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挥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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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商业史作家吴晓波，在继三十年、一百年之后，又出了这本两千年。看书名，两千年，一个极长的时间跨度，似乎应该比前两套书来得更为厚重。但事实上，这本两千年是三种书中最薄的一本：只有一册，而非上下两册。
作者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轻商”所造成的史料不足。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解释，我也不是治史之人，拍拍脑袋推断，估计吴氏说的大概不假。太史公作史记，商人也不过就是“货殖列传”这一小部分。
吴氏这本书，风格其实和三十年、一百年不太相同。后两者由于材料相对丰富，吴氏的写法更接近于史料梳理。但浩荡两千年，其实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背后。谈的不是商业史，而是国家经济政策。
开宗明义，便提到了“管仲”这个人。这位名相大概是史料上有记载的和商业关系最接近的重量级人物了。我记得有论者称，中国的思想脉络，如果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进路模式的话，大致就是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诸子百家理论了。管仲对后世的“诸子”影响是极大的。不过，就其个人治国而言，我更倾向于把管仲视为和邓小平差不多的人物：实用主义者。
管仲出身微末（也就是个士这样的没落贵族水平），早年经商，在列国多有奔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民间疾苦”，不是那种高居庙堂五谷不分的家伙。还有论者推断，管仲之所以会在齐国搞了个国家大妓院，乃是因为他早年经商，发现生活作风越开放的地方，商业通常就越发达——商人奔走在外，长夜寂寞，自然就会奔有花头的地方去。这种说法没有明确史料支撑（动机论一般不好整），但逻辑听上去有趣之余也不无道理。
管仲的思想已经有着所谓“国家主义”的影子：盐铁国家专卖，连妓院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一思想之举足轻重，可在后世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来。吴氏所提及的著名改革，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套路。
最极端的当属商鞅变法。秦国当时的唯一目标就是战争与征服，商鞅将国家的权力渗透到秦国的每一个毛孔间，将愚民式的国家主义推到前无古人不过也后无来者的份上。秦汉之后，商鞅式的极端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国家主义却再也没有被抛弃，直至今天。
书中提到的桑弘羊、王莽（这个人应该是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都是走这个路数。国家插手商业经济，可以做到又不加税赋又能实现国家财政充裕——这一点，管仲早就认识到了。税赋过高，会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其重。即便是桑弘羊的政敌，都不能不承认。国家插手商业之后，通过买卖，的确可以做到不加税赋而府库充盈。反对派之所以反对的依据，是道德层面的：我辈国家栋梁，怎么可以去做商业这种令人不齿的事呢？但却不是制度层面的：国家与民争利，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当然不能过多苛责古人在国家主义上的认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四个字），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都在税赋和国营之间择其轻重。按吴晓波的说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最后一次在制度创新上所做的努力，从此成绝响。后代的帝王将相们，继承了全力渗透民众生活的流弊，再也不曾跳将出来。
国家主义的推行，所谓人多好办事，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血国家机器做护卫的，不然有唐不会盛极而衰，崇祯也不会最终亡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大一统，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但它是个死循环，终将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吴氏断言：中国从来没有轻过商（自己都插手做生意了），但轻的是商人（自己做自然视商人为竞争对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才有了最好的解释：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晓得中国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经济思想史，可为今人做兴替之镜否？
著名的商业史作家吴晓波，在继三十年、一百年之后，又出了这本两千年。看书名，两千年，一个极长的时间跨度，似乎应该比前两套书来得更为厚重。但事实上，这本两千年是三种书中最薄的一本：只有一册，而非上下两册。
作者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轻商”所造成的史料不足。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解释，我也不是治史之人，拍拍脑袋推断，估计吴氏说的大概不假。太史公作史记，商人也不过就是“货殖列传”这一小部分。
吴氏这本书，风格其实和三十年、一百年不太相同。后两者由于材料相对丰富，吴氏的写法更接近于史料梳理。但浩荡两千年，其实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背后。谈的不是商业史，而是国家经济政策。
开宗明义，便提到了“管仲”这个人。这位名相大概是史料上有记载的和商业关系最接近的重量级人物了。我记得有论者称，中国的思想脉络，如果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进路模式的话，大致就是周公主义、管子思想、诸子百家理论了。管仲对后世的“诸子”影响是极大的。不过，就其个人治国而言，我更倾向于把管仲视为和邓小平差不多的人物：实用主义者。
管仲出身微末（也就是个士这样的没落贵族水平），早年经商，在列国多有奔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民间疾苦”，不是那种高居庙堂五谷不分的家伙。还有论者推断，管仲之所以会在齐国搞了个国家大妓院，乃是因为他早年经商，发现生活作风越开放的地方，商业通常就越发达——商人奔走在外，长夜寂寞，自然就会奔有花头的地方去。这种说法没有明确史料支撑（动机论一般不好整），但逻辑听上去有趣之余也不无道理。
管仲的思想已经有着所谓“国家主义”的影子：盐铁国家专卖，连妓院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一思想之举足轻重，可在后世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来。吴氏所提及的著名改革，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套路。
最极端的当属商鞅变法。秦国当时的唯一目标就是战争与征服，商鞅将国家的权力渗透到秦国的每一个毛孔间，将愚民式的国家主义推到前无古人不过也后无来者的份上。秦汉之后，商鞅式的极端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国家主义却再也没有被抛弃，直至今天。
书中提到的桑弘羊、王莽（这个人应该是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都是走这个路数。国家插手商业经济，可以做到又不加税赋又能实现国家财政充裕——这一点，管仲早就认识到了。税赋过高，会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其重。即便是桑弘羊的政敌，都不能不承认。国家插手商业之后，通过买卖，的确可以做到不加税赋而府库充盈。反对派之所以反对的依据，是道德层面的：我辈国家栋梁，怎么可以去做商业这种令人不齿的事呢？但却不是制度层面的：国家与民争利，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当然不能过多苛责古人在国家主义上的认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四个字），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都在税赋和国营之间择其轻重。按吴晓波的说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最后一次在制度创新上所做的努力，从此成绝响。后代的帝王将相们，继承了全力渗透民众生活的流弊，再也不曾跳将出来。
国家主义的推行，所谓人多好办事，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血国家机器做护卫的，不然有唐不会盛极而衰，崇祯也不会最终亡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经济上的大一统，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但它是个死循环，终将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吴氏断言：中国从来没有轻过商（自己都插手做生意了），但轻的是商人（自己做自然视商人为竞争对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才有了最好的解释：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晓得中国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经济思想史，可为今人做兴替之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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