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社会动物》无关

    大卫·布鲁克斯在《社会动物》中塑造了一个由埃丽卡和哈罗德构成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以及一个由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为生活参照的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一种以智性自恃的社会性动物，他们成为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这样的人类成员、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社会不仅仅是被大众成功学捏造为人生导师，并且正在确实的成为主流青中老年梦寐以求的未来、现在和过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去做的并不是去揭露某种虚伪性，而是去眼见和去设想另一些社会和另一些动物。

    《社会动物》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超越了传统成功学的名言警句文体，而将那些被划波浪形的名言警句散落在一个虚构性故事的各个角落里。这个虚构性故事的主角并不是简单的“成功人士”，而是相对而言相当立体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童年时期最喜爱的书和体育运动，有与伴侣之间的冰冻期，有自己的暮年。但他们仍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成员，而这显然体现了作者仍然以“成功”为指向的角色设置。他们最吸引人的地方仍然是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商界成就、他们的政治成就与他们的“美满”家庭。显然作为大众成功学读物，《社会动物》在叙述主角的人生轨迹时，仍着力于埃丽卡和哈罗德的教育背景和商界成就，这些也是主流社会最关心的东西。书中更着力的是两人的背景与经历塑造了两人的哪些个性，而这些个性又是如何使两人在社会中如鱼得水的，这些也是被读者疯狂地关心甚至效仿的。

    相对而言，我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某段生活中的某个主角在社会中获得了什么，而是他/她经历了什么，在此之间他/她作为一个个体有怎样的演进。同时，我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他/她在社会中如何如鱼得水，而是他/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我们仍然认同布鲁克斯强调的社会性因素与超越理性的因素对个人成长和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他严重混淆了感性/理性的关系与潜意识/意识的关系），但我们将明确的将个人的大多“人性”视作完全由社会建构的，并且将把对理性的注意力转移到“感知力”上。

    于是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个新的虚构性主角。她出生在底特律的小镇上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里，到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她正好出落成一个夺目的少女。她没有优质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但是枯燥的家庭和落魄的公立中学促使她开始获得超越家庭、学校的藩篱的知识，并且凭借自己的感受和这些知识构筑了自己眼中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本末倒置的，充斥着失业的父母、虚伪的政客和令人愤怒的一切，而唯一令人激动的就是自己的冲动和热情，那么唯一能够挽救这个社会的方式即是用冲动和热情去推翻家庭、推翻学校、推翻一切。于是她成了一名朋克，并且凭借自己的朋克乐队来释放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演出的时候她才真正体验着推翻一切的感觉。在某一年间她成为了同在一个小镇的同样不满二十岁的未来朋克明星Iggy Pop的女友。而后她逐渐萌发出某种性别上的自觉意识，开始关心女性运动和性别研究。将近三十岁的她跟随某个女伴到尼泊尔旅行，并且偶然地在一间寺院里参加了十天的冥想修习。在此之后，她开始能“感知”到自我，而不是“想”到自我，一切开始越来越清楚明朗。她不再需要酒精和大麻，而是需要沉静的呼吸和自我观照。她和社会之间开始处于一种间离关系，她不认为自己在社会之内，但是却感到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当她思考社会时，她最关心的仍然是性别问题。她似乎仍然没有弄清楚的是她到底应该彻底的抽身于社会到森林里去生活，还是身处其中并且为某些现世的具体问题而做些什么。但显然她正在越来越清晰，她能感知到自己是什么和为什么。

    她与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和商界人士没有任何关联，她没有“获得”过什么被大众觊觎的东西，她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不确定性。成功学总是视这种与《达摩流浪者》有关的生活为某种为吸引青少年而故作的姿态，在她看来这种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不过是为了掩饰中产阶级生活的干涩苍白。她没有成为在社会中如鱼得水的人，她认为成功学中吹捧的这种状态只是为了掩饰在众多外力支撑下的个人的空洞和无力。她没有一个标准的“白种人异性恋一夫一妻”美满家庭，但她在与同性伴侣的关系之间体验到某种能够相互合一的通往觉悟的爱，对于爱的“共融”感的认识似乎是她唯一认同《社会动物》的地方，但她不需要任何愚蠢的实验数据来证明这种爱。她从不思考某个客户有怎样的投资需求，她的工作曾经是在信封上粘邮票以及清洁二手衣物，她只思考和感知关于自己生命的一切。她没有年假，更不会在年假期间去旅行并且获得某些短暂的快感，她可以随时去到山间体验与某种更高的存在的接近。

    她与成功无关、与社会无关、与那种高级动物无关。只有当更多的人眼见她、认识她的时候，他们才能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他们才会放下手中的《社会动物》而拿起任何一本赫尔曼·黑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