来逃避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包括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庞巴维克的利息率，还有巴罗内，卡塞尔和林达尔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的推理都建立在假设所有的必要信息都是给定的这个均衡论之上，认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极为复杂的，难以计算的方程问题。
也许是受这些“形式相似”论者的干扰，社会主义理论家从没把关注点放在米塞斯的根本经济问题上，而是转向构建数理模型，解析方程去了。经济学家费雷德•泰勒和迪金森在辩论中正是如此，他们企图用数学方法——联立瓦尔拉斯方程组来解决问题。而对于该如何搜集到信息，这两位给出了天真而又可笑的答案。泰勒假想有一张市场的“要素价格表”，而迪金森则希望公司是玻璃做的，信息完全的公开透明。
当然，这两位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还是要属那倍受“赞誉”的“试错”法了。这个方法是作为“数学解决方案”的变种提出的，是一个避免用代数方法解决极端复杂的方程组时将要遇到的棘手问题尝试。简略的描述下，就是掌握不同部门、产业和公司的管理者和人们不断地向中央计划当局报告他们有关不同生产环境的一般性知识和有关生产要素不同组合的特殊知识。以获得的信息为基础，中央计划当局将试探性地确定一个完整系列的临时“价格”它们将被传达到公司管理者那里，因此，他们可以估计这些价格水平上的产量并进行相应的行动。管理者的活动如有错误将会得到显示，其表现形式是生产短缺或过剩。某种产品的短缺或过剩即向管理者表明了，它所设定的价格不准确，因此它应该根据情况适当地降低或提高价格。这个过程将会重复，直到要找的新“均衡”被发现。
批判这种具有欺骗性质的“试错”法，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
1.“试错”法是建立在均衡论的基础之上，可是真实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均衡”状态。我们所言的“市场价格”是社会主体们不断在市场中发挥企业家才能所驱动的，这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天真的希望社会主义制度能选取某一历史时刻的市场价格来作为可靠起点的“均衡价格”是可笑的，更是对市场运作的无知。再者，不能用市场价格作为均衡价格还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当经济制度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生产要素所有权的消失和收入分配的急剧变化就会伴随而来，不同的经济主体对他们应该追求的目的和可获得的手段的认识会发生重大改变。所以那种能够承上启下的价格更是不可能存在的。
2.产品的短缺或过剩并不是中央计划者提高或降低价格的可靠依据。在市场中，商品的短缺往往会激励企业家们努力去建立、引进和开发新的、可替代的产品，而不是尽量的抬高价格来保持所谓的供需均衡。而在我们的“试错”法中，企业家寻找替代品的行动被阻碍了，大家甚至感受不到有替代品的存在。这样的短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更经济的行动将不会出现。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商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某些商品的短缺或过剩往往是受其他商品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不能只以单个商品的过剩或短缺为依据，而是必须去察觉或监督作为一个“组”的所有商品的短缺或过剩。因此，“试错”法这种主要是孤立地运用于每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方法显然是没有用的。
3.在社会主义中，管理者会发现，对生产要素维持一个庞大的库存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因为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这么做的财务成本不会导致他有什么真问题产生。相反，假如由于某些材料或生产要素的短缺，管理者不能够实现计划者强加的目标，他将面临严重的、真正的风险。结果，对所有的这种投入或生产要素（包括并不是真正需要的）有过度的需求和过度的积累将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趋势，于是，资源的普遍短缺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假如经济制度长时间和持续地受困于多数经济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稀缺，那么中央计划机构将不可能通过以观察发生在经济制度中的短缺为基础的“试错”过程，去找到均衡的解决方案。
4.试错法有个致命的弱点，它假设了当“试错”被实施，可能的“错误”被揭露，社会也会一直保持静态，因而，大多数的社会环境也将不会发生变化。然而，我们知道商品并非独立的存在，它们是相关的。每一个对一个商品的调整都会导致广泛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所有生产要素、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即每一次对某个商品向所谓均衡的方向进行调整，必然会导致其他所有商品的波动和对均衡的偏离。所以想用“试错”来达到广泛的市场均衡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5.反对试错法最有力的理由是它完全地排除了企业家才能。最根本的问题是谁来应用试错法。要知道，仅凭借某些有关库存的统计数据，是不可能客观地察觉产品的短缺和剩余。因为无论统计数据反映了什么，当行为这主观地认为在具体的环境中存在“短缺”或“剩余”时，它就存在了。假如一个人主观地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考虑，或者他预计在那个时期中需求会增加时，那么“产品的剩余”可能不是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假如中央计划机构降低“价格”，认为这样就会接近于均衡价格，那将是一个错误。类似地，假如一个人预计需求会下降，那么看似明显的“短缺”也可能不是事实。由于“剩余”和“短缺”的概念纯粹是主观的，它们只能在企业家的行动完全自由的背景中才能出现，它们构成的是点滴主观的、实践的、分散的和不可言说的信息。因而这些信息也不能被传递给中央计划当局。因此，当“观察到”产品短缺，中央计划当局提高价格，当“感觉到”产品过剩时降低价格，这种决策完全是武断的，也绝不能实现理性的经济计算。
 奥斯卡•兰格，这是在经济计算大辩论中不可不提的人物，是他开创了市场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发挥到了极致。教科书上流行的观点是兰格有效地驳斥了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挑战。但这完全是一个“神话”，为此，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兰格和他“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奥斯卡•兰格的科学生涯，依据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兰格受海曼和卡尔•波兰尼的影响很大。1934年，兰格和布莱特合写了一篇名为《通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的文章，在其中，他们构建了兰格—布莱特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他们假想经济是由一系列高度独立的“部门托拉斯”构成的，每一部门的管理将受到公会代表的强烈影响。并且，托拉斯将受一个中央银行“协调”，它除了控制和监督它们的运行之外，还为它们提供必要的金融资源等关照。每一个垄断部门都必须根据命令，保持精确的会计记录，并根据生产成本确定价格。另外，所有的生产手段都是公有的，相应的利润与红利必须交给中央银行。
然而，这个模型与海曼和卡尔•波兰尼在1920年代所构建的“竞争性”垄断部门模型并无多大差别。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早已对这种模型进行过批评。这里主要有3点理由。1.这种模型完全忽视了成本的主观性。成本不是计划机构的管理者能够“客观地”知道的，而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市场中决策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根据其企业家才能做出的估计。因此，“根据生产成本决定价格”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命令。2.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要想模仿市场的竞争性行为，则在没有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管理者的奖金制度来激励“竞争”。然而，这种制度也会因为无法客观地评价管理者的行为对错而失败。3.我们知道，在经济主体收到强制而不能追求自身利润时，往往他也不会在去发现对经济计算和社会协调有帮助的信息。即使他真正发现了，他也必然要说服中央计划机构给予资源。如此，问题又回到了计划机构不能收集到本质上主观的，隐含的，分散在各个经济主体上的实践信息上。计划者无论将资源交给谁处理，都是武断的。
兰格生涯的第二阶段，即1936年10月开始，他发表了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构建了经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在兰格的这个模型中，消费品与服务的价格已经工资都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央计划当局只确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中央计划当局一开始就需要做的是为某些生产要素确定“价格”，它可以凭直觉或武断地选择这些价格。公司与部门的管理者，以及消费者与工人，都被动地做决策，即他们都遵从上面制订的“价格”，服从上面的规则，这样，每一种商品与服务的需求量与供给量就决定下来了。假如某种产品的需求量与供给量不匹配，中央计划当局不得不利用“试错”过程，评价和调整这些价格，一旦达致最后的均衡价格，这个过程就停止了。简而言之，通过与瓦尔拉斯为“竞争性制度”而设计的“试错”法相同的方法，中央计划机构在资本品分配方面代替了市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正式地实现“完全竞争”的均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兰格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计划机构设置的“参数”价格之上。兰格认为，价格的功能就是参数性的，即在市场中，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把市场价格看做“给定的”，只能消极的适应它，而不会去改变它。所以整个市场会一直向均衡移动，从而到达均衡。然而，在真实的市场中，价格的功能恰恰相反，它是非参数性的。是价格提供了偏差的信息来创造买与卖的激励。并且，它作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和作用的结果，总是会处于连续不断的调整之中。所以，单从价格的角度看，兰格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再者，通过分析，兰格的这套“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也是漏洞百出。1、中央主体不可能汇总资本品。资本品是主观的概念，是在行为者眼中，对实现目标的有用之物。所以什么是资本品只是参与市场过程，逐渐地，创造性地发现这一信息的行为者才能鉴别，这种信息是主观的，隐含的，不能被中央计划主体所拥有。另外，中央主体会限制行为者发挥企业家才能，这也就意味着这种信息甚至不能被有效地发现或创造。2、中央主体收集不到必要的信息使他们能在最为有益的时刻来调整参数价格，他们对参数价格调整的时间完全是武断的。3、在这样的制度中，产品是不会更新和改善的，消费者只能被迫地从社会主义管理者提供的有限的消费品与服务的“单子”中进行选择。4、成本是主观的，不是给定的，所以兰格提出的平均成本最小化和量产满足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不可行。5、试错法不可行（在分析泰勒与迪金森中已有介绍）。6、在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型中，利率的设定是随意的。储户或当期商品的供给者要在当期与未来之间分配他们的资源的理性经济决策将受到阻碍。另外，掌管相应资金分配的中央银行没有信息来区分到底哪个管理者可以获得贷款，以及贷款的数量和条件。7、兰格模型是建立在对“计划者”特征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认为计划者个个是圣人转世，人人严格遵守规则，无欲无求。然而，在现在中，中央计划机构中的人也是凡夫俗子，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与集团的利益。真正的公正严明并不存在。
兰格的第三阶段，是他1940年收到哈耶克的《社会主义计算：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开始，他认识到了他自己的“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模型的问题。他还承诺要对哈耶克的批判写出回应的文章，可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写。
兰格的第四阶段，是从二战开始，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之后，到他去世。他最终明确地赞扬斯大林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甚至抛弃了原来“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称“他不想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市场者’提供支持”，并且他还倡导一种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计划体制。
通过厚厚一章介绍完兰格后，作者又用最后一章专门研究了迪金森，德宾和勒纳等经济学家的贡献，以及其他问题的考察。根据通篇描述，我想我们可以得出和作者一样的结论。在当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辩论中，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非像主流观点所说的败给了兰格等社会主义理论家。反而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可以满意地回答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挑战！即社会主义不可行，是中央计划主体不能获得市场中必要的实践信息，这种信息是主观的，分散在无数人的大脑中。并且它又是隐含而不可言说的，并可通过企业家不断无中生有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