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前言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各行各业热衷于与国际“接轨”，历史学亦不自外于这一潮流。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政治史被认为“过时”了，“英雄史观”更是备受冷落甚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受热捧，“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受重视。
其实，中国的历史自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史学亦大可不必与西方亦步亦趋。如西方政治早已上轨道，在轨道上跑的政治固然很好，但描述起来难免“乏味”。而近代中国政治既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又没有完全走上新的轨道，称得上是“乱世”。“乱世”对历史学家更具有挑战性。这一时期，战争、革命、内战、外战、政变、民变，一切都在剧变中，一切都在动荡中，充满偶然，充满传奇，充满戏剧性，具有不可预测性。经济基础不见有大的变动，上层建筑却是风雷激荡。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想避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之类的老话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可能决定和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普罗大众的历史固然不可忽视，“精英”、“领袖”更不可能被历史边缘化。撇开蒋介石讲不清民国史，撇开毛泽东也讲不清共和国史。
应该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其间的制约因素很多，现实“政治”尤为关键。海峡两岸皆然。好在随着时间流逝，“政治”的因素逐渐减弱。而历史资料的大量开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引发海峡两岸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蒋介石研究热”。
持续五十多年不间断地写日记，是蒋介石有别于其他领袖人物的特异之处，也可能是蒋介石一生做得最英明的一件事。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褒他贬他，颂他骂他，都不可能无视他的日记。蒋介石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还是只写给自己看的，学界居然还存有不同意见。一般而言，“小人物”的日记多是写给自己看的，而“大人物”的日记在写给自己看的同时，也难免想到将来迟早会被别人看到，因而在下笔之际，记什么，不记什么，如何记，心中自有选择，笔端常有分寸。
其实，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就声称：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据罗家伦回忆，南京政府初期，蒋拿出全部日记和他商量，打算出版。 其后，蒋改变计划，将早年日记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整理成年谱，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为名正式出版了。此后，蒋令人继续以其日记为基础编辑《事略稿本》。即使在激烈的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认真细致地逐卷审阅和修改其数量庞大的《事略稿本》。可见他如何重视其身后形象的建构和维护。
正因为此，阅读蒋的日记，不妨“于不疑处有疑”（胡适语），不仅要看他记了什么，更要广泛对照其他史料，揣摩其难言之隐，解读其言外之意，如有些事按常情该记而为何“漏“记，有些事依常理该详记而为何略记。当然，任何人记日记都是有选择性的记述。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强烈的情绪宣泄，常有一些极端化的言词，诸如最恨最爱、最悲最喜之类的表述。这在政治家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这一类表述，最见其个性、心态，读来也富有趣味，但如果离开蒋日记的整体语境和表达习惯，尤其是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而断章取义地引用，是有可能歪曲其原义的。
研究蒋介石，难免要评价其功过。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不是军人，而是豪杰、圣贤和革命领袖。其实这三者是难以兼容的。别的不说，无论做草莽豪杰还是做革命领袖，都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而做传统式圣贤，则要温良恭俭让，不能走极端而要走中庸之道。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名义上的帝制不存，实际上的皇帝仍有。袁世凯当政的时间太短，其独裁性尚未充分显露。而蒋介石要算是后皇权时代的“第一人”。若说抗战以前还有胡汉民、汪精卫等对手掣肘和地方实力派挑战的话，那么，抗战爆发以后，在民族主义的强大感召下，蒋介石的权势声威应该说是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一个位居权力顶端而缺乏外在制约的人，最易无所顾忌而走极端，然而蒋之“独裁”似无所不在，却也不无边界，其以“圣贤”自待的修身养性，未尝没有起到“自我节制”的功用。比如对付“异端”分子，蒋氏采“暗杀”手段，长期被认作法西斯特腕的表现，其实也未尝不可解读为还没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蒋是一个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性格偏于保守、中庸，而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为革命家最爱而为政治家最忌，或许这又可以解读为，蒋氏的政治家个性远胜于其革命家气质。
古语称“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又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吧。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寿终正寝”。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吧。
对于这样一个“非凡”之人，要想简单来一个“盖棺”定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有关的学术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全面之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非凡”之人，因其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势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历史学者们持久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其实，中国的历史自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史学亦大可不必与西方亦步亦趋。如西方政治早已上轨道，在轨道上跑的政治固然很好，但描述起来难免“乏味”。而近代中国政治既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又没有完全走上新的轨道，称得上是“乱世”。“乱世”对历史学家更具有挑战性。这一时期，战争、革命、内战、外战、政变、民变，一切都在剧变中，一切都在动荡中，充满偶然，充满传奇，充满戏剧性，具有不可预测性。经济基础不见有大的变动，上层建筑却是风雷激荡。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想避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之类的老话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可能决定和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普罗大众的历史固然不可忽视，“精英”、“领袖”更不可能被历史边缘化。撇开蒋介石讲不清民国史，撇开毛泽东也讲不清共和国史。
应该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其间的制约因素很多，现实“政治”尤为关键。海峡两岸皆然。好在随着时间流逝，“政治”的因素逐渐减弱。而历史资料的大量开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引发海峡两岸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蒋介石研究热”。
持续五十多年不间断地写日记，是蒋介石有别于其他领袖人物的特异之处，也可能是蒋介石一生做得最英明的一件事。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褒他贬他，颂他骂他，都不可能无视他的日记。蒋介石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还是只写给自己看的，学界居然还存有不同意见。一般而言，“小人物”的日记多是写给自己看的，而“大人物”的日记在写给自己看的同时，也难免想到将来迟早会被别人看到，因而在下笔之际，记什么，不记什么，如何记，心中自有选择，笔端常有分寸。
其实，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就声称：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据罗家伦回忆，南京政府初期，蒋拿出全部日记和他商量，打算出版。 其后，蒋改变计划，将早年日记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整理成年谱，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为名正式出版了。此后，蒋令人继续以其日记为基础编辑《事略稿本》。即使在激烈的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认真细致地逐卷审阅和修改其数量庞大的《事略稿本》。可见他如何重视其身后形象的建构和维护。
正因为此，阅读蒋的日记，不妨“于不疑处有疑”（胡适语），不仅要看他记了什么，更要广泛对照其他史料，揣摩其难言之隐，解读其言外之意，如有些事按常情该记而为何“漏“记，有些事依常理该详记而为何略记。当然，任何人记日记都是有选择性的记述。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强烈的情绪宣泄，常有一些极端化的言词，诸如最恨最爱、最悲最喜之类的表述。这在政治家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这一类表述，最见其个性、心态，读来也富有趣味，但如果离开蒋日记的整体语境和表达习惯，尤其是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而断章取义地引用，是有可能歪曲其原义的。
研究蒋介石，难免要评价其功过。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不是军人，而是豪杰、圣贤和革命领袖。其实这三者是难以兼容的。别的不说，无论做草莽豪杰还是做革命领袖，都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而做传统式圣贤，则要温良恭俭让，不能走极端而要走中庸之道。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名义上的帝制不存，实际上的皇帝仍有。袁世凯当政的时间太短，其独裁性尚未充分显露。而蒋介石要算是后皇权时代的“第一人”。若说抗战以前还有胡汉民、汪精卫等对手掣肘和地方实力派挑战的话，那么，抗战爆发以后，在民族主义的强大感召下，蒋介石的权势声威应该说是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一个位居权力顶端而缺乏外在制约的人，最易无所顾忌而走极端，然而蒋之“独裁”似无所不在，却也不无边界，其以“圣贤”自待的修身养性，未尝没有起到“自我节制”的功用。比如对付“异端”分子，蒋氏采“暗杀”手段，长期被认作法西斯特腕的表现，其实也未尝不可解读为还没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蒋是一个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性格偏于保守、中庸，而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为革命家最爱而为政治家最忌，或许这又可以解读为，蒋氏的政治家个性远胜于其革命家气质。
古语称“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又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吧。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寿终正寝”。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吧。
对于这样一个“非凡”之人，要想简单来一个“盖棺”定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有关的学术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全面之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非凡”之人，因其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势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历史学者们持久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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