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法兰柴思事件》后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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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塑造英雄的故事里,都需要一个宏大的理由为英雄的很多犯罪行为正名。这个宏大的理由在《反恐24小时》里因为被鲍小强提到太多次而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名词:Innocent people. 只要涉及到大批innocent people的生命财产安全,小强的一切违背法律、违背道德、违背人权、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都能得到理解,并被很多想当英雄而不得的人拥护赞美。
而在这本《法兰柴思事件》里,铁伊却冷酷的描述了这些innocent people的愚蠢、轻信、鲁莽、冷漠,让那些为了他们而牺牲自由甚至生命的英雄们显得可悲、可笑。
这件事情多不可思议啊,一个去亲戚家度假的女孩晚了几周才回家,回家后声称自己被住在法兰柴思的两个妇人监禁了,强制让她做她们的女佣,并虐待她。事情被报道以后,群情激愤了。书里的人们就像我们一直感受到的“围观群众”一样,一直作为一种强大的背景存在,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就在那些销量极高的八卦小报里,在那些主人公所到之处打开的窗户背后,在那些清晨起来涂在围墙上的油漆大字上,最恐怖的,是铁伊冷冷描述的在法兰柴思被不知是谁一把火烧掉之后那两双阴险冷酷嘲笑着的眼睛背后。
二
侦探和侦探小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我最初对侦探小说的着迷是在于那些设计精巧的谜题,在于侦探独特的眼光、角度以及缜密的思维能力。一本精彩的侦探小说读完之后总会有种长舒一口气的畅快感,像坐完过山车,或者连打好几个喷嚏。而读侦探小说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是在开始几页,故事刚刚展开,人物登场完毕后,有好事者用笔画上一个圈,重重写到:凶手!那个痛彻心扉啊,你只能咒这个人脚板心长小豆豆,越痒越挠,还挠不着了。
而这样从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看侦探小说追求的就是最后那个结果:谁是凶手?什么手法?甚至懒得管为什么。所以看到唐诺写的某篇关于推理小说的文章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侦探原来是一个不仅仅关于思考的职业,更多是关于接触和交流的,是到各式各样的地方,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所以侦探小说其实是一种非常适合承担作者关于社会万象书写野心的载体。在追究到一个结果前,路上的花花草草也是精彩的,甚至更是值得书写的。
铁伊就是这样的作者,而《法兰柴思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成品。书里细细的描写着律师的助手每天仔细端上来的铺着白布的下午茶托盘,悉心描写姨妈家的晚餐的过程、事物、以及大家对事件抒发各自感想,甚至不厌其烦(更多的是不怕读者厌烦)的介绍了律师的合伙人的未来老丈人的过往思想历程以及将要发表的对本件事件的看法,而事后证明他的看法实在无关紧要。
三
法兰柴思的故事发生的荒诞,结束的更加荒谬:两个女人被一个女孩推上被告席,因为她们囚禁她作为女佣并毒打她,可是最后的最后,神奇的证人出现洗刷了女人的罪名,推翻了女孩的谎言。神迹不仅在于“不可能的证人”的出现,更在于观众能保持着同样的热情关注着这个事件的热情持续不退并见证了最终的大逆转,两个女人赢回的不仅是官司更是所谓“正义”。在现在信息发达,注意力转瞬即逝的世界里,后一部分的神迹实在很难再发生了。我们知道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开头,却没有来得及去验证真假就被吸引到下一个开头去了,所以记忆中只留下事情最开始出现是呈现的面貌。哪怕你是迈克尔•杰克逊,也只有在死后的大幅报道中翻开当年“猥亵男童”的真相一角,但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第一印象就是所有印象,而更糟的是能“印出象”的总不是什么好事。信息的发达和注意力的溃散,赋予了媒体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可以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却难以用这样的影响力去行善,只能散播恶而不能宣扬善,因为善不是新闻,更因为即使是新闻也不可信。
上面是几个我尝试写的关于《法兰柴思事件》的开头,却悲哀的发现怎么也写不下去。因为有太多想写而写出不来的东西,因为想出来的点却连不成线,因为唐诺写了太漂亮的导读而写到一半觉得不用再写了,也是因为阅读本身并不是愉快而连贯的。作者丝毫没有考虑要照顾大众的阅读期待和接受程度,当然,她对大众的态度本来就是不友善的,遑论亲近讨好了。
不过,文章却还是要写,因为实在很想抄写下本书中这段话,这些话就像曾经十几公里hiking后休息站里提供的奶茶和面包一样,你没有期待会遇到,他们也不是你下次继续hiking的理由,但却因为体验的特殊和丰沛在这里成为里程碑似的东西,象征并带领着对于整个事件的骄傲回忆:
“真正的罪犯,”他记得有一晚,凯文在冗长地讨论刑罚改革之后说,“有两个僵固的特质,也就是这两个特质让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极端虚荣浮华和绝对自私。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而且根深蒂固得深植于皮肤底层。要改变它,就像想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那样荒谬。”
“但是,”有人反驳, “也有具极端虚荣浮华和绝对自私特质的人并不是罪犯呀。”
“那只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当牺牲品而不是银行,”凯文指出,“多少书籍史料尝试为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定义非常简单,罪犯是一个把自己个人需索的满足当作他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纠正他的利己主义,只能把沉溺于利己主义的后果变得非她所愿,或几乎让他觉得不值得。”
凯文理想中的刑罚改革,罗勃记得,是放逐到一个刑事处罚殖民地:一个独立岛社区,里面的人都必须努力工作。这不是为维护犯人利益而设想的改革,而是为了提供管理员较好的生活,凯文说;而且可以让这个过于拥挤的岛国多一些空间给善良的公民盖房子、建庭院;更何况,既然罪犯最恨的就是辛苦工作,这比现行刑罚计划更能起到阻吓作用;现行刑罚就凯文看来,不比三流学校的处罚好到哪里去。
塑造英雄的故事里,都需要一个宏大的理由为英雄的很多犯罪行为正名。这个宏大的理由在《反恐24小时》里因为被鲍小强提到太多次而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名词:Innocent people. 只要涉及到大批innocent people的生命财产安全,小强的一切违背法律、违背道德、违背人权、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都能得到理解,并被很多想当英雄而不得的人拥护赞美。
而在这本《法兰柴思事件》里,铁伊却冷酷的描述了这些innocent people的愚蠢、轻信、鲁莽、冷漠,让那些为了他们而牺牲自由甚至生命的英雄们显得可悲、可笑。
这件事情多不可思议啊,一个去亲戚家度假的女孩晚了几周才回家,回家后声称自己被住在法兰柴思的两个妇人监禁了,强制让她做她们的女佣,并虐待她。事情被报道以后,群情激愤了。书里的人们就像我们一直感受到的“围观群众”一样,一直作为一种强大的背景存在,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就在那些销量极高的八卦小报里,在那些主人公所到之处打开的窗户背后,在那些清晨起来涂在围墙上的油漆大字上,最恐怖的,是铁伊冷冷描述的在法兰柴思被不知是谁一把火烧掉之后那两双阴险冷酷嘲笑着的眼睛背后。
二
侦探和侦探小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我最初对侦探小说的着迷是在于那些设计精巧的谜题,在于侦探独特的眼光、角度以及缜密的思维能力。一本精彩的侦探小说读完之后总会有种长舒一口气的畅快感,像坐完过山车,或者连打好几个喷嚏。而读侦探小说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是在开始几页,故事刚刚展开,人物登场完毕后,有好事者用笔画上一个圈,重重写到:凶手!那个痛彻心扉啊,你只能咒这个人脚板心长小豆豆,越痒越挠,还挠不着了。
而这样从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看侦探小说追求的就是最后那个结果:谁是凶手?什么手法?甚至懒得管为什么。所以看到唐诺写的某篇关于推理小说的文章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侦探原来是一个不仅仅关于思考的职业,更多是关于接触和交流的,是到各式各样的地方,和形形色色的人交谈,所以侦探小说其实是一种非常适合承担作者关于社会万象书写野心的载体。在追究到一个结果前,路上的花花草草也是精彩的,甚至更是值得书写的。
铁伊就是这样的作者,而《法兰柴思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成品。书里细细的描写着律师的助手每天仔细端上来的铺着白布的下午茶托盘,悉心描写姨妈家的晚餐的过程、事物、以及大家对事件抒发各自感想,甚至不厌其烦(更多的是不怕读者厌烦)的介绍了律师的合伙人的未来老丈人的过往思想历程以及将要发表的对本件事件的看法,而事后证明他的看法实在无关紧要。
三
法兰柴思的故事发生的荒诞,结束的更加荒谬:两个女人被一个女孩推上被告席,因为她们囚禁她作为女佣并毒打她,可是最后的最后,神奇的证人出现洗刷了女人的罪名,推翻了女孩的谎言。神迹不仅在于“不可能的证人”的出现,更在于观众能保持着同样的热情关注着这个事件的热情持续不退并见证了最终的大逆转,两个女人赢回的不仅是官司更是所谓“正义”。在现在信息发达,注意力转瞬即逝的世界里,后一部分的神迹实在很难再发生了。我们知道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开头,却没有来得及去验证真假就被吸引到下一个开头去了,所以记忆中只留下事情最开始出现是呈现的面貌。哪怕你是迈克尔•杰克逊,也只有在死后的大幅报道中翻开当年“猥亵男童”的真相一角,但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第一印象就是所有印象,而更糟的是能“印出象”的总不是什么好事。信息的发达和注意力的溃散,赋予了媒体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可以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却难以用这样的影响力去行善,只能散播恶而不能宣扬善,因为善不是新闻,更因为即使是新闻也不可信。
上面是几个我尝试写的关于《法兰柴思事件》的开头,却悲哀的发现怎么也写不下去。因为有太多想写而写出不来的东西,因为想出来的点却连不成线,因为唐诺写了太漂亮的导读而写到一半觉得不用再写了,也是因为阅读本身并不是愉快而连贯的。作者丝毫没有考虑要照顾大众的阅读期待和接受程度,当然,她对大众的态度本来就是不友善的,遑论亲近讨好了。
不过,文章却还是要写,因为实在很想抄写下本书中这段话,这些话就像曾经十几公里hiking后休息站里提供的奶茶和面包一样,你没有期待会遇到,他们也不是你下次继续hiking的理由,但却因为体验的特殊和丰沛在这里成为里程碑似的东西,象征并带领着对于整个事件的骄傲回忆:
“真正的罪犯,”他记得有一晚,凯文在冗长地讨论刑罚改革之后说,“有两个僵固的特质,也就是这两个特质让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极端虚荣浮华和绝对自私。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而且根深蒂固得深植于皮肤底层。要改变它,就像想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那样荒谬。”
“但是,”有人反驳, “也有具极端虚荣浮华和绝对自私特质的人并不是罪犯呀。”
“那只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当牺牲品而不是银行,”凯文指出,“多少书籍史料尝试为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定义非常简单,罪犯是一个把自己个人需索的满足当作他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纠正他的利己主义,只能把沉溺于利己主义的后果变得非她所愿,或几乎让他觉得不值得。”
凯文理想中的刑罚改革,罗勃记得,是放逐到一个刑事处罚殖民地:一个独立岛社区,里面的人都必须努力工作。这不是为维护犯人利益而设想的改革,而是为了提供管理员较好的生活,凯文说;而且可以让这个过于拥挤的岛国多一些空间给善良的公民盖房子、建庭院;更何况,既然罪犯最恨的就是辛苦工作,这比现行刑罚计划更能起到阻吓作用;现行刑罚就凯文看来,不比三流学校的处罚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