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灰姑娘读书笔记
在众多书单中选择这本相对不“经典”的著作来阅读,部分与我在台湾的生活经验有关,在阅读过程除了吸收到新的知识,也使我得以重新检视在台生活的一些片段,获得新的思考与感悟。
当2011年旅居中坜时,常常利用台鉄出行。我发现在中坜火车站站前广场附近有许多菲律宾、泰国和印尼音像制品店和小吃店,形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商圈。夜幕降临时,外籍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小店与门外的街道,吃饭、打牌、唱歌、聊天。然而数百米开外的中坜夜市似乎又是另一个世界,那是更典型的台湾夜市,商户以贩售潮流衣饰、各式小吃、娱乐通讯为主,消费群体主要是本地人和附近高校的学生,鲜见外籍劳工的身影。虽然仅仅隔了一条马路,两个商圈之间却有一条无形的界限,区分出两个消费群体截然不同且不相混淆的商圈。
如果说站前商圈展现的是一种外籍劳工与本土居民的隔离,在Facebook台湾上最大的本地社群页面“我是中坜人”上,外籍劳工和本地居民的矛盾则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被呈现,页面上常常有关于外劳是否影响治安、丑化城市形象的争论,讽刺的是,在这些关于外劳的激烈争论中,争论的中心之一——外籍劳工是缺席的,在上面发言的,都是活跃的大桃园地区(中坜)本地网民。台湾目前有三十三万余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其中中坜地区就占了六分之一,约 有着七万余的外籍劳工。尽管人口基数不可谓不大,在这个本地最活跃的网上生活区内却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如果停止在这里,认为隔离就是两个族群的全部状态,那就大错特错,在《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里,蓝佩嘉以丰富的个案资料和详尽的论述,向读者展示了台湾雇主与东南亚帮佣之间立体的主体结构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全球化连结了无数菲律宾、印尼、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他们因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产生许多复杂的互动,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铁幕一块,而是处于随时变动中。
家务劳动的雇主和雇员间互动的源头是性别不平等,家务性别分工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性的天职,而社会女性解放的大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脱离全职妻子/妈妈角色,进入职场,但仍然比男性承受着更多的负担家务的社会期待,因而面临双重负担。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整合和劳动跨国迁徙则使优势国的女性以购买其他群体(在本书中特指七十年代以来新富起来的台湾家庭女主人与东南亚女性帮佣)的服务的方式减少多重角色带来的冲突。然而,女主人们从冲突和负担重解脱出来,却是以其他女性面临类似的冲突为代价的,她们要远渡重洋,牺牲其与自己家庭的相处时间,一边赚钱养家,一边试图成为超级跨国妈妈,特别地,如果这些女性在本国也雇佣女佣来填补她们离家造成的缺失,同样矛盾转嫁结构又向欠发达国家的末端延伸了一段。性别不平等的二元区分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更立体的结构,尽管这种立体结构也能用不同阶级间的矛盾部分解释,但其源头仍然是性别分工不平等,作者因此提出: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劳动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 , 连续体内的女性们尽管有着差异,但皆同时参与了与父权讨价还价的过程。
蓝佩嘉首先详细介绍家务劳动的雇主和雇员间的差异形成的过程。这些差异部分是由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直接地,产生于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制度也比外劳的母国来的完善,而将外佣纳入保护范围的最低工资制度则直接产生了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而成为劳工迁徙的直接拉力。另外,差异部分则由种族化产生和固定,种族化被视为建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差异,形成群体间的阶序化的过程,社会进而以此分配不同的权利与资源,从台湾政府政策到人力中介的招募、营销,以及雇主和外劳、本地人与外劳的互动中,随处可见种族化的痕迹,过程里也包含了许多想象和刻板印象。例如,政府有偏差地将长期在台工作、满足台湾家庭照顾、制造业与建造业稳定需要的外籍劳工定位为“临时性、补充性”的劳动力,并据此制订了严格的政策限制其获得各种广义的公民权利(包括政治公民身份、社会福利等);中介根据刻板印象选择性地招募和培训外劳,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不实的想象:如印尼女佣比较单纯温顺,而菲律宾女佣聪明又搞怪等;不过,随着外劳逃跑和其他互动的发生,这样的想象也在不断被打破,然而也在不停地重新构建,排斥和融入的过程展示了雇主和外劳之间重构界线的过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推拉理论,在台湾海洋史的课程上,老师用它来分析漳泉地区先民迁徙到台湾来的历程时,常常强调政治经济推力(人地关系紧张)和拉力(大量未开垦之耕地、丰富的渔业资源)的重要性,然而,通过这本论述,我们逐渐发现东南亚外籍劳工的迁徙过程远比理论描述的复杂,家乡的贫穷固然是远渡客乡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探索现代世界和扩展人生视野;大众媒体在形塑着他们对于远方的岛国的想象,许多女性在被问及外出的原因时都提到文化的因素。
遗憾的是,尽管金钱报酬和现代化的生活是促使他们到台湾去的重要原因,但雇主国严苛的门槛,高昂的中介费,回国之后亦不一定能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甚至在数年之后再造身份开始另一段女佣旅程。灰姑娘们的现代之梦非常美好,但也非常脆弱。
尽管文章紧紧围绕着女性群体展开,文中最触动我的小小的细节却与女性无关:高雄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整齐的市容,完善的市政设施,繁荣的商业,高素质的市民无不展示着一个富裕整洁的现代化港口城市的面貌。我尤其喜欢它清冷光鲜的捷运:运力足、人少、站台设计完善,简直满足了一个城市动物对于的城市运输系统的完美想象,然而,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我不会知道,也不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美丽岛车站华丽炫目的光之穹顶的建造者,工作100小时却拿着45小时工资、住在狭窄的宿舍,不得不靠暴动来争取微薄的权利。
蓝佩嘉在几个访谈中再次提醒到,“很多事情并不是单纯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能解决,人与人的背后有很多的结构…而劳雇关系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雇主所处的结构剥夺了劳工那么多的权利,然后跟劳工说,‘我跟你要像家人一样相处’,她怎么可能跟你像家人一样?…中间有很多看不见的界限。那个界限并不是我们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而是社会的界限,社会分派给我们的资源、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很善良就可以跨越它。我们要改变这个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
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许多看不见的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这本以母语重写、丰富又可读性强的专著,也承载着她“人文科普著作”的期待,她希望透过写作唤起社会间对此类看得见看不见界限的省思和觉知(awareness),而觉知,就是行动的前奏。
当2011年旅居中坜时,常常利用台鉄出行。我发现在中坜火车站站前广场附近有许多菲律宾、泰国和印尼音像制品店和小吃店,形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商圈。夜幕降临时,外籍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小店与门外的街道,吃饭、打牌、唱歌、聊天。然而数百米开外的中坜夜市似乎又是另一个世界,那是更典型的台湾夜市,商户以贩售潮流衣饰、各式小吃、娱乐通讯为主,消费群体主要是本地人和附近高校的学生,鲜见外籍劳工的身影。虽然仅仅隔了一条马路,两个商圈之间却有一条无形的界限,区分出两个消费群体截然不同且不相混淆的商圈。
如果说站前商圈展现的是一种外籍劳工与本土居民的隔离,在Facebook台湾上最大的本地社群页面“我是中坜人”上,外籍劳工和本地居民的矛盾则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被呈现,页面上常常有关于外劳是否影响治安、丑化城市形象的争论,讽刺的是,在这些关于外劳的激烈争论中,争论的中心之一——外籍劳工是缺席的,在上面发言的,都是活跃的大桃园地区(中坜)本地网民。台湾目前有三十三万余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其中中坜地区就占了六分之一,约 有着七万余的外籍劳工。尽管人口基数不可谓不大,在这个本地最活跃的网上生活区内却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如果停止在这里,认为隔离就是两个族群的全部状态,那就大错特错,在《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里,蓝佩嘉以丰富的个案资料和详尽的论述,向读者展示了台湾雇主与东南亚帮佣之间立体的主体结构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全球化连结了无数菲律宾、印尼、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他们因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产生许多复杂的互动,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铁幕一块,而是处于随时变动中。
家务劳动的雇主和雇员间互动的源头是性别不平等,家务性别分工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性的天职,而社会女性解放的大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脱离全职妻子/妈妈角色,进入职场,但仍然比男性承受着更多的负担家务的社会期待,因而面临双重负担。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整合和劳动跨国迁徙则使优势国的女性以购买其他群体(在本书中特指七十年代以来新富起来的台湾家庭女主人与东南亚女性帮佣)的服务的方式减少多重角色带来的冲突。然而,女主人们从冲突和负担重解脱出来,却是以其他女性面临类似的冲突为代价的,她们要远渡重洋,牺牲其与自己家庭的相处时间,一边赚钱养家,一边试图成为超级跨国妈妈,特别地,如果这些女性在本国也雇佣女佣来填补她们离家造成的缺失,同样矛盾转嫁结构又向欠发达国家的末端延伸了一段。性别不平等的二元区分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更立体的结构,尽管这种立体结构也能用不同阶级间的矛盾部分解释,但其源头仍然是性别分工不平等,作者因此提出: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劳动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 , 连续体内的女性们尽管有着差异,但皆同时参与了与父权讨价还价的过程。
蓝佩嘉首先详细介绍家务劳动的雇主和雇员间的差异形成的过程。这些差异部分是由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直接地,产生于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制度也比外劳的母国来的完善,而将外佣纳入保护范围的最低工资制度则直接产生了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而成为劳工迁徙的直接拉力。另外,差异部分则由种族化产生和固定,种族化被视为建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差异,形成群体间的阶序化的过程,社会进而以此分配不同的权利与资源,从台湾政府政策到人力中介的招募、营销,以及雇主和外劳、本地人与外劳的互动中,随处可见种族化的痕迹,过程里也包含了许多想象和刻板印象。例如,政府有偏差地将长期在台工作、满足台湾家庭照顾、制造业与建造业稳定需要的外籍劳工定位为“临时性、补充性”的劳动力,并据此制订了严格的政策限制其获得各种广义的公民权利(包括政治公民身份、社会福利等);中介根据刻板印象选择性地招募和培训外劳,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不实的想象:如印尼女佣比较单纯温顺,而菲律宾女佣聪明又搞怪等;不过,随着外劳逃跑和其他互动的发生,这样的想象也在不断被打破,然而也在不停地重新构建,排斥和融入的过程展示了雇主和外劳之间重构界线的过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推拉理论,在台湾海洋史的课程上,老师用它来分析漳泉地区先民迁徙到台湾来的历程时,常常强调政治经济推力(人地关系紧张)和拉力(大量未开垦之耕地、丰富的渔业资源)的重要性,然而,通过这本论述,我们逐渐发现东南亚外籍劳工的迁徙过程远比理论描述的复杂,家乡的贫穷固然是远渡客乡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探索现代世界和扩展人生视野;大众媒体在形塑着他们对于远方的岛国的想象,许多女性在被问及外出的原因时都提到文化的因素。
遗憾的是,尽管金钱报酬和现代化的生活是促使他们到台湾去的重要原因,但雇主国严苛的门槛,高昂的中介费,回国之后亦不一定能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甚至在数年之后再造身份开始另一段女佣旅程。灰姑娘们的现代之梦非常美好,但也非常脆弱。
尽管文章紧紧围绕着女性群体展开,文中最触动我的小小的细节却与女性无关:高雄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整齐的市容,完善的市政设施,繁荣的商业,高素质的市民无不展示着一个富裕整洁的现代化港口城市的面貌。我尤其喜欢它清冷光鲜的捷运:运力足、人少、站台设计完善,简直满足了一个城市动物对于的城市运输系统的完美想象,然而,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我不会知道,也不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美丽岛车站华丽炫目的光之穹顶的建造者,工作100小时却拿着45小时工资、住在狭窄的宿舍,不得不靠暴动来争取微薄的权利。
蓝佩嘉在几个访谈中再次提醒到,“很多事情并不是单纯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能解决,人与人的背后有很多的结构…而劳雇关系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雇主所处的结构剥夺了劳工那么多的权利,然后跟劳工说,‘我跟你要像家人一样相处’,她怎么可能跟你像家人一样?…中间有很多看不见的界限。那个界限并不是我们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而是社会的界限,社会分派给我们的资源、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很善良就可以跨越它。我们要改变这个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
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许多看不见的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这本以母语重写、丰富又可读性强的专著,也承载着她“人文科普著作”的期待,她希望透过写作唤起社会间对此类看得见看不见界限的省思和觉知(awareness),而觉知,就是行动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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