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元气”

《巴黎评论》是由几个美国人于1953年在法国巴黎创立的一份文学季刊，刊物的内容着重于作家的创造性工作——小说和诗——也不排斥批评，但不希望刊登那些夹杂各种意识形态的批评，只要那些最能揭示作家创造力的批评，特别是让作家谈论自己的创作。“作家在工作”这个著名的访谈栏目就在这种办刊综旨下应运而生。

这些访谈的质量很高，准备工作充分，所拟问题既有调研精神又照顾读者兴趣。受访作家遍布世界各地，早年一期一篇，现在则每期两篇（偶尔一篇）。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作家的作息时间、写作方式、生活经历，以及曾经发表和报废的作品。采访内容有一个大致相似的框架，这就使稿件能非常鲜明地揭示作家之间差别，使读者能清晰认识到作家的创造力与其作品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创造力如何影响到他们生活的相关细节。
 
大多数作家的作息都很规律：海明威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都是早早起来写作，一起写到中午，之后就把自己写的东西忘到脑后，下午用来做运动和各种会谈，晚饭之后早早上床睡觉，以保证第二天再精力饱满的投入写作。这种写作态度十分严肃，几乎带有宗教性质。海明威曾说自己见到过生命中所有的朝阳——他第一本长篇小说就以《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书名。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既有职业特点，又能兼顾家庭，十分舒适，他的写作时间就是儿子上学时间：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但是他只能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工作，无论是租来的房间还是旅馆他都无法写一个字。这一点恰巧与奥尔罕•帕慕克相反，后者无法在自己家里写作，他认为：“家庭的琐事和细节会损害想像力，会干掉我骨子里坏的一面……会让人对其它世界的向往（正是想象力所系）渐渐消逝。”所以他每天都走出家门到自己写作的地方孤独地工作十个小时。

《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觉得晚上写作不可靠，他的写作需要日光，而且还得在九点到十点之间一顿舒适的早餐之后才能正式开始。这样写上几小时，中间停下来喝点咖啡，之后继续工作到晚上七点结束。这种工作方式显得十分稳健、从容、悠闲。与之相反的《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蒂的写作状态则非常亢奋：“……香烟和咖啡要触手可及，我才能思考。我一定得吞云吐雾、细啜慢饮。随着午后阳光渐渐推移，我把咖啡换成薄荷茶，再换成雪利酒，最后是马蒂尼。”

杜鲁门•卡波蒂眼神机警、个头瘦小，小时候因行为怪异被送到一家精神病所测试智商，最终却顶着个天才的头衔回了家，这曾让他沾沾自喜、不可言表，很有可能就是此事让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并效法福楼拜，严谨地“执迷于一个逗号的位置或一个分号的重量”，他瞧不起那些不懂得修饰风格的作家，把他们称为“汗流浃背的打字员”。

卡波蒂的说法被杰克•凯鲁亚克所推翻，凯鲁亚克是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家，也是本书中最热情的采访对象，采访中又是弹钢琴，又是吹口琴，又是讲故事，喝光了好几瓶酒，还作了几首诗，不过他的话一点也不糊涂，他说：“听清楚了，我整个青年时代都荒废在慢条斯理的修改，没完没了的重复猜测和删除上，最后搞得我一天只能写一句话，而这句话还没有感情。他妈的，艺术中我最喜爱的就是感情，不是匠气，或者隐藏感情。”

凯鲁亚克的小说就是一场滔滔不绝的超级演说，他用打字机写作，用的是长达几百英尺的电传打字纸，打好的稿件可以卷起来。他思维敏捷地让人惊讶，对别人的兴趣了如指掌。记者的问题才出口一半，他的答案就全都给出来了。因此，他后半程采访几乎在戏谑。不过凯鲁亚克写作起来是不要命的，他三周写完《在路上》，三天写完《地下人》，“……写完之后脸像纸一样白，体重掉了十五镑，在镜子里看到是陌生人”。

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栏目中被访谈的作家有三、四百人，已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纸上博物馆。凡是与作家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有所涉及。从这里，读者（特别是写作爱好者）不仅了解到作家的工作习惯，而且意识到习惯对作家的重要作用：它喻示着作家以何种方式积累自己的写作经验，并慢慢形成他的创造力之井——就是海明威所谓的作家“元气”（jucie），这个被象征之物虽抽象，却值得最严肃对待。

——更进一步说，这些工作习惯不仅形成“元气”，也帮助恢复“元气”（十分重要，比如村上春树的长跑），同时还贮存“元气”，纹丝不漏，比如厄普代克从不丢掉自己写下的东西，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就是从报废的长篇作品里挖掘出来的。很多作家认为写作就是做木匠活，厄普代克做法最能显示出作家和木匠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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