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陷的神坛
《苦命天子》一书，是历史系老先生茅海建的一部力作，虽然这本书的笔法显得比较松散，有一种以小说来讲历史的味道，但是却丝毫不能掩盖本书深深地历史气息，其中的每一处细节，仍然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位十一年的咸丰皇帝的悲哀，所谓万人向往的天子之位，果真如其所言，充满了“苦”，不得不让人哀叹一声，国运如此，天子亦悲！
自咸丰帝20登位，整个国家已是满目疮痍了，即位一年，太平天国就在金田起义了，三年之后，战火就已经波及到京师了，内战未平，夷乱又起，英法联军打进了圆明园，劫掠之后一把火烧去了这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而此时，奕詝正躲在避暑山庄，只留六弟奕欣留京与英法谈判，期间条约签了一条又一条，国家主权尽失，社会完全崩塌。
读这段历史，我体会到的是一种深深地无力感，是一种所谓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曾今傲视世界的天朝没落的悲哀，是这位天子在其高位上一步步从神坠落为人的悲哀。
奕詝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一点远远不及他聪明的弟弟奕欣，更何况他还有一点残疾，但是凭借着杜受田的指导，他最终获得了道光帝的喜爱，最终继位为皇，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如何如何不是，作为一个皇帝，他恪守祖制，习读四书五经，以《资治通鉴》一类的书本来要求自己，可国家在他手中越来越差，他年轻气盛，但是办什么事都办不成，他想做一个好皇帝，却时刻充满一种无力感，作为天子，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始终活在自我欺骗中，甚至英法军队已经打到天津，他还以天朝的身份来面对他们，认为只要同意签约，略作让步，这些所谓的蛮夷就会退走，可最后，圆明园被焚，他吓得躲在避暑山庄，甚至战争结束，他也没能从避暑山庄回銮。
文中有些地方写的很好，我将其引出来并做一些我自己的理解与分析。
文有一章写到：
1836年农历新年一过，按中国传统算法，皇四子奕詝已到了六岁（尽管实际年龄仅四岁半），端装正色来到上书房，拜年已49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习研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家乡的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
这一年，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诞辰100周年，是伏打发明电池的第34年，是莫尔斯发明电报电码的第二年，而达尔文正随船作全球考察，研究生物。
这一年，贝多芬已去世9年，巴尔扎克正处于《人间喜剧》的创作高潮，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而欧洲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这一年，英国任命义律为对华商务总监督，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2.8万箱，白银外流超过500万元，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请求弛禁鸦片。
••••••
这仅仅列出了一段事实而已，却鲜明生动地给我们对比了同样地年代，我们的帝王在做什么，外国的伟人又在做什么，更何况有些事早就发生了近百年，却丝毫未能引起一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注意，或者说，对我们的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帝王之家尚且如此，更何况平常百姓,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强大？我们又凭借着什么来抵抗外敌？
至于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由老弱病残组成的50万大军，居然把大清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路下来，横扫18省，最终连旧都南京也丢了，起义军甚至北伐到天津，我们虽然要为起义军的反抗鼓掌，但不免感慨，国家军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着实可笑。
而当时的官僚们，一个个口口声声喊着要保卫国家的，大多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数倍于敌人的力量依然被打垮，面对敌人逃起命来比谁都快，让我苦笑的事，当时打仗最好的人里，赫然不少都是太平天国的将领，曾今横扫明朝的后金军队，在几百年的安逸之后，如同曾今的蒙古骑兵，在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所谓的江南江北大营，一触即溃。
幸亏这时候出来了清王朝最后的救星——曾国藩，他组织了湘军，成为最后一支可以用来克敌的军队，可最初，咸丰帝却不希望让一位汉人拥有如此大的军队，甚至一直压制湘军的发展，直到最后他毫无办法了，才不得不放权给曾国藩。
同样，这也说明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各省自己负责剿灭起义军，军队军费都不由中央管理。
同样地事情还发生在厘金上，由于打仗，国库空虚，中央已经无力拨款，只能放任地方自己去筹款，厘金制度应运而生，地方逐渐掌握了财政大权地方官僚掌握了这么一个生财之道，自然大肆搜刮，几里几十里便设一厘卡，商旅难行，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早期资本主义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自此，军权和财权，自古君王两大权力，全都离开了咸丰的控制，从中央过渡到了地方，作为皇帝，咸丰的权力越来越小，他也越来越拿大臣没有办法，这个帝国的掌控者，正逐渐失去他曾今闪耀的光辉。
此外，在与列强签订条约时，咸丰的表现，也让今人觉得哀叹。无论列强提出什么割地赔款条件，已经被打怕了得咸丰丝毫没有异议，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一直坚持到死的，甚至因此迟迟不愿回銮，这一点即西方提出的“亲递国书”，由于西方坚持自己的礼节而不愿意下跪，咸丰帝一直认为这一点违背了伦常，是对祖宗宗庙的大不敬，是对自己皇权的一种挑衅，故一直强烈要求在条约中除去这一点，而全然不理会其他要点，如果以一位国君，尤其是天朝国君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国民，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我们却深深耻笑这种行为，如果他把纠缠在这点上的底线放在国家利益上，我们又可以避免多少损失？
可是，如书中所言：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称出来的分量。
更可笑的是，所谓的天朝，居然被几个国家当做猴来耍，如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后，俄国出面提出愿意出面帮助调解，可实际上，俄国私下里为英法提供军事情报，鼓励其扩大侵略，以谋求更大的利益。在英法焚烧圆明园退兵后，俄国又出面提出帮助退兵，借此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国家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却不知英法早已退兵，俄国根本没有出任何力气。
此外，当英军攻入广州，江浙一带居然还与英商交流甚欢，甚至在英法联军攻至京师时，江浙一带英军正配合着清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两个国家居然同时进行战争和通商，如此奇观，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以看到了。
我们仔细回忆咸丰帝在位的这些年，我们可以说，如果时间往前推几百年，中国尚且还是封建盛世，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好皇帝，可是，他却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变化的时期，不止是清王朝，整个世界都在剧变，他这样一个迂腐守旧的人又怎么能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中生存下去呢。
不得不说，咸丰帝是悲哀的，作为一位帝王，他无所作为，有心做出一番事业，却郁郁不得志，很多人曾今假象，若是由聪明机变的奕欣来当这个皇帝，又会如何？是否会出现一次中兴？作者在文中有一句可以给我们做出参考： 这位年轻聪明的亲王柄政之初全盘皆错，并无高明之处，他是“天朝”的人，浑身都是旧时代的痕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位恭亲王后来所做的一切，成为洋务运动的启蒙，但是可以看出，一切的根本缘由不是人，而是制度，是封建的制度和思想害了他们，更害了国家。
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这个苦命的皇帝生命走到了终结，逝于避暑山庄，在远离各种政治事端中闭上了双眼。至于后来出现了“同光中兴”，或是慈禧专政、清朝灭亡，他都没有机会看到了，想来若是他看到，也不知作何感想。
对于他，作者有段话评价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位子。如果能够找到它，占有它，那是人生的最幸。与此相反，一个人占有的位子，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那是一种痛苦。具有同样痛苦的是，一个人坐在其力有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
而咸丰就是后一类的不幸的人。
作为一个人，他是苦命的，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苦命又让人民与其同苦，君王尚且苦命，百姓又该如何？
一切，只留给后人思考与叹息。
自咸丰帝20登位，整个国家已是满目疮痍了，即位一年，太平天国就在金田起义了，三年之后，战火就已经波及到京师了，内战未平，夷乱又起，英法联军打进了圆明园，劫掠之后一把火烧去了这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而此时，奕詝正躲在避暑山庄，只留六弟奕欣留京与英法谈判，期间条约签了一条又一条，国家主权尽失，社会完全崩塌。
读这段历史，我体会到的是一种深深地无力感，是一种所谓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曾今傲视世界的天朝没落的悲哀，是这位天子在其高位上一步步从神坠落为人的悲哀。
奕詝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一点远远不及他聪明的弟弟奕欣，更何况他还有一点残疾，但是凭借着杜受田的指导，他最终获得了道光帝的喜爱，最终继位为皇，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如何如何不是，作为一个皇帝，他恪守祖制，习读四书五经，以《资治通鉴》一类的书本来要求自己，可国家在他手中越来越差，他年轻气盛，但是办什么事都办不成，他想做一个好皇帝，却时刻充满一种无力感，作为天子，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始终活在自我欺骗中，甚至英法军队已经打到天津，他还以天朝的身份来面对他们，认为只要同意签约，略作让步，这些所谓的蛮夷就会退走，可最后，圆明园被焚，他吓得躲在避暑山庄，甚至战争结束，他也没能从避暑山庄回銮。
文中有些地方写的很好，我将其引出来并做一些我自己的理解与分析。
文有一章写到：
1836年农历新年一过，按中国传统算法，皇四子奕詝已到了六岁（尽管实际年龄仅四岁半），端装正色来到上书房，拜年已49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习研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家乡的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
这一年，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诞辰100周年，是伏打发明电池的第34年，是莫尔斯发明电报电码的第二年，而达尔文正随船作全球考察，研究生物。
这一年，贝多芬已去世9年，巴尔扎克正处于《人间喜剧》的创作高潮，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而欧洲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这一年，英国任命义律为对华商务总监督，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2.8万箱，白银外流超过500万元，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请求弛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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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列出了一段事实而已，却鲜明生动地给我们对比了同样地年代，我们的帝王在做什么，外国的伟人又在做什么，更何况有些事早就发生了近百年，却丝毫未能引起一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注意，或者说，对我们的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帝王之家尚且如此，更何况平常百姓,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强大？我们又凭借着什么来抵抗外敌？
至于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由老弱病残组成的50万大军，居然把大清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路下来，横扫18省，最终连旧都南京也丢了，起义军甚至北伐到天津，我们虽然要为起义军的反抗鼓掌，但不免感慨，国家军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着实可笑。
而当时的官僚们，一个个口口声声喊着要保卫国家的，大多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数倍于敌人的力量依然被打垮，面对敌人逃起命来比谁都快，让我苦笑的事，当时打仗最好的人里，赫然不少都是太平天国的将领，曾今横扫明朝的后金军队，在几百年的安逸之后，如同曾今的蒙古骑兵，在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所谓的江南江北大营，一触即溃。
幸亏这时候出来了清王朝最后的救星——曾国藩，他组织了湘军，成为最后一支可以用来克敌的军队，可最初，咸丰帝却不希望让一位汉人拥有如此大的军队，甚至一直压制湘军的发展，直到最后他毫无办法了，才不得不放权给曾国藩。
同样，这也说明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各省自己负责剿灭起义军，军队军费都不由中央管理。
同样地事情还发生在厘金上，由于打仗，国库空虚，中央已经无力拨款，只能放任地方自己去筹款，厘金制度应运而生，地方逐渐掌握了财政大权地方官僚掌握了这么一个生财之道，自然大肆搜刮，几里几十里便设一厘卡，商旅难行，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早期资本主义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自此，军权和财权，自古君王两大权力，全都离开了咸丰的控制，从中央过渡到了地方，作为皇帝，咸丰的权力越来越小，他也越来越拿大臣没有办法，这个帝国的掌控者，正逐渐失去他曾今闪耀的光辉。
此外，在与列强签订条约时，咸丰的表现，也让今人觉得哀叹。无论列强提出什么割地赔款条件，已经被打怕了得咸丰丝毫没有异议，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一直坚持到死的，甚至因此迟迟不愿回銮，这一点即西方提出的“亲递国书”，由于西方坚持自己的礼节而不愿意下跪，咸丰帝一直认为这一点违背了伦常，是对祖宗宗庙的大不敬，是对自己皇权的一种挑衅，故一直强烈要求在条约中除去这一点，而全然不理会其他要点，如果以一位国君，尤其是天朝国君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国民，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我们却深深耻笑这种行为，如果他把纠缠在这点上的底线放在国家利益上，我们又可以避免多少损失？
可是，如书中所言：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称出来的分量。
更可笑的是，所谓的天朝，居然被几个国家当做猴来耍，如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后，俄国出面提出愿意出面帮助调解，可实际上，俄国私下里为英法提供军事情报，鼓励其扩大侵略，以谋求更大的利益。在英法焚烧圆明园退兵后，俄国又出面提出帮助退兵，借此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国家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却不知英法早已退兵，俄国根本没有出任何力气。
此外，当英军攻入广州，江浙一带居然还与英商交流甚欢，甚至在英法联军攻至京师时，江浙一带英军正配合着清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两个国家居然同时进行战争和通商，如此奇观，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以看到了。
我们仔细回忆咸丰帝在位的这些年，我们可以说，如果时间往前推几百年，中国尚且还是封建盛世，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好皇帝，可是，他却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变化的时期，不止是清王朝，整个世界都在剧变，他这样一个迂腐守旧的人又怎么能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中生存下去呢。
不得不说，咸丰帝是悲哀的，作为一位帝王，他无所作为，有心做出一番事业，却郁郁不得志，很多人曾今假象，若是由聪明机变的奕欣来当这个皇帝，又会如何？是否会出现一次中兴？作者在文中有一句可以给我们做出参考： 这位年轻聪明的亲王柄政之初全盘皆错，并无高明之处，他是“天朝”的人，浑身都是旧时代的痕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位恭亲王后来所做的一切，成为洋务运动的启蒙，但是可以看出，一切的根本缘由不是人，而是制度，是封建的制度和思想害了他们，更害了国家。
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这个苦命的皇帝生命走到了终结，逝于避暑山庄，在远离各种政治事端中闭上了双眼。至于后来出现了“同光中兴”，或是慈禧专政、清朝灭亡，他都没有机会看到了，想来若是他看到，也不知作何感想。
对于他，作者有段话评价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位子。如果能够找到它，占有它，那是人生的最幸。与此相反，一个人占有的位子，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那是一种痛苦。具有同样痛苦的是，一个人坐在其力有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
而咸丰就是后一类的不幸的人。
作为一个人，他是苦命的，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苦命又让人民与其同苦，君王尚且苦命，百姓又该如何？
一切，只留给后人思考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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