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会革命吗?
罗伯特·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书籍引起了革命吗？达恩顿提及这个话问题的时候意指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流血暴力革命。在我们的习常观念中，法国大革命与启蒙思想运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思想积淀，尤其是通过阅读我们现在早已熟知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一大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
尽管达恩顿已经在他的众多细致入微的文化史和阅读史研究中对这种简单的因果论观点提出了异议，但书籍引发革命的观点让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关于书籍本身的革命。现在越来越多的话题集中在电子书代替纸质书上，人们对书籍的未来愈加悲观，它的生命要走到了尽头，被革命即将发生。但在遥远的阅读史上，是否也有过了类似的阅读革命的发生？
有图书史学者提出一种说法，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阅读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按照这位学者的说法，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人们的读书方式一直是以精读为主，因为手头只有那么零散的几本书，比如说《圣经》之类的。而且他们读书往往是以“说书”的方式进行，识字的人有限，只有通过当众朗读和解读才能深入人心。但从十八世纪开始，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街头小报的诞生，人们开始接受少数经典以外的新闻、八卦、小说。阅读的方式从精读到泛读，阅读的目的也变得多种多样，阅读的口味也是众口难调。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中提到这种变化时说：“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机器造纸、蒸汽印刷机、林诺排字工艺和全民教育的出现，大众性的阅读开始蔚然成风。但这股风气其实在十八世纪末就已初露端倪。这事情最根本的变化体现在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而不是泛读取代了精读。”
阅读的多样化意味着思想的大一统局面难以控制，人们通过阅读察觉到生活的另类和多样的可能性。当统治者再想靠一本《圣经》和灌输的宗教思想约束人们的头脑时，他们发现了失控的危险。没有人在轻易相信那一套谎言，思想深处的革命蠢蠢欲动，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时有发生。也正是此时，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了书籍的危险力量，查禁图书、审查制度、意识形态的钳制成为了庙堂对民间文化审视的常态。
罗伯特·达恩顿不但是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也是文化史和阅读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和《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就是综合研究法国大革命与文化阅读史方面的绝佳成果。上文提到他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这种简单的因果论调提出了异议，这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现在视为法国启蒙思想经典行列的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并不流行。无论是从书商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大革命前夕，人们的阅读视野中接触到的地下文学以色情文学、丑闻纪事、政治宣传、诽谤作品为主——当然，这也是当局查禁的主要方向。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位书商因为在店里出售各种禁书和有害文献而被捕。警察审问这位犯人，让他解释在查禁的书信中常用的令人困惑的术语：“哲学物品”。这位书商的回答是：“图书交易中表示所有违禁物品的习惯说法。”哲学书，即专指那些给地下书商带来麻烦而必须谨慎处理的书籍，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卢梭们与伏尔泰们留下的经典之作。
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提到我们对过往书籍的一种误读：“那些书并非如他所想的仅仅是‘哲学’著作，也不单纯是疏于认识政治现实的抽象论文。如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扩散的最广泛的非法文学作品包括揭露丑闻的新闻、社会评论、政治辩论、下流的反教权言论、乌托邦幻想、理论推断、低级色情——这一切杂乱地共居于‘哲学书’这同一标签之下。其主题如此这般汇合起来，相互重叠，以便从各方面挑战旧政权的正统性。这种挑战由于发生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外，所以毫无节制。另外，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诉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种修辞手段影响一系列反应——义愤、恼怒、蔑视、嘲笑、憎恶。”在这个十八世纪的语境中，哲学与色情的功能是一样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色情文学带来的革命性比哲学书籍更为重要，因为他的普及意义如此普遍，如此大众——回想一下电影《鹅毛笔》中的萨德，就知道大众对一个色情作家的追捧程度绝不是卢梭和伏尔泰所能比拟的。自由与放荡如此融洽地联系到了一起，乃至随着时间的流逝，革命发生后，一切归于沉寂，那些危险的书籍大多数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依然被查禁、封存、销毁，仅留的愈加晦涩的登堂入室成为我们今天的哲学经典。
阅读的革命往往是从隐喻的意义发生，然后过度到粗暴的现实革命。被遮蔽的书籍，被湮没的命运，被迫害的文学，被灭绝的民族，他们的生存，被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攥到手中，风雨飘摇，无力依存。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如果说书籍多舛的命运没有改变，更深刻的表现就是消弭在纳粹与战争的硝烟之中。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纳粹分子上台不久，就成立了德国图书馆管理员联合委员会，其目的是：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在德国图书馆里禁止借出布尔什维克书籍、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犹太人书籍。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是沃尔夫冈·赫尔曼博士，他开始鼓吹所谓的“捍卫德国文学的民族性”，先是在报刊上刊登最有威胁性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姓名，随后，这份名单继续扩充和分类，成为了纳粹焚书的主导依据和思想。从1933年5月10日的柏林开始，焚书运动蔓延到每一个德国的大学城。此举没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反对，相反，这项“伟大的创举”其实正是由那些在校的大学生发起的。那些真正懂得知识和书籍命运的人反而懂得如何毁灭它，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在《焚书之书》中，德国作家福尔克尔· 试图挽救这些被焚烧的书籍及其作者被历史遗忘的命运。但是我们透过这本书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作者语焉不详的介绍以及他们失落的作品的书名和故事的大概。我们见到这些书，只看到一个简陋的书目。焚烧的书注定不会被寻觅到，只有在想象的空间中，他们的流风遗韵才会被某些人记得。
本雅明说，书籍自有命运。大多数情况下，书籍的命运都是扑朔迷离，失落多舛。我们的文学史注定只能书写保留的部分，残缺的部分留给想象的虚空。写到这里突发奇想，如果书籍没有承载人类的思想，没有蕴藏革命的危险，它的命运是不是会改变很多？但是，如果书籍没有思想的言辞，没有自由的生命，没有想象的瑰奇，没有虚构的未来，没有参差多变的可能性，我们要阅读还有何用？
思郁
2012-5-17书
尽管达恩顿已经在他的众多细致入微的文化史和阅读史研究中对这种简单的因果论观点提出了异议，但书籍引发革命的观点让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关于书籍本身的革命。现在越来越多的话题集中在电子书代替纸质书上，人们对书籍的未来愈加悲观，它的生命要走到了尽头，被革命即将发生。但在遥远的阅读史上，是否也有过了类似的阅读革命的发生？
有图书史学者提出一种说法，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阅读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按照这位学者的说法，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人们的读书方式一直是以精读为主，因为手头只有那么零散的几本书，比如说《圣经》之类的。而且他们读书往往是以“说书”的方式进行，识字的人有限，只有通过当众朗读和解读才能深入人心。但从十八世纪开始，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街头小报的诞生，人们开始接受少数经典以外的新闻、八卦、小说。阅读的方式从精读到泛读，阅读的目的也变得多种多样，阅读的口味也是众口难调。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中提到这种变化时说：“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机器造纸、蒸汽印刷机、林诺排字工艺和全民教育的出现，大众性的阅读开始蔚然成风。但这股风气其实在十八世纪末就已初露端倪。这事情最根本的变化体现在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而不是泛读取代了精读。”
阅读的多样化意味着思想的大一统局面难以控制，人们通过阅读察觉到生活的另类和多样的可能性。当统治者再想靠一本《圣经》和灌输的宗教思想约束人们的头脑时，他们发现了失控的危险。没有人在轻易相信那一套谎言，思想深处的革命蠢蠢欲动，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时有发生。也正是此时，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了书籍的危险力量，查禁图书、审查制度、意识形态的钳制成为了庙堂对民间文化审视的常态。
罗伯特·达恩顿不但是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也是文化史和阅读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和《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就是综合研究法国大革命与文化阅读史方面的绝佳成果。上文提到他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这种简单的因果论调提出了异议，这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现在视为法国启蒙思想经典行列的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并不流行。无论是从书商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大革命前夕，人们的阅读视野中接触到的地下文学以色情文学、丑闻纪事、政治宣传、诽谤作品为主——当然，这也是当局查禁的主要方向。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位书商因为在店里出售各种禁书和有害文献而被捕。警察审问这位犯人，让他解释在查禁的书信中常用的令人困惑的术语：“哲学物品”。这位书商的回答是：“图书交易中表示所有违禁物品的习惯说法。”哲学书，即专指那些给地下书商带来麻烦而必须谨慎处理的书籍，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卢梭们与伏尔泰们留下的经典之作。
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提到我们对过往书籍的一种误读：“那些书并非如他所想的仅仅是‘哲学’著作，也不单纯是疏于认识政治现实的抽象论文。如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扩散的最广泛的非法文学作品包括揭露丑闻的新闻、社会评论、政治辩论、下流的反教权言论、乌托邦幻想、理论推断、低级色情——这一切杂乱地共居于‘哲学书’这同一标签之下。其主题如此这般汇合起来，相互重叠，以便从各方面挑战旧政权的正统性。这种挑战由于发生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外，所以毫无节制。另外，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诉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种修辞手段影响一系列反应——义愤、恼怒、蔑视、嘲笑、憎恶。”在这个十八世纪的语境中，哲学与色情的功能是一样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色情文学带来的革命性比哲学书籍更为重要，因为他的普及意义如此普遍，如此大众——回想一下电影《鹅毛笔》中的萨德，就知道大众对一个色情作家的追捧程度绝不是卢梭和伏尔泰所能比拟的。自由与放荡如此融洽地联系到了一起，乃至随着时间的流逝，革命发生后，一切归于沉寂，那些危险的书籍大多数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依然被查禁、封存、销毁，仅留的愈加晦涩的登堂入室成为我们今天的哲学经典。
阅读的革命往往是从隐喻的意义发生，然后过度到粗暴的现实革命。被遮蔽的书籍，被湮没的命运，被迫害的文学，被灭绝的民族，他们的生存，被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攥到手中，风雨飘摇，无力依存。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如果说书籍多舛的命运没有改变，更深刻的表现就是消弭在纳粹与战争的硝烟之中。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纳粹分子上台不久，就成立了德国图书馆管理员联合委员会，其目的是：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在德国图书馆里禁止借出布尔什维克书籍、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犹太人书籍。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是沃尔夫冈·赫尔曼博士，他开始鼓吹所谓的“捍卫德国文学的民族性”，先是在报刊上刊登最有威胁性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姓名，随后，这份名单继续扩充和分类，成为了纳粹焚书的主导依据和思想。从1933年5月10日的柏林开始，焚书运动蔓延到每一个德国的大学城。此举没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反对，相反，这项“伟大的创举”其实正是由那些在校的大学生发起的。那些真正懂得知识和书籍命运的人反而懂得如何毁灭它，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在《焚书之书》中，德国作家福尔克尔· 试图挽救这些被焚烧的书籍及其作者被历史遗忘的命运。但是我们透过这本书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作者语焉不详的介绍以及他们失落的作品的书名和故事的大概。我们见到这些书，只看到一个简陋的书目。焚烧的书注定不会被寻觅到，只有在想象的空间中，他们的流风遗韵才会被某些人记得。
本雅明说，书籍自有命运。大多数情况下，书籍的命运都是扑朔迷离，失落多舛。我们的文学史注定只能书写保留的部分，残缺的部分留给想象的虚空。写到这里突发奇想，如果书籍没有承载人类的思想，没有蕴藏革命的危险，它的命运是不是会改变很多？但是，如果书籍没有思想的言辞，没有自由的生命，没有想象的瑰奇，没有虚构的未来，没有参差多变的可能性，我们要阅读还有何用？
思郁
2012-5-17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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