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人類學家
這是我在台灣交流學習時某門課要求讀的書。大概大陸沒有出版，所以讀過的人大概不多，也沒有人寫評論，讓我略傷感。我把我的課程作業po上來，作為這本書評的拋磚引玉吧！
這是一本很奇妙的書，收集了十一位台灣人類學家的初次田野經歷，每個作者都是很好的故事講述者，向我們讀者娓娓道來他們剛剛不如田野時遇到的麻煩或者趣事。十分引人入勝，同時也讓讀者大致瞭解了人類學家的調研都是在做什麼，是怎麼做的。
“危險“的人類學家——這是書中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被我借過來做這篇心得的標題，是因為在讀完本書後我深深覺得，田野調查充滿麻煩甚至危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計！
我覺得這本書更適合讓非人類學的門外漢來讀，因為它不同於我在期中時讀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類的書，後者是成熟的人類學家寫的成熟的田野報告，雖說也妙趣橫生，但畢竟我們剛開始研讀時會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我會很疑惑人類學家都是怎樣獲取這些部落信息到底是文獻研究，還是實地觀察？如果是實地觀察，那麼他們需要與研究對象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嗎，還是停停走走的走馬觀花？當地人又是如何接受這些外來者，會不會有土著將我們的人類學家趕出去的情況？這些疑問在我讀書時一直困擾著我，讓我不禁想去探索人類學家的奇妙世界。而這本《田野的技藝》大大滿足了我的求知欲。它不僅解答了我的上述問題，還提出並回答了更多我原本連想都沒有想到的疑問。我覺得這本書可以當作非專業學生瞭解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的教科書，因為作者們用講故事的口吻在將自己在田野發生的故事，帶我們一步一步走進人類學家的世界。下面我簡單介紹本書能夠帶給我們的人類學啟迪。
本書的開篇第一部分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它的章名稱叫做：“剛到田野就跌一跤”。在本章之後的賦格曲一中王宏仁這樣說道：“進入田野似乎也沒啥，只要準備好研究計畫與主題，找到一個感興趣的田野地圖，裝備齊全，就可以出發探險了。”我相信他的話道出了我們這個門外漢的心聲。在我們津津有味地閱讀人類學家發回來的報告，享用著人類學家講述的異域風情的田野生活時，我們沒有想到學者進入田野做調查時還需要有那麼多的手續，很麻煩而且甚至可能因為某些政治問題不被當地政府承認因而中斷研究進程。
張雯勤小姐的《遇見田野，遇見官僚體制》寫的就是這樣一回事。幸運的是她甫入泰國時便找到了支持她研究的教授，並願意為她不辭辛勞的聯繫泰國官員，以幫助她獲得長期留在泰國研究的許可。然而，儘管如此，雯勤的申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她在文中講了很多政治上的因素，正是那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讓泰國政府對批准她的調研有所顧忌。雯勤很吃驚：我的學術研究難道會產生那麼大的社會影響嗎？然而事實卻是，不管你的研究會不會有很大影響，政府為了未雨綢繆，阻斷一切不安定的可能性，都不會痛快的批准我們的小人類學家的研究申請。在申請研究的這個階段雯勤耽誤了許多時間，甚至想過放棄。但最終峰迴路轉，雯勤用了“曲線救國”的策略：修改研究題目，終於獲得了留在泰國做調查的資格。
這一部分提醒我，不管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也好，也不管其他專業的調研也好，我們繞不開的是政府對學者的審批甚至監控，在政治高壓的地方越是如此。我不能說這種對學術的政治限制好是不好，因為一方面這是當地政府為了維護本國社會的安定，防止有人懷著不明的目的到他們國家散步不利於當局的消息。從這一層面講，政治參與學術是對本國的保護。然而顯見這種參與當然的大大制約了學術的靈活性，有可能會讓學者望而卻步或者不能完全的展開手腳，是對學術的限制。不管怎樣，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我們的田野工作者只能戴著鐐銬起舞，在規矩內做到最好罷了！
佩宜說：“進入田野後，最直接要面對的問題當然是：我們怎樣定位自己，而當地人又怎樣想像我們？”她的提問正是我閱讀其他人類學報告時最大的疑惑。比如從《薩摩亞人的成年》來講，我看到作者講薩摩亞的社會層級怎樣，他們的家庭怎樣，小孩怎樣，年輕女性又怎樣。我會想，她這樣近距離仔細的觀察記錄薩摩亞人的生活，是如何做到的呢？薩摩亞人會排斥她嗎？他們會反感她描寫她們呢的生活嗎？因為在我的原有印象中，越是原始的部落（而這種部落正是人類學家最感興趣的部落），越是不願意被外界打擾，遑論將他們的生活公之於眾了。當然後來隨著閱讀的加深與交流對象的擴展，我發現所謂原始的部落其實大多是很熱情淳樸的，並沒有我想像的彆扭。然而我還是奇怪，人類學家是怎樣做到融入與他們原本文化完全不同的田野的呢？
本書的“從文化包袱到文化體悟”回答了我的問題。三位作者分別講了自己在所羅門群島、越南與日本竹富島上的經歷。像郭佩宜，她在她的太平洋島嶼上一開始是被側目的，因為她是“白人”。漸漸的她發現，“白人”與當地人的差異並不僅僅是膚色的不同，在當地人眼中，“白人”是他們的統治者，壓迫者，“白人”來到他們的地盤只是雇傭他們工作，只會趾高氣昂的坐著命令他們幹活。所以一開始大部分人對佩宜抱著敬而遠之的心態，甚至在佩宜自己洗衣服時還遭到當地人圍觀，因為大家覺得非常驚訝：白人也會自己洗衣服！
在這種誤解下佩宜感到很難開展調查。因為大家把她認為是外來者，上層的人，在接觸中難免會疏遠她，以至我們的小人類學家不能深入體會平常人的生活狀態。而且我認為在一個大家都把你當外人的地方生活一兩年也是個很難忍受的事情。於是佩宜做了很多事讓大家認同她，比如學當地語言，與當地人做同樣的事，一步一步打破了當地人對她則個“白人”的固有文化偏見。後來她有了個Langalanga名——Torikwala，而且當地有個小孩以佩宜為名。
像趙綺芳的竹富島之行就更有意思了，因為她帶著她幼小的女兒去做田野調查。日本竹富島的性格獨立內斂，不喜歡將外來者容納到自己的生活中，導致綺芳的田野調查坎坎坷坷的開端。後來，倒是因為她的小女兒的關係，讓她以媽媽的身份參與到當地人的活動中，與當地人有了深層的接觸，當地人漸漸接納她為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人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外來者。當然她的身份是“小妍的媽媽”。
另外，綺芳在日本也經歷了一個讓她大感文化隔閡的事情——跪地道歉事件。因為在日本民族的思維中，女性地位是不高的，而且女性日常便是跪坐的姿勢，日本又有強烈的反求諸己的道歉思維。因此在日本，跪地鞠躬道歉的事情是很正常的。然而在我們漢民族的思維中，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到現代以來更沒有輕易下跪的習慣，人們認為下跪是屈辱臣服的姿勢。因此綺芳對這件事會很彆扭，但她也從中意識到這就是人類學家所要克服的“文化包袱”。
另外，這本書還介紹了很多年輕的人類學家們怎樣在田野遇到危險克服困難，比如容邵武在東勢險險避過的921大地震，真是田野調查的飛來橫禍，讓我們知道田野調查也不是那麼平安的；比如顧坤惠的兩個排灣族名字，從兩個名字的不同使用情景中瞭解到排灣族層級對他的身份忍痛帶來的影響；又比如看到邱韻芳與花蓮Truku人產生的文化“同理心，等等。
在閱讀中我在想，我在台灣的這四個月，會不會也可以算一個不嚴格的“田野調查”過程呢？因為在台灣，我不喜歡做一個走馬觀花的觀光客。我經常和朋友兩個人，甚至有時我一個人，坐臺鐵，租腳踏車，走進台灣的大街小巷，走入每個小城鎮，跟台灣人交談，做台灣人喜歡做的事，去體會台灣在地人的普通生活。在來到台灣的一開始，我會因為真實的台灣與我想像中的台灣的落差而驚訝，為兩岸不同的生活習慣而不適，會在外出旅遊時找不到門路。但是現在，我甚至自以為在某些方面我比台灣本地人還要瞭解台灣。順便一提，剛剛來到時，我走在路上都能被認出是大陸人，但現在，我用國語問路，台灣人都會用臺語回答我了，雖然我聽不懂。不知是巧合還是算我融入到了這個社會中。我也曾接觸過許多台灣的原住民族，尤其在東部，會參觀原住民的琉璃工廠，遇見有趣的拉藍大叔。這些經歷讓我這個一開始對人類學沒有深厚興趣的人都覺得人類學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學問。
這是一本很奇妙的書，收集了十一位台灣人類學家的初次田野經歷，每個作者都是很好的故事講述者，向我們讀者娓娓道來他們剛剛不如田野時遇到的麻煩或者趣事。十分引人入勝，同時也讓讀者大致瞭解了人類學家的調研都是在做什麼，是怎麼做的。
“危險“的人類學家——這是書中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被我借過來做這篇心得的標題，是因為在讀完本書後我深深覺得，田野調查充滿麻煩甚至危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計！
我覺得這本書更適合讓非人類學的門外漢來讀，因為它不同於我在期中時讀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類的書，後者是成熟的人類學家寫的成熟的田野報告，雖說也妙趣橫生，但畢竟我們剛開始研讀時會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我會很疑惑人類學家都是怎樣獲取這些部落信息到底是文獻研究，還是實地觀察？如果是實地觀察，那麼他們需要與研究對象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嗎，還是停停走走的走馬觀花？當地人又是如何接受這些外來者，會不會有土著將我們的人類學家趕出去的情況？這些疑問在我讀書時一直困擾著我，讓我不禁想去探索人類學家的奇妙世界。而這本《田野的技藝》大大滿足了我的求知欲。它不僅解答了我的上述問題，還提出並回答了更多我原本連想都沒有想到的疑問。我覺得這本書可以當作非專業學生瞭解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的教科書，因為作者們用講故事的口吻在將自己在田野發生的故事，帶我們一步一步走進人類學家的世界。下面我簡單介紹本書能夠帶給我們的人類學啟迪。
本書的開篇第一部分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它的章名稱叫做：“剛到田野就跌一跤”。在本章之後的賦格曲一中王宏仁這樣說道：“進入田野似乎也沒啥，只要準備好研究計畫與主題，找到一個感興趣的田野地圖，裝備齊全，就可以出發探險了。”我相信他的話道出了我們這個門外漢的心聲。在我們津津有味地閱讀人類學家發回來的報告，享用著人類學家講述的異域風情的田野生活時，我們沒有想到學者進入田野做調查時還需要有那麼多的手續，很麻煩而且甚至可能因為某些政治問題不被當地政府承認因而中斷研究進程。
張雯勤小姐的《遇見田野，遇見官僚體制》寫的就是這樣一回事。幸運的是她甫入泰國時便找到了支持她研究的教授，並願意為她不辭辛勞的聯繫泰國官員，以幫助她獲得長期留在泰國研究的許可。然而，儘管如此，雯勤的申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她在文中講了很多政治上的因素，正是那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讓泰國政府對批准她的調研有所顧忌。雯勤很吃驚：我的學術研究難道會產生那麼大的社會影響嗎？然而事實卻是，不管你的研究會不會有很大影響，政府為了未雨綢繆，阻斷一切不安定的可能性，都不會痛快的批准我們的小人類學家的研究申請。在申請研究的這個階段雯勤耽誤了許多時間，甚至想過放棄。但最終峰迴路轉，雯勤用了“曲線救國”的策略：修改研究題目，終於獲得了留在泰國做調查的資格。
這一部分提醒我，不管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也好，也不管其他專業的調研也好，我們繞不開的是政府對學者的審批甚至監控，在政治高壓的地方越是如此。我不能說這種對學術的政治限制好是不好，因為一方面這是當地政府為了維護本國社會的安定，防止有人懷著不明的目的到他們國家散步不利於當局的消息。從這一層面講，政治參與學術是對本國的保護。然而顯見這種參與當然的大大制約了學術的靈活性，有可能會讓學者望而卻步或者不能完全的展開手腳，是對學術的限制。不管怎樣，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我們的田野工作者只能戴著鐐銬起舞，在規矩內做到最好罷了！
佩宜說：“進入田野後，最直接要面對的問題當然是：我們怎樣定位自己，而當地人又怎樣想像我們？”她的提問正是我閱讀其他人類學報告時最大的疑惑。比如從《薩摩亞人的成年》來講，我看到作者講薩摩亞的社會層級怎樣，他們的家庭怎樣，小孩怎樣，年輕女性又怎樣。我會想，她這樣近距離仔細的觀察記錄薩摩亞人的生活，是如何做到的呢？薩摩亞人會排斥她嗎？他們會反感她描寫她們呢的生活嗎？因為在我的原有印象中，越是原始的部落（而這種部落正是人類學家最感興趣的部落），越是不願意被外界打擾，遑論將他們的生活公之於眾了。當然後來隨著閱讀的加深與交流對象的擴展，我發現所謂原始的部落其實大多是很熱情淳樸的，並沒有我想像的彆扭。然而我還是奇怪，人類學家是怎樣做到融入與他們原本文化完全不同的田野的呢？
本書的“從文化包袱到文化體悟”回答了我的問題。三位作者分別講了自己在所羅門群島、越南與日本竹富島上的經歷。像郭佩宜，她在她的太平洋島嶼上一開始是被側目的，因為她是“白人”。漸漸的她發現，“白人”與當地人的差異並不僅僅是膚色的不同，在當地人眼中，“白人”是他們的統治者，壓迫者，“白人”來到他們的地盤只是雇傭他們工作，只會趾高氣昂的坐著命令他們幹活。所以一開始大部分人對佩宜抱著敬而遠之的心態，甚至在佩宜自己洗衣服時還遭到當地人圍觀，因為大家覺得非常驚訝：白人也會自己洗衣服！
在這種誤解下佩宜感到很難開展調查。因為大家把她認為是外來者，上層的人，在接觸中難免會疏遠她，以至我們的小人類學家不能深入體會平常人的生活狀態。而且我認為在一個大家都把你當外人的地方生活一兩年也是個很難忍受的事情。於是佩宜做了很多事讓大家認同她，比如學當地語言，與當地人做同樣的事，一步一步打破了當地人對她則個“白人”的固有文化偏見。後來她有了個Langalanga名——Torikwala，而且當地有個小孩以佩宜為名。
像趙綺芳的竹富島之行就更有意思了，因為她帶著她幼小的女兒去做田野調查。日本竹富島的性格獨立內斂，不喜歡將外來者容納到自己的生活中，導致綺芳的田野調查坎坎坷坷的開端。後來，倒是因為她的小女兒的關係，讓她以媽媽的身份參與到當地人的活動中，與當地人有了深層的接觸，當地人漸漸接納她為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人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外來者。當然她的身份是“小妍的媽媽”。
另外，綺芳在日本也經歷了一個讓她大感文化隔閡的事情——跪地道歉事件。因為在日本民族的思維中，女性地位是不高的，而且女性日常便是跪坐的姿勢，日本又有強烈的反求諸己的道歉思維。因此在日本，跪地鞠躬道歉的事情是很正常的。然而在我們漢民族的思維中，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到現代以來更沒有輕易下跪的習慣，人們認為下跪是屈辱臣服的姿勢。因此綺芳對這件事會很彆扭，但她也從中意識到這就是人類學家所要克服的“文化包袱”。
另外，這本書還介紹了很多年輕的人類學家們怎樣在田野遇到危險克服困難，比如容邵武在東勢險險避過的921大地震，真是田野調查的飛來橫禍，讓我們知道田野調查也不是那麼平安的；比如顧坤惠的兩個排灣族名字，從兩個名字的不同使用情景中瞭解到排灣族層級對他的身份忍痛帶來的影響；又比如看到邱韻芳與花蓮Truku人產生的文化“同理心，等等。
在閱讀中我在想，我在台灣的這四個月，會不會也可以算一個不嚴格的“田野調查”過程呢？因為在台灣，我不喜歡做一個走馬觀花的觀光客。我經常和朋友兩個人，甚至有時我一個人，坐臺鐵，租腳踏車，走進台灣的大街小巷，走入每個小城鎮，跟台灣人交談，做台灣人喜歡做的事，去體會台灣在地人的普通生活。在來到台灣的一開始，我會因為真實的台灣與我想像中的台灣的落差而驚訝，為兩岸不同的生活習慣而不適，會在外出旅遊時找不到門路。但是現在，我甚至自以為在某些方面我比台灣本地人還要瞭解台灣。順便一提，剛剛來到時，我走在路上都能被認出是大陸人，但現在，我用國語問路，台灣人都會用臺語回答我了，雖然我聽不懂。不知是巧合還是算我融入到了這個社會中。我也曾接觸過許多台灣的原住民族，尤其在東部，會參觀原住民的琉璃工廠，遇見有趣的拉藍大叔。這些經歷讓我這個一開始對人類學沒有深厚興趣的人都覺得人類學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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