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左右】
先秦时代明显是尚左的。《老子》三十一章有言：“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河上公注解释说：“左，生位也；右，阴道也。”《老子》
同章又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器，”因此好兵贵右者在老子看来是“乐杀人者”也。总之，左是生
位阳位，右则是阴位死位。也因此，古人惟办丧礼时尚右。《礼记·
檀弓》篇记孔子有姐之丧，郑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
左，阳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的观念大体是，左主吉，右主凶。
中国人以后的左右观或许可以从中国历代官制中略见一斑，因为中国
的官制常常是同一官职却分左官与右官的。以此观之，唐代宋代都是
左比右高一等的。唐宋时的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官
为上。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时却反了过来，不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都
是以右官居上，而且元代考科取士也分右榜、左榜，蒙古人列入右榜
，汉人则在左榜，左榜自然低于右榜，因为在元代汉人是二等臣民。
到了大明朝代，又回到了唐宋时代的尚左传统：明代六部的左右侍郎
、左右都御史、左右给事中、左右布政使，都是以左官居上。
其实左好还是右好，《诗经·小雅》说得最好：“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换言之，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
可无不可。
【公元元年】
我们现在因此要问这所谓公元的“元年”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博学
先生们或许会告诉我们，“元年”就是基督教的耶稣生下来那一年。
但这实际上又是错的。因为如果耶稣真有其人的话，其生年可考的史
料迄今只有两条，一条见于《马太福音》，另一条见于《路加福音》
，这两条史料恰恰又是不一致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出生在古
犹太阿罗大王(King Herodthe Great)死去那年，如此则耶稣应该出生
在今天所谓“公元前”第四年，因为这位大王是在那年死的。而根据
《路加福音》，则耶稣出生在罗马帝国人口普查那一年，这是公元第
六年或第七年的事。总之，如果《马太福音》是对的，则我们今年不
是什么1998年，而是应该还在1994年，而如果《路加福音》是对的话
，则我们现在早已过了2000年!总之不管根据哪条史料，现在的所谓“
元年”都是错的。今天全世界都沿用的这个纪年，实在都拜托一个名
叫第欧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的希腊正教修道士，他在今天所谓
公元六世纪初时，不知怎么算出来耶稣死于罗马建国第七百五十四年
，因此称那一年为“我主之年”(alqno Domini)，而把这之前的时代
统统都称为“基督之前”(ante Christum)，于是罗马建国那年就成了
“基督出生七百五十三年前”了。他这个把“元年”首先就弄错了的
纪年居然后来在基督教世界流行了起来，逐渐真的成了基督教的纪年
法，现在又以讹传讹地成了全世界的纪年。
【移鼠】
要是问中文中的“移鼠”是什么意思，只怕没有几个人答得上来。其
实“移鼠”就是基督教的“耶稣”，亦即中国人在最初是用“移鼠”
这两个字来翻译“耶稣”这个词的。
基督教的尼斯托利派（Nestorians）在我国唐代传入中土并曾一度流
行于唐朝全境，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据说唐太宗曾特准建立景教
寺，而唐明皇更格外宠幸过景教，直至武宗禁教后，景教逐渐衰亡。
但唐代景教的流行留下了最早的中文基督教文本，即今日所谓景教文
献。最近香港道风山出版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随
后亦出有简体字版），收人迄今发现的八篇景教文献。其中最早的“
序听迷诗所经”将圣母玛丽亚译为“末艳”，将“耶稣”译为“移鼠
”，因此就有这样的句子：“末艳怀孕，后产一男，名为移鼠”。
【吃】
中国人好吃，而且似乎常以吃为天下第一大事。明朝人徐树丕《识小
录》中有“居服食三等”之说，认为人应该“居中等屋，服下等衣，
食上等食。”这意思就是说，住房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衣服则不妨
穿得差一点，“夏葛冬布，适寒暑足矣”；惟有“饮食，则当远求名
胜之物、山珍海错，名茶法酒，色色俱备，庶不为凡流俗士。”
为什么吃对中国人那么要紧。实在不容易解释。但似乎自古以来就是
这样，而且圣贤们也谆谆教导不但要吃，而且要善吃。例如儒家经典
《中庸》就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似乎“不知味”
就只能作“小人”而不是君子了。《礼记·内则》是讲持家之道的，
其中长篇大论地谈豹狼野猫怎么吃法，什么“狼去肠，狗去肾，狸去
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等等；接下去还有据说是后世所
谓“八珍”作法：淳熬、淳毋、炮豚、炮羊、捣珍，等等。《周礼·
天官冢宰》是讲天子的饮食的，那就更不得了，光是为天子准备饮食
的人就分成二十种之多，有膳夫、庖人、内饔、外饔、烹人等各种名
号，而且其中仅膳夫这一类就包括“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如此浩浩荡荡的
厨子大军，只怕欧洲所有王室的御厨都加在一起也望尘莫及。
不过什么事情一到鲁迅先生那里，不免就有点杀风景了。他在“马上
支日记”中说，每每听到西洋人东洋人都颂扬中国菜，他就觉得“实
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因为他看到中国人或是“嚼葱蒜和杂合
面饼”，或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舔黑
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舔”。接下去他说他这个绍兴人最恨
的就是绍兴的饭菜！这话说得我正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也祖籍绍兴，
太知道绍兴人是不管什么食物都要晒干的，正如鲁迅所言：“有菜，
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
角是以富于水份，肉嫩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鲁迅因此
说他“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
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
【圆滑】
唐朝李林甫曾问大觉禅师：“肉当食耶？不当食耶？”大觉禅师眼皮
一抬，笑眯眯地说：“食是相公的禄，不食是相公的福。”又有人问
元圭太师，如果看到杀生的话：“救者是乎？不救者是乎？”元圭太
师答得更加妙不可言：“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脱”！
中国人说话的玲珑、圆滑，以至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两面讨好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所谓一张嘴两片皮，向上翻可以这么说，向
下翻可以那么说。当还是不当，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
好，全都看你怎么说了。例如明太祖杀人，太子救人，太祖问袁凯：
“朕与太子孰是孰非？”袁凯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朗声便答：“陛下法
之正，太子心之慈。”答得真是滴水不漏，全无破绽。可到底那人该
杀不该杀呢？答案大概是，杀了也就杀了，不杀也就不杀了。杀了是
成全，不杀是慈悲。
说起来儒家传统是很讲道德原则，含糊不得的。孔老夫子说“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孟子更强调义利之辩。不过实际上总是打折扣的。
因为仁还是不仁，义还是不义，也都看你怎么说了。《世说新语》里
一个故事说，郭林宗与子许、文生同去市井，文生见什么就买什么，
子许则什么也不买。有人因此问郭林宗，子许和文生两人哪个更贤，
郭林宗答得又妙，说：“子许少欲，文生多情。”其实我们也满可以
说“文生多欲、子许吝啬”的，不过那样说法大概就不那么与人为善
，当不成郭林宗了。
【魏晋怪谈】
从前魏晋时代的名人王粲生前有一个怪癖，喜欢听驴叫。他死的时候
魏文帝曹丕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去吊丧，鞠躬作揖一番后魏文帝回过头
来对大家说，既然王粲生前最好听驴叫，不妨每人都学一声驴叫向他
告别吧。于是乎满朝文武纷纷拉长脖子各来一声驴叫，一时驴鸣之声
响彻郊野。
魏晋时代另一个叫殷浩的人，最初受晋简文帝重用官至中军将军统领
天下军事，后又被简文帝废为庶人。他心里恨极，常说简文帝是先用
梯子把他送到百尺高的楼上，却又突然抽调梯子（“上人着百尺楼上
，儋梯将去”）。他被发配到扬州后，每天都不停地对着空中写字，
引得扬州百姓大为好奇，纷纷偷看他到底在写什么，结果发现发现他
写来写去只有四个字：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婚姻】
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首脑在1976年曾经作出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授予法国人莫耐（Jean Monnet, 1888-1979）以“欧洲荣誉公民”的
称号。这自然是因为莫耐是公认的“欧洲共同体之父”。迄今为止，
享有这一称号的仍然只有莫耐一人。
但欧洲各国首脑当时大概都忘了，这位“欧洲荣誉公民”在活到四十
多岁想给自己讨个老婆时，居然在偌大的欧洲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让
他结婚。原因非常简单，莫耐当时热恋的意大利女子嘉妮妮（Silvia
Giannini）是个已婚的人，而天主教的意大利在当时仍是只准结婚、
不许离婚的国家。嘉妮妮既然无法离婚，也就无法在欧洲任何国家合
法地再婚。
但莫耐和嘉妮妮最后居然找到了一个国家可以让他们合法地结婚。说
来好笑，这个国家不是别的，而是苏联，当时（1934年）苏联的婚姻
法据说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婚姻法。
【经典】
读经典，因此其实是“泡”在那层层迭迭的各家诠释中。泡得愈久，
就愈是摇头晃脑，觉得经典直经典也，绝对是一字不可易得。朱光潜
从前因此说，《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四句，要是翻译成白话文的“从前我去时，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
；现在我回来，已是雨雪天气了”，只能是全然不知所谓，因为“译
文把原文缠绵悱恻，感慨不尽的神情失去了”。换言之，那摇头晃脑
的味道出不来了。
不知是否针对朱光潜，鲁迅曾有点挖苦地说，要是古人从前没有写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的诗人想用这
意思做一篇白话诗，他该怎么作呢？不就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
爷的好一对儿”？不过这诗肯定要被编辑塞进字纸篓，而“关关雎鸠
”因为“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磕头佩服。”
【隐微写作】
按施特劳斯的教导来读西方政治哲学经典因此好辛苦。他要求学生特
别注意书中的“沉默”之处，因为他强调从前的西方大哲一般“不说
”他最想说的话，或者说他们最想说的话往往通过有意的“沉默”来
表达。举一个例子，英国大哲洛克的名著《政府论》是英国人最引以
为豪的传世名著之一。但此书通篇“不说”当时英国人最相信最视为
神圣的东西保持“沉默”。一旦注意到这个意味深长的“沉默”，则
自然立即明白，洛克对英国人最相信的这套东西恰恰不以为然，因为
他认为任何政治以世代相传的习俗为基础必然有问题，因为任何习俗
即“公认的东西”往往都充满偏见。他的《政府论》主张政治的基础
在“自然契约”，正是要反驳传统主义的“古宪法说”。不过他不愿
犯众怒，不敢明说，因此只能用“沉默”来表示他的异议。
“不说”是康德哲学的极致，因为康德说人不可以说假话，但有时却
也无法说真话，这种时候只能“不说”。“沉默”则是柏拉图写对话
的目的，柏拉图明言天下决没有柏拉图的哲学这回事，因为他柏拉图
只记录别人的对话，他自己在对话中永远保持沉默，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这篇专栏题为“沉默”，亦既什么都没有说。
【说谎】
贡斯当认为，诚实绝不是一种无条件的道德价值，相反，在许多情况
下“有选择地说谎”要比诚实更高贵。他挖苦康德说，作一个“清白
得像一个天使”的康德式道德主体，其实是太轻松也太容易了，因为
他只需永远遵守“说出真话”这种抽象道德原则，却可以根本不管自
己的行为是非会给他人以致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贡斯当对康德的批判乃有感而发。当时正是法国雅各宾恐怖刚刚结束
之时，贡斯当认为，雅各宾专政留下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每个人
在其邻居眼里都是有罪的，都作过帮凶”，在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
彼此忌恨的社会氛围下，如果一味高唱“说出真话”的道德要求，实
际也就意味着人人说过假话，人人都应该自我忏悔，深挖灵魂。这样
一种巨大的道德精神压力，在贡斯当看来，不但丝毫无助于修复和重
建社会的人际信任和互相尊重，反而适得其反，因为这种道德重整一
方面引发新一轮的相互谴责和彼此指控，另一方面更导致新的道德优
越感和道德歧视感。从政治的角度讲，这种“道德重整”事实上恰恰
可能走向新的道德政治专政，并不是建立自由政治之道。
【麦克白】
there's nothing serious in mortaily.All is but toys: renown
and grace is dead; The wine of life is drawn, and the mere
less Is left this vault to brag of.
【林语堂】
林语堂的翻译功底竟是令人叫绝，例如他能将李清照的“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十四个字同样用十四个英文字译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现代文人与城市的街头巷尾有
一种文化共谋的关系，“一个文人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城市生活中的
下一个传闻、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
【奈特】
凡有先知处，自然也就有众使徒。然先知不同于其使徒之处，或即在
于先知乃世外高人，神龙不见首尾，不像使徒则个个招摇过市，在江
湖上扬名立万。因此市井之中也就常常只闻使徒布道，难见先知踪影
。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经济学》曾风行数十年而为学经济
者人手一册，但一般却少有人知道，塞氏自承他正是在1932—1933年
听奈特的课时顿悟经济运行机制的，塞氏书中著名的经济“循环流转
示意图”即来自于奈特当时在课堂上随手画出的“财富轮转
图”（wheel of wealth）。奈特其他的弟子也几乎个个比乃师的名头
响亮得多，日后拿了诺贝尔奖的除塞缪尔森外，尚有三十年代的弟子
佛利民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四十年代的弟子布坎南，及
五十年代初的弟子贝克（Gary Beck）等。
布坎南曾说，奈特的弟子常常只是在功成名就、不无得意地回顾学术
历程时，才蓦然惊觉，自己千辛万苦所修到的成果事实上往往是奈特
早就讲清楚的，只是在当时却领会不到其深意。大概也是因为如此，
奈特的弟子几乎个个都像高斯一样对奈特敬若神明。
但一般来说，先知的心思往往不为使徒所知，使徒所布之道也未必是
先知之道。奈特一生悠悠在心的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问题，而其最
大的烦恼恰恰是发现：市场本身导引不出自由，从而在其经典论著《
竞争的伦理》中断言：“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
谈”（No error is more egregious than that of confounding
freedom with free competition）。不幸，使徒却似乎全都相信这“
最大的谬误”，呜呼哀哉!
【德国人】
德国诗人海涅曾对法国人说：你们法国人动辄以“人民”的名义说话
，我们德国人则历来以“人类”的名义做事。因此法国人在大革命时
期的伟大名言“Le pain est le droit du peuple”（面包是人民的
权利），到了德国就变成了“Le pain est le droit divin du
l'homme”（面包是人类的神圣权利）。海涅因此说，我们德国人从来
不会为“人民的权利”而斗争，而是要为“全人类的权利”而斗争。
确实，唯有这种言必称“人类”的文化心态，才会有歌德所谓的“世
界文学”主张，才会有席勒和贝多芬那种“人类一家”的高歌，也才
会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抱负。同样，也唯有这样解放全人
类的心态，德国人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全面屠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
“不够资格成为人类”，只有首先清除，才能“使人类更纯洁”。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他一生的全部思考实际
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全面摧毁欧洲贵族体制
这一巨大历史事件。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
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
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歇
布（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
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
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
，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
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
简言之，托克维尔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而非泛泛
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乃是民主时代的基本
倾向，参见本书下卷第四部分）。
【柏林】
.事实上，柏林在其第一部著作《马克思》中即已深刻指出，马克思之
所以走向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马
克思不能接受自己生为犹太人这一在欧洲历来被鄙视的族群，而他对
自己族群即犹太民族的自卑感使他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犹太
人，亦即只有犹太人和所有其他族群都不再存在，所有人都只能是“
人类一员”时才有可能。与此相反，柏林自从早年移民到英国以后虽
然社会地位不断升高并被看成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宠儿，但终其一生，
柏林一直强调“我不是英国人，我是一个俄罗斯的犹太人”。对柏林
而言，维护自己的族群尊严乃是维护他自己个人尊严的基础。
【孔子】
从史景迁教授的文章中，我们也能马上感到，几乎从利玛窦（1552—
1610）等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士企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
世界开始，中国这古老文明对于许多西方人就成了一个“问题”。这
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中国这异己的文明纳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解释
框架之中。我们可以从1691年第一个英文版孔子言行录（尚非是《论
语》的译本）的书名本身看出这问题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严重性。按当
时的习惯，一本书通常都有一个长长的书名，这本英语世界第一本孔
子言述集的全名是：《孔子的伦理：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
稣基督降生五百年以前就已达思想巅峰的中国哲学家，其教导至今仍
为中国那个民族奉为最佳人生指南》（The Morals of Confucius，A
Chinese philoso单加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单加fore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通行历史教科书即柏叟
（Bossuet）的《通史讲义》（1681）仍是恪守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体
系即从基督教《圣经》故事出发来讲全人类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想像上述这第一本孔子言论英译的书名
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会是如何地震惊甚至愤怒：一个在基督降生五
百年前已有自己成熟思想的哲学家，其学说不是歪魔邪说还能是什
么?!一个在《圣经》以外的民族，一个连基督教是何物都不知道的民
族，不是野蛮民族还能是什么?!
先秦时代明显是尚左的。《老子》三十一章有言：“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河上公注解释说：“左，生位也；右，阴道也。”《老子》
同章又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器，”因此好兵贵右者在老子看来是“乐杀人者”也。总之，左是生
位阳位，右则是阴位死位。也因此，古人惟办丧礼时尚右。《礼记·
檀弓》篇记孔子有姐之丧，郑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
左，阳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的观念大体是，左主吉，右主凶。
中国人以后的左右观或许可以从中国历代官制中略见一斑，因为中国
的官制常常是同一官职却分左官与右官的。以此观之，唐代宋代都是
左比右高一等的。唐宋时的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官
为上。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时却反了过来，不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都
是以右官居上，而且元代考科取士也分右榜、左榜，蒙古人列入右榜
，汉人则在左榜，左榜自然低于右榜，因为在元代汉人是二等臣民。
到了大明朝代，又回到了唐宋时代的尚左传统：明代六部的左右侍郎
、左右都御史、左右给事中、左右布政使，都是以左官居上。
其实左好还是右好，《诗经·小雅》说得最好：“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换言之，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
可无不可。
【公元元年】
我们现在因此要问这所谓公元的“元年”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博学
先生们或许会告诉我们，“元年”就是基督教的耶稣生下来那一年。
但这实际上又是错的。因为如果耶稣真有其人的话，其生年可考的史
料迄今只有两条，一条见于《马太福音》，另一条见于《路加福音》
，这两条史料恰恰又是不一致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出生在古
犹太阿罗大王(King Herodthe Great)死去那年，如此则耶稣应该出生
在今天所谓“公元前”第四年，因为这位大王是在那年死的。而根据
《路加福音》，则耶稣出生在罗马帝国人口普查那一年，这是公元第
六年或第七年的事。总之，如果《马太福音》是对的，则我们今年不
是什么1998年，而是应该还在1994年，而如果《路加福音》是对的话
，则我们现在早已过了2000年!总之不管根据哪条史料，现在的所谓“
元年”都是错的。今天全世界都沿用的这个纪年，实在都拜托一个名
叫第欧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的希腊正教修道士，他在今天所谓
公元六世纪初时，不知怎么算出来耶稣死于罗马建国第七百五十四年
，因此称那一年为“我主之年”(alqno Domini)，而把这之前的时代
统统都称为“基督之前”(ante Christum)，于是罗马建国那年就成了
“基督出生七百五十三年前”了。他这个把“元年”首先就弄错了的
纪年居然后来在基督教世界流行了起来，逐渐真的成了基督教的纪年
法，现在又以讹传讹地成了全世界的纪年。
【移鼠】
要是问中文中的“移鼠”是什么意思，只怕没有几个人答得上来。其
实“移鼠”就是基督教的“耶稣”，亦即中国人在最初是用“移鼠”
这两个字来翻译“耶稣”这个词的。
基督教的尼斯托利派（Nestorians）在我国唐代传入中土并曾一度流
行于唐朝全境，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据说唐太宗曾特准建立景教
寺，而唐明皇更格外宠幸过景教，直至武宗禁教后，景教逐渐衰亡。
但唐代景教的流行留下了最早的中文基督教文本，即今日所谓景教文
献。最近香港道风山出版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随
后亦出有简体字版），收人迄今发现的八篇景教文献。其中最早的“
序听迷诗所经”将圣母玛丽亚译为“末艳”，将“耶稣”译为“移鼠
”，因此就有这样的句子：“末艳怀孕，后产一男，名为移鼠”。
【吃】
中国人好吃，而且似乎常以吃为天下第一大事。明朝人徐树丕《识小
录》中有“居服食三等”之说，认为人应该“居中等屋，服下等衣，
食上等食。”这意思就是说，住房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衣服则不妨
穿得差一点，“夏葛冬布，适寒暑足矣”；惟有“饮食，则当远求名
胜之物、山珍海错，名茶法酒，色色俱备，庶不为凡流俗士。”
为什么吃对中国人那么要紧。实在不容易解释。但似乎自古以来就是
这样，而且圣贤们也谆谆教导不但要吃，而且要善吃。例如儒家经典
《中庸》就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似乎“不知味”
就只能作“小人”而不是君子了。《礼记·内则》是讲持家之道的，
其中长篇大论地谈豹狼野猫怎么吃法，什么“狼去肠，狗去肾，狸去
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等等；接下去还有据说是后世所
谓“八珍”作法：淳熬、淳毋、炮豚、炮羊、捣珍，等等。《周礼·
天官冢宰》是讲天子的饮食的，那就更不得了，光是为天子准备饮食
的人就分成二十种之多，有膳夫、庖人、内饔、外饔、烹人等各种名
号，而且其中仅膳夫这一类就包括“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如此浩浩荡荡的
厨子大军，只怕欧洲所有王室的御厨都加在一起也望尘莫及。
不过什么事情一到鲁迅先生那里，不免就有点杀风景了。他在“马上
支日记”中说，每每听到西洋人东洋人都颂扬中国菜，他就觉得“实
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因为他看到中国人或是“嚼葱蒜和杂合
面饼”，或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舔黑
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舔”。接下去他说他这个绍兴人最恨
的就是绍兴的饭菜！这话说得我正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也祖籍绍兴，
太知道绍兴人是不管什么食物都要晒干的，正如鲁迅所言：“有菜，
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
角是以富于水份，肉嫩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鲁迅因此
说他“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
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
【圆滑】
唐朝李林甫曾问大觉禅师：“肉当食耶？不当食耶？”大觉禅师眼皮
一抬，笑眯眯地说：“食是相公的禄，不食是相公的福。”又有人问
元圭太师，如果看到杀生的话：“救者是乎？不救者是乎？”元圭太
师答得更加妙不可言：“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脱”！
中国人说话的玲珑、圆滑，以至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两面讨好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所谓一张嘴两片皮，向上翻可以这么说，向
下翻可以那么说。当还是不当，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
好，全都看你怎么说了。例如明太祖杀人，太子救人，太祖问袁凯：
“朕与太子孰是孰非？”袁凯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朗声便答：“陛下法
之正，太子心之慈。”答得真是滴水不漏，全无破绽。可到底那人该
杀不该杀呢？答案大概是，杀了也就杀了，不杀也就不杀了。杀了是
成全，不杀是慈悲。
说起来儒家传统是很讲道德原则，含糊不得的。孔老夫子说“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孟子更强调义利之辩。不过实际上总是打折扣的。
因为仁还是不仁，义还是不义，也都看你怎么说了。《世说新语》里
一个故事说，郭林宗与子许、文生同去市井，文生见什么就买什么，
子许则什么也不买。有人因此问郭林宗，子许和文生两人哪个更贤，
郭林宗答得又妙，说：“子许少欲，文生多情。”其实我们也满可以
说“文生多欲、子许吝啬”的，不过那样说法大概就不那么与人为善
，当不成郭林宗了。
【魏晋怪谈】
从前魏晋时代的名人王粲生前有一个怪癖，喜欢听驴叫。他死的时候
魏文帝曹丕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去吊丧，鞠躬作揖一番后魏文帝回过头
来对大家说，既然王粲生前最好听驴叫，不妨每人都学一声驴叫向他
告别吧。于是乎满朝文武纷纷拉长脖子各来一声驴叫，一时驴鸣之声
响彻郊野。
魏晋时代另一个叫殷浩的人，最初受晋简文帝重用官至中军将军统领
天下军事，后又被简文帝废为庶人。他心里恨极，常说简文帝是先用
梯子把他送到百尺高的楼上，却又突然抽调梯子（“上人着百尺楼上
，儋梯将去”）。他被发配到扬州后，每天都不停地对着空中写字，
引得扬州百姓大为好奇，纷纷偷看他到底在写什么，结果发现发现他
写来写去只有四个字：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婚姻】
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首脑在1976年曾经作出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授予法国人莫耐（Jean Monnet, 1888-1979）以“欧洲荣誉公民”的
称号。这自然是因为莫耐是公认的“欧洲共同体之父”。迄今为止，
享有这一称号的仍然只有莫耐一人。
但欧洲各国首脑当时大概都忘了，这位“欧洲荣誉公民”在活到四十
多岁想给自己讨个老婆时，居然在偌大的欧洲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让
他结婚。原因非常简单，莫耐当时热恋的意大利女子嘉妮妮（Silvia
Giannini）是个已婚的人，而天主教的意大利在当时仍是只准结婚、
不许离婚的国家。嘉妮妮既然无法离婚，也就无法在欧洲任何国家合
法地再婚。
但莫耐和嘉妮妮最后居然找到了一个国家可以让他们合法地结婚。说
来好笑，这个国家不是别的，而是苏联，当时（1934年）苏联的婚姻
法据说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婚姻法。
【经典】
读经典，因此其实是“泡”在那层层迭迭的各家诠释中。泡得愈久，
就愈是摇头晃脑，觉得经典直经典也，绝对是一字不可易得。朱光潜
从前因此说，《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四句，要是翻译成白话文的“从前我去时，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
；现在我回来，已是雨雪天气了”，只能是全然不知所谓，因为“译
文把原文缠绵悱恻，感慨不尽的神情失去了”。换言之，那摇头晃脑
的味道出不来了。
不知是否针对朱光潜，鲁迅曾有点挖苦地说，要是古人从前没有写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的诗人想用这
意思做一篇白话诗，他该怎么作呢？不就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
爷的好一对儿”？不过这诗肯定要被编辑塞进字纸篓，而“关关雎鸠
”因为“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磕头佩服。”
【隐微写作】
按施特劳斯的教导来读西方政治哲学经典因此好辛苦。他要求学生特
别注意书中的“沉默”之处，因为他强调从前的西方大哲一般“不说
”他最想说的话，或者说他们最想说的话往往通过有意的“沉默”来
表达。举一个例子，英国大哲洛克的名著《政府论》是英国人最引以
为豪的传世名著之一。但此书通篇“不说”当时英国人最相信最视为
神圣的东西保持“沉默”。一旦注意到这个意味深长的“沉默”，则
自然立即明白，洛克对英国人最相信的这套东西恰恰不以为然，因为
他认为任何政治以世代相传的习俗为基础必然有问题，因为任何习俗
即“公认的东西”往往都充满偏见。他的《政府论》主张政治的基础
在“自然契约”，正是要反驳传统主义的“古宪法说”。不过他不愿
犯众怒，不敢明说，因此只能用“沉默”来表示他的异议。
“不说”是康德哲学的极致，因为康德说人不可以说假话，但有时却
也无法说真话，这种时候只能“不说”。“沉默”则是柏拉图写对话
的目的，柏拉图明言天下决没有柏拉图的哲学这回事，因为他柏拉图
只记录别人的对话，他自己在对话中永远保持沉默，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这篇专栏题为“沉默”，亦既什么都没有说。
【说谎】
贡斯当认为，诚实绝不是一种无条件的道德价值，相反，在许多情况
下“有选择地说谎”要比诚实更高贵。他挖苦康德说，作一个“清白
得像一个天使”的康德式道德主体，其实是太轻松也太容易了，因为
他只需永远遵守“说出真话”这种抽象道德原则，却可以根本不管自
己的行为是非会给他人以致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贡斯当对康德的批判乃有感而发。当时正是法国雅各宾恐怖刚刚结束
之时，贡斯当认为，雅各宾专政留下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每个人
在其邻居眼里都是有罪的，都作过帮凶”，在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
彼此忌恨的社会氛围下，如果一味高唱“说出真话”的道德要求，实
际也就意味着人人说过假话，人人都应该自我忏悔，深挖灵魂。这样
一种巨大的道德精神压力，在贡斯当看来，不但丝毫无助于修复和重
建社会的人际信任和互相尊重，反而适得其反，因为这种道德重整一
方面引发新一轮的相互谴责和彼此指控，另一方面更导致新的道德优
越感和道德歧视感。从政治的角度讲，这种“道德重整”事实上恰恰
可能走向新的道德政治专政，并不是建立自由政治之道。
【麦克白】
there's nothing serious in mortaily.All is but toys: renown
and grace is dead; The wine of life is drawn, and the mere
less Is left this vault to brag of.
【林语堂】
林语堂的翻译功底竟是令人叫绝，例如他能将李清照的“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十四个字同样用十四个英文字译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现代文人与城市的街头巷尾有
一种文化共谋的关系，“一个文人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城市生活中的
下一个传闻、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
【奈特】
凡有先知处，自然也就有众使徒。然先知不同于其使徒之处，或即在
于先知乃世外高人，神龙不见首尾，不像使徒则个个招摇过市，在江
湖上扬名立万。因此市井之中也就常常只闻使徒布道，难见先知踪影
。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经济学》曾风行数十年而为学经济
者人手一册，但一般却少有人知道，塞氏自承他正是在1932—1933年
听奈特的课时顿悟经济运行机制的，塞氏书中著名的经济“循环流转
示意图”即来自于奈特当时在课堂上随手画出的“财富轮转
图”（wheel of wealth）。奈特其他的弟子也几乎个个比乃师的名头
响亮得多，日后拿了诺贝尔奖的除塞缪尔森外，尚有三十年代的弟子
佛利民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四十年代的弟子布坎南，及
五十年代初的弟子贝克（Gary Beck）等。
布坎南曾说，奈特的弟子常常只是在功成名就、不无得意地回顾学术
历程时，才蓦然惊觉，自己千辛万苦所修到的成果事实上往往是奈特
早就讲清楚的，只是在当时却领会不到其深意。大概也是因为如此，
奈特的弟子几乎个个都像高斯一样对奈特敬若神明。
但一般来说，先知的心思往往不为使徒所知，使徒所布之道也未必是
先知之道。奈特一生悠悠在心的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问题，而其最
大的烦恼恰恰是发现：市场本身导引不出自由，从而在其经典论著《
竞争的伦理》中断言：“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
谈”（No error is more egregious than that of confounding
freedom with free competition）。不幸，使徒却似乎全都相信这“
最大的谬误”，呜呼哀哉!
【德国人】
德国诗人海涅曾对法国人说：你们法国人动辄以“人民”的名义说话
，我们德国人则历来以“人类”的名义做事。因此法国人在大革命时
期的伟大名言“Le pain est le droit du peuple”（面包是人民的
权利），到了德国就变成了“Le pain est le droit divin du
l'homme”（面包是人类的神圣权利）。海涅因此说，我们德国人从来
不会为“人民的权利”而斗争，而是要为“全人类的权利”而斗争。
确实，唯有这种言必称“人类”的文化心态，才会有歌德所谓的“世
界文学”主张，才会有席勒和贝多芬那种“人类一家”的高歌，也才
会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抱负。同样，也唯有这样解放全人
类的心态，德国人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全面屠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
“不够资格成为人类”，只有首先清除，才能“使人类更纯洁”。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他一生的全部思考实际
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全面摧毁欧洲贵族体制
这一巨大历史事件。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
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
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歇
布（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
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
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
，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
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
简言之，托克维尔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而非泛泛
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乃是民主时代的基本
倾向，参见本书下卷第四部分）。
【柏林】
.事实上，柏林在其第一部著作《马克思》中即已深刻指出，马克思之
所以走向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马
克思不能接受自己生为犹太人这一在欧洲历来被鄙视的族群，而他对
自己族群即犹太民族的自卑感使他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犹太
人，亦即只有犹太人和所有其他族群都不再存在，所有人都只能是“
人类一员”时才有可能。与此相反，柏林自从早年移民到英国以后虽
然社会地位不断升高并被看成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宠儿，但终其一生，
柏林一直强调“我不是英国人，我是一个俄罗斯的犹太人”。对柏林
而言，维护自己的族群尊严乃是维护他自己个人尊严的基础。
【孔子】
从史景迁教授的文章中，我们也能马上感到，几乎从利玛窦（1552—
1610）等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士企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
世界开始，中国这古老文明对于许多西方人就成了一个“问题”。这
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中国这异己的文明纳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解释
框架之中。我们可以从1691年第一个英文版孔子言行录（尚非是《论
语》的译本）的书名本身看出这问题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严重性。按当
时的习惯，一本书通常都有一个长长的书名，这本英语世界第一本孔
子言述集的全名是：《孔子的伦理：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
稣基督降生五百年以前就已达思想巅峰的中国哲学家，其教导至今仍
为中国那个民族奉为最佳人生指南》（The Morals of Confucius，A
Chinese philoso单加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单加fore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通行历史教科书即柏叟
（Bossuet）的《通史讲义》（1681）仍是恪守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体
系即从基督教《圣经》故事出发来讲全人类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想像上述这第一本孔子言论英译的书名
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会是如何地震惊甚至愤怒：一个在基督降生五
百年前已有自己成熟思想的哲学家，其学说不是歪魔邪说还能是什
么?!一个在《圣经》以外的民族，一个连基督教是何物都不知道的民
族，不是野蛮民族还能是什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