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灵魂的解剖师——怀特及其《风暴眼》
摘自《外国文学》 作者：高秀芹
一
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澳大利亚文学还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的名字至今仍有些许的陌生。这不能不是个遗憾。生于1912年的怀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他从小爱好文学，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教育。十三岁到英国读中学。1932年再赴英国，在剑桥皇家学院研读现代语言，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法国、德国文学，对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留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在中东工作五年，1948年回到祖国澳大利亚，因为他认为一个作家“绝对不能离开哺育他们成长的故乡故土，哪怕是墨尔本人行道上的尘埃，悉尼阴沟里的垃圾”。
对于怀特来说，创作是他心灵的感应，是他生活的特殊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离开深恶痛绝的英国中学回到时刻怀念的澳大利亚之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作家。不，与其是逐渐意识到，倒不如说是一种需要。我周围是一片真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这样一个天地，以期可以满怀激情地生活。”1939年，他发表了处女作《幸福谷》(The Happy Valley)可是，并没引起注意。1955年，怀特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人之树》(The Tree of Man)，这部荣获了“澳大利亚的创世纪”之称的长篇巨著，使他声名大振。此后，他发表了《福斯》(Voss,1957)《坚固的曼陀罗》(The Solid Mandala,1966)、《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等长篇小说和《烧伤者》(The Burnt Ones,1964)、《白鹦鹉集》(Cockatoos:Shorter Novels and Stories)等短篇小说集，以及剧本《撒尔沙季节》(The Season at SarsaParilia,1962)、《快乐的灵魂》(A Cheery Soul,1964)等等。当然，他最著名的长篇是发表于1973年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也就是在《风暴眼》发表的当年，他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怀特的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亚为生活背景，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澳大利亚风情成为他作品的总底色。读他的作品，一股浓郁的青草气息和清朗空气扑面而来。可是，由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他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欧洲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风格及创作技巧与传统的澳大利亚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深受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其中有着乔伊斯、吴尔夫、劳伦斯等作家的影子。他的作品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却有着深刻的哲理和发人深省的启迪力。他善于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故事与人物内心活动编织在一起，从而把人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犹如一个严酷的解剖师一丝不苛地解剖着深藏在人心灵底下的自私、虚伪、盲目、可笑。出现在笔下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生活目标，性格孤僻，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被远远地抛出社会之外，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责任、真诚，而只能看到纷乱的灵魂和仇视。正如《乘战车的人》中哈尔小姐所说的那样，“人会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去杀人……也许就因为天气不好，也许仅仅是饭后不适。”每个事件是突出而偶然的，充满了恶意和仇视，整个社会是荆棘丛生的荒原。这个思想和表现手法在《风暴眼》中得到集中体现，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风暴眼》是怀特二十五年中全部作品的大规模集中。”
二
《风暴眼》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亨特太太在重病缠身的时候，女儿多萝茜和儿子巴兹尔为了夺取遗产从国外回来，他们明争暗斗，又相互勾结，最后，母亲在悲凉中死去。亨特太太曾有过荣耀与浮华，可是，当青春象海潮一样消退下去，留给她的只有孤寂与空虚。她只能在病榻上，在梦中追忆所有的经验与悲欢，梦成为她生活的一种方式，成为她生活本身，成为她生活的切实内容：“无论睡着也罢，醒着也罢－－其实亨特太太的生活已经变成漫长的睡不着的睡眠了。”她这些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梦，堆积交接在一起，成为她全部的生活过程：毛茸茸的男子的搂抱，女人湿漉漉的亲吻，荒淫、自私、冷酷，对丈夫对孩子都没付出真正的爱。对她来说：孩子只是丈夫“在她的子宫里栽下的倒勾”。女儿多萝茜自私、虚伪、骄奢，每时每刻都在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她身上，澳大利亚气和法国气可笑地并存着。在澳大利亚人看来，她法国气太浓；在法国人看来，她澳大利亚气太多。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穿着长衫站着喝酒一样，尴尬的角色使这位公爵夫人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喜剧性人物。在她心中没有仁慈，没有宽容，只有金钱和冷酷。她回来，是为了“从一个老太婆手上诱骗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她碰巧是我的母亲”。“如果诱骗和勒索俱告失败，将一个老太婆或者母亲置于死地又算是什么呢？”和他姐姐一样，巴兹尔也同样地冷酷，同样地自私，由于“他老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他自己”，所以演了一辈子李尔王也没有成功。他们开始互相仇恨，继而又狼狈为奸。他们结合成最好的猎手，去掠夺母亲的财富。
也许，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西方模式故事。这个故事在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那里，也许会写得锋芒毕露，把人推到金钱面前，从而赤裸裸地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可是，怀特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他要表达整个现代人的人生处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表达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困境，探讨灵魂走出困境的途径。所以，《风暴眼》走出了同类故事的范围，走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它庞杂博深，枝蔓交错，梦境与现实重重叠叠，幻想与回忆影影绰绰，过去和现在成为共时，只是没有将来，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将来，对将来一无所知。
探讨人的处境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共同倾向。怀特用文学的方式对人的处境和精神进行了不倦的探索。《风暴眼》中所有的人物都处于杂乱无章的心理情绪里，他们处心积虑地掠夺财富，却忘记了生活的真实内容，也许在他们那里，生活太虚无飘渺了，只有在疯狂中抓住点什么，才能有点真实的感觉。德桑蒂护士面对着象一堆破抹布的亨特太太，追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什么？”她想逃跑，逃出这间充满腐臭与腥臊的房间。可是，她纵然逃跑，“他（或者别人）也会穷追不舍，挥舞大棒把她打倒，使她生儿育女，永受家庭奴役。所以进退维谷，无处逃遁：一面是流涕的鼻子、尿布和迫使你的身体永受男子的体重；另一方面，是擦背，擦病人或者老人的屁股。”她别无选择，这是作为女人的矛盾，也是整个人类的矛盾。人永远没有生存的确切答案，没有生活意义的明确注脚。正如《风暴眼》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对意义的无从把握，对目的的茫然无知，使这些人如沙子在太阳下慌乱而迷茫地散布着，他们互相仇视，互相隔离，就象隔着激流的海岛那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亨特太太的死对儿女来说是一笔财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象羽毛一样轻盈飘荡，随着悉尼上空的微风渐渐飘散了。”她的死对奴仆来说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剥夺了”。虚伪的平衡和既定的生活方式倒了，曼胡得护士精神迷茫，不知所归，她在夜里没有目的地走着，但她感到自己“似乎永远到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怀特怀着对整个人类处境的悠远关注，把他的笔触深深触及人物的心灵，他对每个人物都不是做表面的肤浅的描写，而是透过人物偶然的行为，挖掘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从而深刻而真实地刻画出人的存在和本性。正如阿图•伍德维斯特在诺贝尔授奖辞里分析他的《人之树》所说的那样：“尽管自然和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以典型或不典型的移民生涯，不如说是以独特的个性而跃然纸上。当怀特陪同他的探险家福斯进入澳洲大陆的荒野之后，那荒野就首先成了演出尼采式意志并为之自我献身的戏剧的一个舞台。”
一
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澳大利亚文学还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的名字至今仍有些许的陌生。这不能不是个遗憾。生于1912年的怀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他从小爱好文学，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教育。十三岁到英国读中学。1932年再赴英国，在剑桥皇家学院研读现代语言，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法国、德国文学，对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留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在中东工作五年，1948年回到祖国澳大利亚，因为他认为一个作家“绝对不能离开哺育他们成长的故乡故土，哪怕是墨尔本人行道上的尘埃，悉尼阴沟里的垃圾”。
对于怀特来说，创作是他心灵的感应，是他生活的特殊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离开深恶痛绝的英国中学回到时刻怀念的澳大利亚之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作家。不，与其是逐渐意识到，倒不如说是一种需要。我周围是一片真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这样一个天地，以期可以满怀激情地生活。”1939年，他发表了处女作《幸福谷》(The Happy Valley)可是，并没引起注意。1955年，怀特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人之树》(The Tree of Man)，这部荣获了“澳大利亚的创世纪”之称的长篇巨著，使他声名大振。此后，他发表了《福斯》(Voss,1957)《坚固的曼陀罗》(The Solid Mandala,1966)、《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等长篇小说和《烧伤者》(The Burnt Ones,1964)、《白鹦鹉集》(Cockatoos:Shorter Novels and Stories)等短篇小说集，以及剧本《撒尔沙季节》(The Season at SarsaParilia,1962)、《快乐的灵魂》(A Cheery Soul,1964)等等。当然，他最著名的长篇是发表于1973年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也就是在《风暴眼》发表的当年，他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怀特的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亚为生活背景，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澳大利亚风情成为他作品的总底色。读他的作品，一股浓郁的青草气息和清朗空气扑面而来。可是，由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他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欧洲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风格及创作技巧与传统的澳大利亚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深受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其中有着乔伊斯、吴尔夫、劳伦斯等作家的影子。他的作品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却有着深刻的哲理和发人深省的启迪力。他善于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故事与人物内心活动编织在一起，从而把人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犹如一个严酷的解剖师一丝不苛地解剖着深藏在人心灵底下的自私、虚伪、盲目、可笑。出现在笔下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生活目标，性格孤僻，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被远远地抛出社会之外，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责任、真诚，而只能看到纷乱的灵魂和仇视。正如《乘战车的人》中哈尔小姐所说的那样，“人会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去杀人……也许就因为天气不好，也许仅仅是饭后不适。”每个事件是突出而偶然的，充满了恶意和仇视，整个社会是荆棘丛生的荒原。这个思想和表现手法在《风暴眼》中得到集中体现，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风暴眼》是怀特二十五年中全部作品的大规模集中。”
二
《风暴眼》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亨特太太在重病缠身的时候，女儿多萝茜和儿子巴兹尔为了夺取遗产从国外回来，他们明争暗斗，又相互勾结，最后，母亲在悲凉中死去。亨特太太曾有过荣耀与浮华，可是，当青春象海潮一样消退下去，留给她的只有孤寂与空虚。她只能在病榻上，在梦中追忆所有的经验与悲欢，梦成为她生活的一种方式，成为她生活本身，成为她生活的切实内容：“无论睡着也罢，醒着也罢－－其实亨特太太的生活已经变成漫长的睡不着的睡眠了。”她这些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梦，堆积交接在一起，成为她全部的生活过程：毛茸茸的男子的搂抱，女人湿漉漉的亲吻，荒淫、自私、冷酷，对丈夫对孩子都没付出真正的爱。对她来说：孩子只是丈夫“在她的子宫里栽下的倒勾”。女儿多萝茜自私、虚伪、骄奢，每时每刻都在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她身上，澳大利亚气和法国气可笑地并存着。在澳大利亚人看来，她法国气太浓；在法国人看来，她澳大利亚气太多。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穿着长衫站着喝酒一样，尴尬的角色使这位公爵夫人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喜剧性人物。在她心中没有仁慈，没有宽容，只有金钱和冷酷。她回来，是为了“从一个老太婆手上诱骗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她碰巧是我的母亲”。“如果诱骗和勒索俱告失败，将一个老太婆或者母亲置于死地又算是什么呢？”和他姐姐一样，巴兹尔也同样地冷酷，同样地自私，由于“他老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他自己”，所以演了一辈子李尔王也没有成功。他们开始互相仇恨，继而又狼狈为奸。他们结合成最好的猎手，去掠夺母亲的财富。
也许，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西方模式故事。这个故事在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那里，也许会写得锋芒毕露，把人推到金钱面前，从而赤裸裸地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可是，怀特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他要表达整个现代人的人生处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表达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困境，探讨灵魂走出困境的途径。所以，《风暴眼》走出了同类故事的范围，走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它庞杂博深，枝蔓交错，梦境与现实重重叠叠，幻想与回忆影影绰绰，过去和现在成为共时，只是没有将来，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将来，对将来一无所知。
探讨人的处境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共同倾向。怀特用文学的方式对人的处境和精神进行了不倦的探索。《风暴眼》中所有的人物都处于杂乱无章的心理情绪里，他们处心积虑地掠夺财富，却忘记了生活的真实内容，也许在他们那里，生活太虚无飘渺了，只有在疯狂中抓住点什么，才能有点真实的感觉。德桑蒂护士面对着象一堆破抹布的亨特太太，追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什么？”她想逃跑，逃出这间充满腐臭与腥臊的房间。可是，她纵然逃跑，“他（或者别人）也会穷追不舍，挥舞大棒把她打倒，使她生儿育女，永受家庭奴役。所以进退维谷，无处逃遁：一面是流涕的鼻子、尿布和迫使你的身体永受男子的体重；另一方面，是擦背，擦病人或者老人的屁股。”她别无选择，这是作为女人的矛盾，也是整个人类的矛盾。人永远没有生存的确切答案，没有生活意义的明确注脚。正如《风暴眼》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对意义的无从把握，对目的的茫然无知，使这些人如沙子在太阳下慌乱而迷茫地散布着，他们互相仇视，互相隔离，就象隔着激流的海岛那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亨特太太的死对儿女来说是一笔财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象羽毛一样轻盈飘荡，随着悉尼上空的微风渐渐飘散了。”她的死对奴仆来说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剥夺了”。虚伪的平衡和既定的生活方式倒了，曼胡得护士精神迷茫，不知所归，她在夜里没有目的地走着，但她感到自己“似乎永远到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怀特怀着对整个人类处境的悠远关注，把他的笔触深深触及人物的心灵，他对每个人物都不是做表面的肤浅的描写，而是透过人物偶然的行为，挖掘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从而深刻而真实地刻画出人的存在和本性。正如阿图•伍德维斯特在诺贝尔授奖辞里分析他的《人之树》所说的那样：“尽管自然和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以典型或不典型的移民生涯，不如说是以独特的个性而跃然纸上。当怀特陪同他的探险家福斯进入澳洲大陆的荒野之后，那荒野就首先成了演出尼采式意志并为之自我献身的戏剧的一个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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