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官僚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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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路赫特是近年来国际上韦伯研究热潮中的代表人物，本书抓住韦伯思想体系中“理性化”与“官僚化”这两个核心观念做精细的爬梳，整理出这两个观念在韦伯思想中的内容与地位。在本书第二节“官僚制与民主”中，施路赫特介绍并具体阐释了韦伯著述中的三个经典例子，用以说明韦伯对现代官僚支配的观点，官僚制与政治效率及政治民主的关系，并借此比较韦伯与马克思对于现代官僚制观点的异同。
一、韦伯的三个例子
1、现代官僚制的特征及优越性
在第一个例子中，韦伯借助双重比较而逐步建立了官僚组织的特征。通过中国的家产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官僚制的比较论证了官僚制的特殊理性，通过名流士绅为主的行政制度与现代官僚制比较，确认了官僚制相对于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技术上的优越性。
与家产官僚制相比，现代的官僚组织具有着“完全的”形式理性，表现为以下几点：（1）依功能不同而设计的职权分工；（2）“客观”而可验证的能力资格、标准化的选任制度；（3）官职阶层化的原则；（4）官职与个人的严格区分，以客观公正的职务忠诚取代徇私苟且的个人忠诚。与业余式的名流士绅型行政制度相比，现代的官僚组织具有“完全的”效率：（1）以职业性、专门资格式的工作取代了副业式的、不具专门能力的行政工作；（2）以持续的、基于系统地分析资料且遵循一般性规则的决策行为，取代了断续的、基于随手拈来之资料，而又各凭所好、缺乏定式化的决策活动；（3）还以上下不致摩擦、有利于专业决策的一元领导权，取代了业余性行政组织中充满了不协调、延宕、妥协而又附属于政治风向的集体领导作风。由此，韦伯断言，唯有一个科层官僚式的行政幕僚方是最符合合法性的支配原则。
由此而得出韦伯对现代官僚支配的三个特征，即：（1）不受传统拘束、形式-理性的组织架构；（2）通过对与政治有关知识的独占化而得以遂行的行政垄断，架空了统治者的权力；（3）形塑了一个适应现世的意识形态。基于以上特征，现代官僚支配与传统的官僚支配及合法性支配有所差异。前者显然欠缺了形式理性化，后者则难以实现权力的架空。
2、现代官僚制与政治民主
第二个例子以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和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为例，研究政治支配与科层官僚支配的关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以及在现代世界中民主制与官僚制的关系。韦伯认为，文化与政治两方面因素使德国处于官僚制支配之下：一方面缺乏适切的政治文化（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治为“适应现世”的官僚精神及其行为准则所支配），一方面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公共行政不受控制（官僚行政单位事实上支配了一个无能的君主和一个无权的议会）。韦伯对于重组官僚制支配下的僵化的德国政治系统所作的设想，除建立新的政治文化以外，还试图创造一种结构上的多元主义，其要义是抗衡；此外还强调社会关系的开放。他提出的建议是民主化与议会化。（1）民主化：基于强调效率、分工与专业技术的行政与强调民主、门户开放与权利平等的政治之间的抵牾，韦伯所见及的解决之道乃是“科层组织化的民主”，亦即阶层化与社会化、绩效成就与自我做主、效率与自由之间的一种结合，必须同时达到公开的控制与有效率的行政行为。（2）议会化：即将公共幕僚“间接民主化”。韦伯并不排斥直接民主理念，但基于对科层官僚组织技术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他认为官僚行政的功能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即便在最广义的实行人民直接投票的制度里，类似由职业政治家们组成的议会仍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韦伯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的区别，这一区分非常重要）。
3、现代官僚制与民主的效率
在第三个例子中，韦伯通过讨论大众民主制度之下各政党的变化，推论出政党官僚化的趋势。他认为在大众民主制的条件下，长期而有效率的政党政治唯有靠着科层官僚化了的政党方得以维持，而一种政治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典型的表现。他尤其关注社会民主党，并从中注意到官僚化产生的“解除理想化”作用；其由一个秘密结社经由少数派政党而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正说明了在日增的绩效压力下，即使在民主体制下的团体亦会强制走上官僚化之途。在官僚化过程中，“政党里所有的‘理想主义式’政治在党机关的俸禄政治下完全地窒息殆尽了，保守的目标盖过了理想色彩，组织的自我维持与扩张也比所有强权政治来得重要”（p119）。在这一例子中，韦伯再次强调了科层官僚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技术上的优越性。因为任何一种支配策略中都蕴含着提高绩效的价值要求，而科层官僚支配是在制度上最能够契合于这种价值的一种发明。因此，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属于一种既不值得去歌颂美化，也不需要去摧毁破坏的制度。重要的是如何在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条件下将这种制度用以服务于人类有意义的作为之上。
二、韦伯与马克思观点之异同
马克思对于科层支配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1）科层官僚制配乃是受到经济制约的某一特定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2）科层官僚制是资本主义最后且最彻底的政治形式；（3）资本主义在支配形式上的特点反而更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因为中央集权及国家权力自主化的步调愈快，愈容易变成“革命最大且唯一的目标”；（4）官僚支配是依附于特定关系（其属于支配阶级）的产物，因此，唯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方能使支配减低到技术上的必要程度以内；（5）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可以阻止甚至扭转官僚化倾向，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技术上必要的程度，促成反分化的过程；（6）自我管理制度是合理而有效率的。
施路赫特对韦伯与马克思观点之异同的比较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社会主义将逆转抑或加强官僚化倾向
尽管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科层官僚化之关系的讨论，也同意这一过程侵入到社会所有层面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他否认官僚化倾向可以予以逆转的理论，并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这种科层官僚化倾向更会加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一来低估了高生产力的经济中生产与公平分配的冲突，二来低估了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主要求的冲突。任何计划经济式的分配，将整体经济置于由上到下贯彻指令式的秩序之中，而这在理性的社会主义之下管理经济的行政幕僚单位不但迟早会染上官僚的习气，而且奠定了造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因此他预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非是工人统治而是官僚阶层的支配。
2、现代官僚支配将推动抑或扼杀革新力量
姑且不论韦伯对官僚支配在理性化社会中的特征以及必然性有着比马克思更为深刻而真切的诊断，基本上，他们同样将历史中的新现象视作旧现象的一种多元化与极端化，而非本质上的全然不同。然而，两者对待现代官僚支配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对马克思而言，现代官僚支配的出现不啻同时是对旧制度垂死挣扎的一番记录；对韦伯而言，现代官僚的抬头则预示了一种可靠而持久的支配形态将会不断自我繁衍下去。马克思认为现代官僚支配具备了某种革新的成分，其将生产力强制地束缚于旧制度上，增加了资本主义完全暴露其基本矛盾的潜在危机；与此相反，韦伯将现代官僚支配视作反对革新的势力，认为其将使旧有关系僵固化，并阻碍超越现有状况的改革企图。马克思的观点带有较浓厚的乐观主义色彩，因其将针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和一种期待着历史“必然”之革命的希望相联系。韦伯的观点则较为悲观，因其必须将对理性化辩证过程的分析终止在一个立足于科技之上的稳定统治，而且还必须面对如下事实，即此一支配形态的极权性将不可避免地摧毁一切由内部对系统进行革命的基础。
3、针对科层官僚化的解决方案
韦伯与马克思同样认为必须对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科层官僚化过程加以抗拒，不过韦伯宣称马克思对现状的诊断并不切实，并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他并不视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源，也不以为公社的理想可以作为大众民主之下实际可行的组织模式。马克思提议要克服资本主义及市民阶级的民主制度，韦伯则为实现合理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而大声疾呼。最主要的是他坚决反对将“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将“自由”的政治形塑成官僚制度。把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和使政治由官僚制的作业强制下重获自由，是韦伯最基本的立场。就第二个例子中的德国而言，若不是解放而是摧毁资本主义，因政治文化中尚不具备与官僚精神对抗的力量，在德国只会造成增强官僚支配的后果；而以自治机关来取代所有科层官僚的行政可能短期奏效却不能长期成功，尤其是在领土广大的国家内，因为任何形态的形式理性化将会日渐增强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被剥夺了参与的机会，最终仍然只能落入官僚支配一途。简而言之，韦伯与马克思最不同的地方便在于，他认为绝对的官僚支配确有可能建立，但绝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完全的民主制度应该存在，却十分不可能实现。对我们来说，唯一剩下的可能便是“科层官僚式的民主”。
一、韦伯的三个例子
1、现代官僚制的特征及优越性
在第一个例子中，韦伯借助双重比较而逐步建立了官僚组织的特征。通过中国的家产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官僚制的比较论证了官僚制的特殊理性，通过名流士绅为主的行政制度与现代官僚制比较，确认了官僚制相对于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技术上的优越性。
与家产官僚制相比，现代的官僚组织具有着“完全的”形式理性，表现为以下几点：（1）依功能不同而设计的职权分工；（2）“客观”而可验证的能力资格、标准化的选任制度；（3）官职阶层化的原则；（4）官职与个人的严格区分，以客观公正的职务忠诚取代徇私苟且的个人忠诚。与业余式的名流士绅型行政制度相比，现代的官僚组织具有“完全的”效率：（1）以职业性、专门资格式的工作取代了副业式的、不具专门能力的行政工作；（2）以持续的、基于系统地分析资料且遵循一般性规则的决策行为，取代了断续的、基于随手拈来之资料，而又各凭所好、缺乏定式化的决策活动；（3）还以上下不致摩擦、有利于专业决策的一元领导权，取代了业余性行政组织中充满了不协调、延宕、妥协而又附属于政治风向的集体领导作风。由此，韦伯断言，唯有一个科层官僚式的行政幕僚方是最符合合法性的支配原则。
由此而得出韦伯对现代官僚支配的三个特征，即：（1）不受传统拘束、形式-理性的组织架构；（2）通过对与政治有关知识的独占化而得以遂行的行政垄断，架空了统治者的权力；（3）形塑了一个适应现世的意识形态。基于以上特征，现代官僚支配与传统的官僚支配及合法性支配有所差异。前者显然欠缺了形式理性化，后者则难以实现权力的架空。
2、现代官僚制与政治民主
第二个例子以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和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为例，研究政治支配与科层官僚支配的关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以及在现代世界中民主制与官僚制的关系。韦伯认为，文化与政治两方面因素使德国处于官僚制支配之下：一方面缺乏适切的政治文化（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治为“适应现世”的官僚精神及其行为准则所支配），一方面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公共行政不受控制（官僚行政单位事实上支配了一个无能的君主和一个无权的议会）。韦伯对于重组官僚制支配下的僵化的德国政治系统所作的设想，除建立新的政治文化以外，还试图创造一种结构上的多元主义，其要义是抗衡；此外还强调社会关系的开放。他提出的建议是民主化与议会化。（1）民主化：基于强调效率、分工与专业技术的行政与强调民主、门户开放与权利平等的政治之间的抵牾，韦伯所见及的解决之道乃是“科层组织化的民主”，亦即阶层化与社会化、绩效成就与自我做主、效率与自由之间的一种结合，必须同时达到公开的控制与有效率的行政行为。（2）议会化：即将公共幕僚“间接民主化”。韦伯并不排斥直接民主理念，但基于对科层官僚组织技术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他认为官僚行政的功能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即便在最广义的实行人民直接投票的制度里，类似由职业政治家们组成的议会仍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韦伯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的区别，这一区分非常重要）。
3、现代官僚制与民主的效率
在第三个例子中，韦伯通过讨论大众民主制度之下各政党的变化，推论出政党官僚化的趋势。他认为在大众民主制的条件下，长期而有效率的政党政治唯有靠着科层官僚化了的政党方得以维持，而一种政治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典型的表现。他尤其关注社会民主党，并从中注意到官僚化产生的“解除理想化”作用；其由一个秘密结社经由少数派政党而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正说明了在日增的绩效压力下，即使在民主体制下的团体亦会强制走上官僚化之途。在官僚化过程中，“政党里所有的‘理想主义式’政治在党机关的俸禄政治下完全地窒息殆尽了，保守的目标盖过了理想色彩，组织的自我维持与扩张也比所有强权政治来得重要”（p119）。在这一例子中，韦伯再次强调了科层官僚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技术上的优越性。因为任何一种支配策略中都蕴含着提高绩效的价值要求，而科层官僚支配是在制度上最能够契合于这种价值的一种发明。因此，在韦伯看来，官僚制属于一种既不值得去歌颂美化，也不需要去摧毁破坏的制度。重要的是如何在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条件下将这种制度用以服务于人类有意义的作为之上。
二、韦伯与马克思观点之异同
马克思对于科层支配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1）科层官僚制配乃是受到经济制约的某一特定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2）科层官僚制是资本主义最后且最彻底的政治形式；（3）资本主义在支配形式上的特点反而更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因为中央集权及国家权力自主化的步调愈快，愈容易变成“革命最大且唯一的目标”；（4）官僚支配是依附于特定关系（其属于支配阶级）的产物，因此，唯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方能使支配减低到技术上的必要程度以内；（5）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可以阻止甚至扭转官僚化倾向，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技术上必要的程度，促成反分化的过程；（6）自我管理制度是合理而有效率的。
施路赫特对韦伯与马克思观点之异同的比较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社会主义将逆转抑或加强官僚化倾向
尽管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科层官僚化之关系的讨论，也同意这一过程侵入到社会所有层面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他否认官僚化倾向可以予以逆转的理论，并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这种科层官僚化倾向更会加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一来低估了高生产力的经济中生产与公平分配的冲突，二来低估了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主要求的冲突。任何计划经济式的分配，将整体经济置于由上到下贯彻指令式的秩序之中，而这在理性的社会主义之下管理经济的行政幕僚单位不但迟早会染上官僚的习气，而且奠定了造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因此他预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非是工人统治而是官僚阶层的支配。
2、现代官僚支配将推动抑或扼杀革新力量
姑且不论韦伯对官僚支配在理性化社会中的特征以及必然性有着比马克思更为深刻而真切的诊断，基本上，他们同样将历史中的新现象视作旧现象的一种多元化与极端化，而非本质上的全然不同。然而，两者对待现代官僚支配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对马克思而言，现代官僚支配的出现不啻同时是对旧制度垂死挣扎的一番记录；对韦伯而言，现代官僚的抬头则预示了一种可靠而持久的支配形态将会不断自我繁衍下去。马克思认为现代官僚支配具备了某种革新的成分，其将生产力强制地束缚于旧制度上，增加了资本主义完全暴露其基本矛盾的潜在危机；与此相反，韦伯将现代官僚支配视作反对革新的势力，认为其将使旧有关系僵固化，并阻碍超越现有状况的改革企图。马克思的观点带有较浓厚的乐观主义色彩，因其将针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和一种期待着历史“必然”之革命的希望相联系。韦伯的观点则较为悲观，因其必须将对理性化辩证过程的分析终止在一个立足于科技之上的稳定统治，而且还必须面对如下事实，即此一支配形态的极权性将不可避免地摧毁一切由内部对系统进行革命的基础。
3、针对科层官僚化的解决方案
韦伯与马克思同样认为必须对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科层官僚化过程加以抗拒，不过韦伯宣称马克思对现状的诊断并不切实，并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他并不视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源，也不以为公社的理想可以作为大众民主之下实际可行的组织模式。马克思提议要克服资本主义及市民阶级的民主制度，韦伯则为实现合理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而大声疾呼。最主要的是他坚决反对将“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将“自由”的政治形塑成官僚制度。把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和使政治由官僚制的作业强制下重获自由，是韦伯最基本的立场。就第二个例子中的德国而言，若不是解放而是摧毁资本主义，因政治文化中尚不具备与官僚精神对抗的力量，在德国只会造成增强官僚支配的后果；而以自治机关来取代所有科层官僚的行政可能短期奏效却不能长期成功，尤其是在领土广大的国家内，因为任何形态的形式理性化将会日渐增强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被剥夺了参与的机会，最终仍然只能落入官僚支配一途。简而言之，韦伯与马克思最不同的地方便在于，他认为绝对的官僚支配确有可能建立，但绝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完全的民主制度应该存在，却十分不可能实现。对我们来说，唯一剩下的可能便是“科层官僚式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