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中国——《想象的共同体》之于中国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横空出世，为民族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努力避免了“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观点，把常被人忽略的美洲，东南亚甚至非洲囊括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出生于中国云南的安德森，对于中国这个无论面积、人口或影响力都难以从地球上抹去的地区，却鲜有提及。这似乎表明，安德森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在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存在很大的困难。
当然，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对号入座，那么中华民族的构建，应该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更具体的说，是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完成的。这个过程并不直接对应于安德森所列四种民族形成模型中的任何一种，但是与第四种模型很大的相仿性。可以大胆的假定，虽然中国未曾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民族的构建，根本上和殖民地民族的构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这个历史使命的承载者，不是本地殖民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双语知识分子，而是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们。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首先在旅外学生中被构建出来，这些接受了一流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依凭自己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了解规划中国民族主义的雏形，于是出现了兴中会、同盟会、华兴会等组织形式（有趣的是这些早期的党派雏形多在海外创立）。此后这批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内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如何最终导致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便与安德森构建的殖民地模型吻合了。
但这通假设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旅外学子，既然是留学海外，受教育之路未受束缚，回国后，权力之路也为他们开放，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他们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个边界呢？既然他们自身欲求可满，为何寻求民族的振兴呢？
安德森的理论体系，似乎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更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存活于人们想象中很久，后人所做的，只是步步修缮这个想象的形态。这是为什么孙中山等旅外学子，或者说，后来的活动家、革命家，提及革命，总是以“恢复中华”、或“中华复兴”来论——民族这个概念他们不需构建，信手拈来，中华民族这个想象，其实从未消失。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断，这是其他任何文明未能达到的。要说这个地区未受侵略，未被改变，这是假的。但是着不同服饰，操不同语言的侵略者一旦登上了统治的位置，却都大大的被同化了。而中华文化本身始终保持着活力。与之相应，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统治范围虽然不划边界，却有一定的固定性；朝代更迭，政治秩序却基本不变；方言不同，但书写语言早就统一……总之，既然安德森把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民族，在封建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于中国 存在。
安德森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条件。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有三点文化根源：宗教、王朝与时间观念的改变。但是在中国，宗教的统治力从来没有达到欧洲宗教所达到的高度。即使在它们最风光的时候，佛、道也没有战胜过世俗的信仰。而中国的王朝，也从未虚弱到依靠宗教获得正当性（即便宗教的幌子常在起义中被利用，但最终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更相近于安德森所述的宗教共同体意义的是儒教，或者更直截的说，纲常伦理。“家国天下”，“三纲五常”，“上下有序”……我们可以把这种伦理秩序想象成往水里仍石子引起的一层层的水圈，而溅起的水花又连带引起更多的水圈。高贵的人在里圈，卑贱的在外圈，这样一层层无从僭越。这种秩序与封建王朝结合，支配的便不仅是人们的想象了。
这种传统秩序本身即是世俗的，无一处神圣性来支撑，它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一方面是政治力的支撑，封建王朝本身与其相生。另一方面，便是“传统”两个字本身。不同于西方直线式的时间观念，中国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不断循环的圆圈。西方在马不停蹄的奔向最后的“弥赛亚”，后一刻都有不同于前一刻的崭新；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却企图回到从前的圣贤时代。这种循环的时间观，使得“传统”具有了不可言说的重要性。中国的王朝历史，建立、治理、兴盛与衰亡，更像是一部不断复制前朝的历史。
依存于如此的秩序与时间观的人们，其实早就明白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一齐服从于一个上级的秩序，身处于一个宿命般的世间轮回。借助这个包容一切的秩序本身，或借助中国早已统一的文字与源远不断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人们实现了对民族的想象。而这个关于民族的想象，对于秩序的维持，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维系又极其重要。民族本身，被融入了秩序，融入了政治，以致世代王朝更替，外族侵占，也不敢动摇。前朝的典范，远古的传说……于是也就成为官方为维系民族主义而反复进行的说教了。
作此文前，有幸看了政治学者张建就《想象的共同体》主持的读书会的视频。期间张建以中国为例，解释安德森的理论，譬如说，“中国人千百年前不成其为中国人，大秦人只会称自己为秦人，李白杜甫也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诸如此类，解释下来，一气呵成，倒也有信服力。但是窃以为，这样把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一刀割断，未免偏颇；而且有一种水牛吃荸荠---食而不知其味的感觉。这并不是说安德森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一无是处——最重要一点，安德森破除了一直以来对“民族”这个“神话”的迷信，告诉我们民族并非天赋，没有天然的正当性，而是人类社会中在一定阶段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较为独特，并不能将之全然归于安德森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安老的体系虽说避免了简单的欧洲中心论，但也仅仅囊括了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地区。所论的“民族”，大体也局限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现代的民族国家。 “民族”，或许有更加宽广的，跨越东西的涵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仍在等待一种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揭开它的面纱。
当然，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对号入座，那么中华民族的构建，应该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更具体的说，是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完成的。这个过程并不直接对应于安德森所列四种民族形成模型中的任何一种，但是与第四种模型很大的相仿性。可以大胆的假定，虽然中国未曾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民族的构建，根本上和殖民地民族的构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这个历史使命的承载者，不是本地殖民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双语知识分子，而是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们。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首先在旅外学生中被构建出来，这些接受了一流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依凭自己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了解规划中国民族主义的雏形，于是出现了兴中会、同盟会、华兴会等组织形式（有趣的是这些早期的党派雏形多在海外创立）。此后这批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内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如何最终导致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便与安德森构建的殖民地模型吻合了。
但这通假设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旅外学子，既然是留学海外，受教育之路未受束缚，回国后，权力之路也为他们开放，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他们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个边界呢？既然他们自身欲求可满，为何寻求民族的振兴呢？
安德森的理论体系，似乎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更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存活于人们想象中很久，后人所做的，只是步步修缮这个想象的形态。这是为什么孙中山等旅外学子，或者说，后来的活动家、革命家，提及革命，总是以“恢复中华”、或“中华复兴”来论——民族这个概念他们不需构建，信手拈来，中华民族这个想象，其实从未消失。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断，这是其他任何文明未能达到的。要说这个地区未受侵略，未被改变，这是假的。但是着不同服饰，操不同语言的侵略者一旦登上了统治的位置，却都大大的被同化了。而中华文化本身始终保持着活力。与之相应，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统治范围虽然不划边界，却有一定的固定性；朝代更迭，政治秩序却基本不变；方言不同，但书写语言早就统一……总之，既然安德森把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民族，在封建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于中国 存在。
安德森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条件。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有三点文化根源：宗教、王朝与时间观念的改变。但是在中国，宗教的统治力从来没有达到欧洲宗教所达到的高度。即使在它们最风光的时候，佛、道也没有战胜过世俗的信仰。而中国的王朝，也从未虚弱到依靠宗教获得正当性（即便宗教的幌子常在起义中被利用，但最终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更相近于安德森所述的宗教共同体意义的是儒教，或者更直截的说，纲常伦理。“家国天下”，“三纲五常”，“上下有序”……我们可以把这种伦理秩序想象成往水里仍石子引起的一层层的水圈，而溅起的水花又连带引起更多的水圈。高贵的人在里圈，卑贱的在外圈，这样一层层无从僭越。这种秩序与封建王朝结合，支配的便不仅是人们的想象了。
这种传统秩序本身即是世俗的，无一处神圣性来支撑，它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一方面是政治力的支撑，封建王朝本身与其相生。另一方面，便是“传统”两个字本身。不同于西方直线式的时间观念，中国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不断循环的圆圈。西方在马不停蹄的奔向最后的“弥赛亚”，后一刻都有不同于前一刻的崭新；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却企图回到从前的圣贤时代。这种循环的时间观，使得“传统”具有了不可言说的重要性。中国的王朝历史，建立、治理、兴盛与衰亡，更像是一部不断复制前朝的历史。
依存于如此的秩序与时间观的人们，其实早就明白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一齐服从于一个上级的秩序，身处于一个宿命般的世间轮回。借助这个包容一切的秩序本身，或借助中国早已统一的文字与源远不断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人们实现了对民族的想象。而这个关于民族的想象，对于秩序的维持，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维系又极其重要。民族本身，被融入了秩序，融入了政治，以致世代王朝更替，外族侵占，也不敢动摇。前朝的典范，远古的传说……于是也就成为官方为维系民族主义而反复进行的说教了。
作此文前，有幸看了政治学者张建就《想象的共同体》主持的读书会的视频。期间张建以中国为例，解释安德森的理论，譬如说，“中国人千百年前不成其为中国人，大秦人只会称自己为秦人，李白杜甫也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诸如此类，解释下来，一气呵成，倒也有信服力。但是窃以为，这样把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一刀割断，未免偏颇；而且有一种水牛吃荸荠---食而不知其味的感觉。这并不是说安德森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一无是处——最重要一点，安德森破除了一直以来对“民族”这个“神话”的迷信，告诉我们民族并非天赋，没有天然的正当性，而是人类社会中在一定阶段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较为独特，并不能将之全然归于安德森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安老的体系虽说避免了简单的欧洲中心论，但也仅仅囊括了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地区。所论的“民族”，大体也局限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现代的民族国家。 “民族”，或许有更加宽广的，跨越东西的涵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仍在等待一种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揭开它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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