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绿叶》2012第5期
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重读波兰尼的《大转型》可以说是时之所趋。但是，本文不准备去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准备去解构自发调节市场的神话，虽然这正是《大转型》一书的主旨。今天我们重读此书，有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
有什么事件，其迫切性可以和反思、应对金融危机等量齐观？诚然，华尔街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全世界，但是，这一切还可以重来，可以恢复。可如果是我们的生态被破坏，我们的自然被毁灭，其结果可能是不可挽回的。
那么，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市场神话的波兰尼，与“生态灾难”这一主题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市场社会的前世今生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市场与市场社会完全是两码事。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劳动分工，交换不可避免，市场就会应运而生。可以说，从奴隶社会开始，市场就作为交换空间，让个体或群体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但这种交换行为与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中的交换行为有着巨大差别。
如波兰尼所说，在市场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作为经济交往空间的市场内嵌（embedded）于社会，从而从属于社会习俗或规范，而到了市场社会，经济活动脱嵌（disembeded）于社会之外，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转反倒内嵌在市场之中，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完全从属于市场的逻辑，市场调节着人的一切交往活动。在这种逻辑下，人成了经济人，成了理性逐利者。任何前市场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习俗都成了碍手碍脚的教条，因为在市场社会中，起作用的只是的市场逻辑。因此可以说，市场社会是市场吞并或者吸纳社会的结果，而所谓市场社会的确立，正是资本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这就是19世纪的大转型。
一旦市场社会取得胜利，市场的逻辑就一跃而成自然规律，任何质疑都要被判为异端，而波兰尼则通过经济史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尽管19世纪学术咒语的大合唱是如此坚定一致，但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却是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波兰尼通过人类学研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之后和市场社会之前的漫长时期内，分配原则与现代经济（学）并无关系，只要体现为互惠、再分配与家计（或家政）。
而这些原则统统与逐利无关。这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古今之别：在很大程度上，前市场社会并非为逐利而生产，市场社会的生产只是为了逐利。有趣的是，波兰尼与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做的区分：家政与货殖（money-making）。[ 分别见《大转型》，第46页，原文的“获利”在吴寿彭《政治学》译本中为货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吴译本将ουωνομια（economy）译为经济，不合理，兹改为家政。]前者为使用而生产，注重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后者为增值和利润而生产，注重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波兰尼指出，虽然古希腊—罗马就已出现高度发达的贸易，但只要这种行为依然内嵌于社会，从属于自给自足的家政逻辑，整个社会的性质就不会变化。
真正的脱嵌行为开始于15、16世纪。这是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得到贯彻的时代。这就摧毁了阻碍贸易的封建割据势力, 从而将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 使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这在英、法表现的最为典型，而德、意因为迟迟无法完成统一，邦国林立，无法形成整合、平滑的国内市场，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西欧的自由市场和市场社会恰恰是由国家干预、创造出来的。
二、自然的商品化，或者，人与大地的分离
市场社会的奠定除了需要强大的主权之外，其最终确立还需要一个根本要素，那就是劳动力、土地（自然）和货币的商品化。
我们不免要纳闷，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本来不就是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的吗？其实，在19世纪之前，这三种事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尤其是把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视为商品的想法，这在19世纪之前无疑是匪夷所思的。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彻底的亵渎。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土地商品化的前因后果。波兰尼正确的指出，土地与劳动力不可分离，是一个“紧密链合”的整体，因为人的劳动不可能脱离大地，凌空蹈虚。土地承载着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人类生老病死以及各种仪式所需要的舞台。土地因此与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的和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第152页）
而市场社会所要求的恰恰是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圈地运动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其结果就是土地的自由买卖以及劳动力的“解放”，后者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释放出来，从而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换言之，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第153页）这也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
我们在第一部分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主要是为了逐利而生产，于是自然必然要被去魅。原本人与自然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土地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核心要素，因为在任何封地中，军事、司法、行政都由土地所维系。土地代表着秩序与规范。但市场社会却要求人与土地分离，从而打破原有的封建共同体及其习俗与秩序，如此人便可以对土地进行自由开发与转让。自然也要服从市场社会的逻辑，其存在就是一种“为他”的存在，或者说，是为了人的货殖或求金欲而存在。
更为关键的是，在封建共同体中，土地具有某种公共性，是人（领主与佃户）可以寄托归属感的所在（虽然也存在不可抹煞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关系），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能够相安无事。一旦土地可以随意买卖，成人个人所有物，那么，现代所有权所具有的内在的排他性，必然会让自然从共同善（common good）变成个人的私有商品（private goods）。人与大地分离，而作为商品的土地也越来越失去其实体性，成为轻盈而虚幻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漂浮。资本家在牟利的同时，却将风险转移给了社会，具体表现在“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坏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坏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第114页）
三、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生态政治学
这种风险在愈演愈烈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生存的根基，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这就需要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在19世纪, 封建阶级虽然失败，但并没有完全死心，当他们看到工业社会以
及市场社会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危机时，便想要东山再起，重拾声誉，转而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性。更有甚者，他们为自然再赋魅，臣服在自然的神性面前。浪漫主义思潮正是这股力量的天然同盟军，他们捍卫土地的自然使用价值——供人类栖居，以及传统价值与秩序，也就是说，他们诉诸于有机的前现代共同体去对抗机械的现代资本主义，对抗土地的商品化。
这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生态方面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新时代运动”、“新异教运动”和“深层生态学”中得到强化，虽说其前现代要素已然成为历史陈迹，但对自然神性的崇拜却有增无减。这种新时代的“造神运动”正是社会（主要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与小资）在面对危机时，无能为力、自我弃绝的表现。其结果就是，因无力联合社会的力量，只能走向个人的身体或灵魂的操练，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过着绿色生活，消费着有机食品，而在他们的小世界之外，机器对自然的征伐一切照旧地进行着。
但从波兰尼的论述来看，还可以存在另外一条应对生态危机的路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以来，作为社会自我保护的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生态政治学不只要解放自然，也要解放人本身。换句话说，这种生态政治学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据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人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哪里还需要解放？但是在波兰尼看来，只要人依然以劳动力的身份存在，人就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虽然在当下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自由更增强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以更加卖力地出卖自己（从而赚取更多的钱）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更多资源，从而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统治自然从而剥削自然的意志正是来源于阶级统治，来源于雇佣劳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对立。只有消除这种阶级对立，让社会真正能够按照自身——而不是资本——的需要去合理地组织生产，人类才能对自然采取和平的态度。
因此，真正的生态政治学必须综合考量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这必然要求市场社会的终结，即让劳动力和土地摆脱商品化的命运，不再让市场而是让人类自己根据需求，来规划自己的活动。如此，社会才能变成欧文所说的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
将社会还给社会主义，将自然还给生态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得到的启示。但波兰尼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保护运动如何走上社会主义的坦途，在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阴影下，我们更要追问，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到底要何去何从？
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35元。
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重读波兰尼的《大转型》可以说是时之所趋。但是，本文不准备去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准备去解构自发调节市场的神话，虽然这正是《大转型》一书的主旨。今天我们重读此书，有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
有什么事件，其迫切性可以和反思、应对金融危机等量齐观？诚然，华尔街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全世界，但是，这一切还可以重来，可以恢复。可如果是我们的生态被破坏，我们的自然被毁灭，其结果可能是不可挽回的。
那么，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市场神话的波兰尼，与“生态灾难”这一主题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市场社会的前世今生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市场与市场社会完全是两码事。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劳动分工，交换不可避免，市场就会应运而生。可以说，从奴隶社会开始，市场就作为交换空间，让个体或群体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但这种交换行为与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中的交换行为有着巨大差别。
如波兰尼所说，在市场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作为经济交往空间的市场内嵌（embedded）于社会，从而从属于社会习俗或规范，而到了市场社会，经济活动脱嵌（disembeded）于社会之外，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转反倒内嵌在市场之中，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完全从属于市场的逻辑，市场调节着人的一切交往活动。在这种逻辑下，人成了经济人，成了理性逐利者。任何前市场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习俗都成了碍手碍脚的教条，因为在市场社会中，起作用的只是的市场逻辑。因此可以说，市场社会是市场吞并或者吸纳社会的结果，而所谓市场社会的确立，正是资本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这就是19世纪的大转型。
一旦市场社会取得胜利，市场的逻辑就一跃而成自然规律，任何质疑都要被判为异端，而波兰尼则通过经济史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尽管19世纪学术咒语的大合唱是如此坚定一致，但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却是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波兰尼通过人类学研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之后和市场社会之前的漫长时期内，分配原则与现代经济（学）并无关系，只要体现为互惠、再分配与家计（或家政）。
而这些原则统统与逐利无关。这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古今之别：在很大程度上，前市场社会并非为逐利而生产，市场社会的生产只是为了逐利。有趣的是，波兰尼与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做的区分：家政与货殖（money-making）。[ 分别见《大转型》，第46页，原文的“获利”在吴寿彭《政治学》译本中为货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吴译本将ουωνομια（economy）译为经济，不合理，兹改为家政。]前者为使用而生产，注重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后者为增值和利润而生产，注重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波兰尼指出，虽然古希腊—罗马就已出现高度发达的贸易，但只要这种行为依然内嵌于社会，从属于自给自足的家政逻辑，整个社会的性质就不会变化。
真正的脱嵌行为开始于15、16世纪。这是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得到贯彻的时代。这就摧毁了阻碍贸易的封建割据势力, 从而将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 使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这在英、法表现的最为典型，而德、意因为迟迟无法完成统一，邦国林立，无法形成整合、平滑的国内市场，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西欧的自由市场和市场社会恰恰是由国家干预、创造出来的。
二、自然的商品化，或者，人与大地的分离
市场社会的奠定除了需要强大的主权之外，其最终确立还需要一个根本要素，那就是劳动力、土地（自然）和货币的商品化。
我们不免要纳闷，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本来不就是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的吗？其实，在19世纪之前，这三种事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尤其是把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视为商品的想法，这在19世纪之前无疑是匪夷所思的。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彻底的亵渎。
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土地商品化的前因后果。波兰尼正确的指出，土地与劳动力不可分离，是一个“紧密链合”的整体，因为人的劳动不可能脱离大地，凌空蹈虚。土地承载着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人类生老病死以及各种仪式所需要的舞台。土地因此与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的和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第152页）
而市场社会所要求的恰恰是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圈地运动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其结果就是土地的自由买卖以及劳动力的“解放”，后者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释放出来，从而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换言之，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第153页）这也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
我们在第一部分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主要是为了逐利而生产，于是自然必然要被去魅。原本人与自然相安无事，和谐共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土地是维持封建秩序的核心要素，因为在任何封地中，军事、司法、行政都由土地所维系。土地代表着秩序与规范。但市场社会却要求人与土地分离，从而打破原有的封建共同体及其习俗与秩序，如此人便可以对土地进行自由开发与转让。自然也要服从市场社会的逻辑，其存在就是一种“为他”的存在，或者说，是为了人的货殖或求金欲而存在。
更为关键的是，在封建共同体中，土地具有某种公共性，是人（领主与佃户）可以寄托归属感的所在（虽然也存在不可抹煞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关系），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能够相安无事。一旦土地可以随意买卖，成人个人所有物，那么，现代所有权所具有的内在的排他性，必然会让自然从共同善（common good）变成个人的私有商品（private goods）。人与大地分离，而作为商品的土地也越来越失去其实体性，成为轻盈而虚幻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漂浮。资本家在牟利的同时，却将风险转移给了社会，具体表现在“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坏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坏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第114页）
三、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生态政治学
这种风险在愈演愈烈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生存的根基，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这就需要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在19世纪, 封建阶级虽然失败，但并没有完全死心，当他们看到工业社会以
及市场社会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危机时，便想要东山再起，重拾声誉，转而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性。更有甚者，他们为自然再赋魅，臣服在自然的神性面前。浪漫主义思潮正是这股力量的天然同盟军，他们捍卫土地的自然使用价值——供人类栖居，以及传统价值与秩序，也就是说，他们诉诸于有机的前现代共同体去对抗机械的现代资本主义，对抗土地的商品化。
这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生态方面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新时代运动”、“新异教运动”和“深层生态学”中得到强化，虽说其前现代要素已然成为历史陈迹，但对自然神性的崇拜却有增无减。这种新时代的“造神运动”正是社会（主要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与小资）在面对危机时，无能为力、自我弃绝的表现。其结果就是，因无力联合社会的力量，只能走向个人的身体或灵魂的操练，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过着绿色生活，消费着有机食品，而在他们的小世界之外，机器对自然的征伐一切照旧地进行着。
但从波兰尼的论述来看，还可以存在另外一条应对生态危机的路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以来，作为社会自我保护的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生态政治学不只要解放自然，也要解放人本身。换句话说，这种生态政治学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据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人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哪里还需要解放？但是在波兰尼看来，只要人依然以劳动力的身份存在，人就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虽然在当下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自由更增强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以更加卖力地出卖自己（从而赚取更多的钱）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更多资源，从而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统治自然从而剥削自然的意志正是来源于阶级统治，来源于雇佣劳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对立。只有消除这种阶级对立，让社会真正能够按照自身——而不是资本——的需要去合理地组织生产，人类才能对自然采取和平的态度。
因此，真正的生态政治学必须综合考量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这必然要求市场社会的终结，即让劳动力和土地摆脱商品化的命运，不再让市场而是让人类自己根据需求，来规划自己的活动。如此，社会才能变成欧文所说的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
将社会还给社会主义，将自然还给生态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得到的启示。但波兰尼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保护运动如何走上社会主义的坦途，在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阴影下，我们更要追问，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到底要何去何从？
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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