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郑州往事——《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序一
郑州往事
沈昌文
马国兴先生谈经营书店的大作在网上流传时，我已不断拜读。我是书业的老兵，自然要关心书店的情况。而更主要的，我好歹也算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发起人，当年同马先生他们屡屡见面，说得上是熟人。马先生在此时此刻回顾往事，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说起创办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是我出版从业史上的一个突破。那年头，我接手重新开张三联书店，心里又高兴又惶恐。幸亏有好多老前辈相助，让我把三联书店逐步兴办、发展起来。这中间，有一位罗孚先生就帮了大忙。我在别处说过，罗孚这位闻名海外的老报人当年之在北京居留十年，是上帝的旨意。这十年里，他实实在在帮了我的大忙。别的不说，他介绍了好多文化人同我见面，让我广辟“人脉”，十分难得。某日，他安排老报人徐铸成先生与我们共餐。我一听说要见徐老，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一九四七、四八年期间，我受地下党员的影响，趁给他们买市上进步报刊之际，自己也常常先找来看。于是，我在我的同辈工人中间，常常念叨一位上海的进步报人“徐寿成”。我那时不识这“铸”字，一直读成“寿”。现在居然要与这位大人物共餐，如何了得。
徐老那天来，还带来了一位年轻人——他的孙子，徐时霖先生。时霖兄不久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薛正强先生。徐、薛两位年轻人当时都在北京跟从一位冯教授学管理科学。我很奇怪，徐先生学化学出身，薛先生本业是考古，两个人现在都去学管理科学。这也许是八十年代的时尚吧。以后，更想不到的是，薛先生向我提出，他有意在家乡郑州经营书店。
当时，三联书店刚落脚未久，美术馆东街的大楼八字还才刚有一撇，本店工作人员大多还在北京五六处地方分散办公，如何谈得上去外地发展。但是，我想到了未来，加上我这上海人好动的性格，觉得不妨一试。不过我那时一分资金也掏不出来。薛先生说，资金由他筹，只要求我允许他使用“三联”名号。我于是郑重要求他注意文化品位，绝不经营坏书，把这作为使用“三联”名号的唯一条件。他欣然同意。这家叫“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书店于是开张。打这以后，我去检查多次，确实不错。从各方面看，值得叫做“三联书店”。但在读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书店的经管人员如马先生者有这样的水平。从现在马先生的文章看，还不好只说他有水平这类话。这位先生简直是个书迷。具体的事情，请大家看本书，我现在就不多罗嗦了。
我还想罗嗦的，是郑州三联书店另一方面的活动：它同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兴办的“郑州越秀学术讲座”。
我是“好食之徒”，到了郑州，正强老兄自然要招待我上饭馆。三吃两吃，在金水路上一家越秀酒家吃上了瘾。于是又认识了那里的老板崔乃信先生。崔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对文化又很有兴趣，本人就有不少珍贵的收藏。谈来谈去，正强兄提出利用越秀酒家这方宝地，搞个“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大家一致赞成。
回到北京，我想使这主意便于实行，不致遭到还在遥控三联的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就先同也是“好食”的丁聪老人家商量，并把他请到郑州去考察。丁老了解后大为赞赏此举，我有了他这个靠山和挡箭牌，更壮了胆，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第一次讲演。那时，台湾的陈鼓应教授正好住在北京，我同他时相过从，于是就邀他赴郑州作第一讲，讲题是“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这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月都要请一位专家赴郑州讲演，累计下来，前后一共办了一百四十多场。为了报答崔先生和正强兄的盛情，提高讲座的声誉，除了邀请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外，我很费心机地邀了不少学术界的领导人也去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我就都邀了。我利用我曾是胡绳名义上的老秘书的身份，居然设法把他请去（五十年代中，胡绳名义上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而我是社长室的秘书，可他从不来人民出版社，我当年极少见过他）。于光远老人家去了不止一次。最值得我感念的是费孝通老人家。他当年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居然被邀到了郑州好几次。每次去，河南省领导都亲自接待。有一次，省委书记李长春借机同他在郑州长谈，费老对河南的发展提了不少意见。据说，当年河南省为防止干部吃喝，对餐馆门口停的汽车要实行登记，但越秀酒家例外。因为那里常有北京去的领导人出席。
费老对这类活动很感兴趣。多次同我用英语说，多同其他学者和读者交流是一种“脑力锻炼”。我们老年人除了体力锻炼外，还应该进行“脑力锻炼”。他希望我在北京也进行这类活动。可惜我后来没有办成。我还记得，那时《光明日报》曾有专文指出，这是“耐人寻味的越秀文化现象”，并引用一位领导人的话说，“越秀文化现象是一种现代经济与文化共生、发展的良好标志”。
我在这里特别介绍郑州越秀学术讲座，除了怀旧，主要是还妄图在现今提倡这类活动。我离开书业的岗位之后，特别在当今书业不景气之际，越来越觉得出版社和书店应当积极从事文化公益活动，组织讲演便是其一。书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得靠长期累积文化声誉。当然，这种积累需要投资，书业本身可能力有未逮。但从我在郑州的经验看，像崔乃信先生这样肯于助人的企业家大有人在。而从长期历史上看，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都是积极关注公益文化活动的，值得我们效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得爱书，爱文化，爱得入迷，爱得发疯，像马国兴先生一样。
二零一二年四月
沈昌文
马国兴先生谈经营书店的大作在网上流传时，我已不断拜读。我是书业的老兵，自然要关心书店的情况。而更主要的，我好歹也算是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发起人，当年同马先生他们屡屡见面，说得上是熟人。马先生在此时此刻回顾往事，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说起创办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是我出版从业史上的一个突破。那年头，我接手重新开张三联书店，心里又高兴又惶恐。幸亏有好多老前辈相助，让我把三联书店逐步兴办、发展起来。这中间，有一位罗孚先生就帮了大忙。我在别处说过，罗孚这位闻名海外的老报人当年之在北京居留十年，是上帝的旨意。这十年里，他实实在在帮了我的大忙。别的不说，他介绍了好多文化人同我见面，让我广辟“人脉”，十分难得。某日，他安排老报人徐铸成先生与我们共餐。我一听说要见徐老，高兴得跳起来。因为一九四七、四八年期间，我受地下党员的影响，趁给他们买市上进步报刊之际，自己也常常先找来看。于是，我在我的同辈工人中间，常常念叨一位上海的进步报人“徐寿成”。我那时不识这“铸”字，一直读成“寿”。现在居然要与这位大人物共餐，如何了得。
徐老那天来，还带来了一位年轻人——他的孙子，徐时霖先生。时霖兄不久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薛正强先生。徐、薛两位年轻人当时都在北京跟从一位冯教授学管理科学。我很奇怪，徐先生学化学出身，薛先生本业是考古，两个人现在都去学管理科学。这也许是八十年代的时尚吧。以后，更想不到的是，薛先生向我提出，他有意在家乡郑州经营书店。
当时，三联书店刚落脚未久，美术馆东街的大楼八字还才刚有一撇，本店工作人员大多还在北京五六处地方分散办公，如何谈得上去外地发展。但是，我想到了未来，加上我这上海人好动的性格，觉得不妨一试。不过我那时一分资金也掏不出来。薛先生说，资金由他筹，只要求我允许他使用“三联”名号。我于是郑重要求他注意文化品位，绝不经营坏书，把这作为使用“三联”名号的唯一条件。他欣然同意。这家叫“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书店于是开张。打这以后，我去检查多次，确实不错。从各方面看，值得叫做“三联书店”。但在读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书店的经管人员如马先生者有这样的水平。从现在马先生的文章看，还不好只说他有水平这类话。这位先生简直是个书迷。具体的事情，请大家看本书，我现在就不多罗嗦了。
我还想罗嗦的，是郑州三联书店另一方面的活动：它同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兴办的“郑州越秀学术讲座”。
我是“好食之徒”，到了郑州，正强老兄自然要招待我上饭馆。三吃两吃，在金水路上一家越秀酒家吃上了瘾。于是又认识了那里的老板崔乃信先生。崔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对文化又很有兴趣，本人就有不少珍贵的收藏。谈来谈去，正强兄提出利用越秀酒家这方宝地，搞个“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大家一致赞成。
回到北京，我想使这主意便于实行，不致遭到还在遥控三联的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就先同也是“好食”的丁聪老人家商量，并把他请到郑州去考察。丁老了解后大为赞赏此举，我有了他这个靠山和挡箭牌，更壮了胆，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第一次讲演。那时，台湾的陈鼓应教授正好住在北京，我同他时相过从，于是就邀他赴郑州作第一讲，讲题是“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这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月都要请一位专家赴郑州讲演，累计下来，前后一共办了一百四十多场。为了报答崔先生和正强兄的盛情，提高讲座的声誉，除了邀请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外，我很费心机地邀了不少学术界的领导人也去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领导我就都邀了。我利用我曾是胡绳名义上的老秘书的身份，居然设法把他请去（五十年代中，胡绳名义上担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而我是社长室的秘书，可他从不来人民出版社，我当年极少见过他）。于光远老人家去了不止一次。最值得我感念的是费孝通老人家。他当年的身份是国家领导人，居然被邀到了郑州好几次。每次去，河南省领导都亲自接待。有一次，省委书记李长春借机同他在郑州长谈，费老对河南的发展提了不少意见。据说，当年河南省为防止干部吃喝，对餐馆门口停的汽车要实行登记，但越秀酒家例外。因为那里常有北京去的领导人出席。
费老对这类活动很感兴趣。多次同我用英语说，多同其他学者和读者交流是一种“脑力锻炼”。我们老年人除了体力锻炼外，还应该进行“脑力锻炼”。他希望我在北京也进行这类活动。可惜我后来没有办成。我还记得，那时《光明日报》曾有专文指出，这是“耐人寻味的越秀文化现象”，并引用一位领导人的话说，“越秀文化现象是一种现代经济与文化共生、发展的良好标志”。
我在这里特别介绍郑州越秀学术讲座，除了怀旧，主要是还妄图在现今提倡这类活动。我离开书业的岗位之后，特别在当今书业不景气之际，越来越觉得出版社和书店应当积极从事文化公益活动，组织讲演便是其一。书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得靠长期累积文化声誉。当然，这种积累需要投资，书业本身可能力有未逮。但从我在郑州的经验看，像崔乃信先生这样肯于助人的企业家大有人在。而从长期历史上看，当年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都是积极关注公益文化活动的，值得我们效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得爱书，爱文化，爱得入迷，爱得发疯，像马国兴先生一样。
二零一二年四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