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热”中如何读史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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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暴得大名的美国“史学家”史景迁，出过一本描写明清之际文士张岱的书，中文版叫《前朝梦忆》。书写得不怎么样，中文书名却上佳，借来指称近年持续升温的“民国热”比较贴切。网络上将“民国粉丝”简称为“果粉”。从长时段来看，民国的38年，今日的认识可能还是雾里看花，但“果粉”所做的，是试图涂抹一个玫瑰色的“前朝梦忆”，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至于“前朝”的实情如何，有无深入到第一手史料中作系统性的探讨，是否符合严格的学术标准，非所顾也。
近日，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3位民国史专家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出版，该书用平实流畅的笔调，利用《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等史料，对蒋介石一生中重要侧面和事件作创新性的叙述，将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作立体式的呈现，立论平正，褒贬得体，既无刻意的抹黑，也不故作惊人之语。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与杨天石、杨奎松、邓野等学者，构成了民国史研究的中坚，体现了史学学术的求真精神。
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神话
“果粉”经常拿来说事的，是民国知识份子享有较高的地位、自由和高收入。明清时代，国家政权由打天下的军事集团与儒生“共治”，士人在社会上长期享有尊崇的地位，进则为官，退则为师；庚子以后，留洋归国学生又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宠儿”。民国只是推翻了皇帝和满洲权贵，士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国民党与江浙财阀联合以后，必然要走“精英治国”路线，知识分子受到重用，也是时势使然。
以收入来说，有些作者是将一个短期的现象当成30多年的常态。著名史学家陈垣，曾署理过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部次长。从他的年谱，我们可以看到：因政府挪用教育经费，连教育部职员都因欠薪而罢工，北京8个公立学校教师则欠薪多时而多次到教育部大闹。北洋时期以及国民政府初期，教师遭欠薪才是一种常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教育、学术能给予财政上的积极支持，让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维持正常，是有一些原因的。据《天下得失》所述，蒋在国民党内资历太浅，以武人骤登高位，不断受到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桂系等势力的挤压。北伐胜利，出现宁汉对峙，更加剧了蒋氏的“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在党内寻求元老的支持。于是，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这4个元老级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的“商山四皓”，以罗家伦的说法，“他们仿佛代表一种道德的势力”。正是由“商山四皓”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在学术界、教育界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声誉，蒋为投桃报李，不得不虚与委蛇，因而在下拨教育文化经费方面也就比较“慷慨”。另一方面，蒋从行伍起家，其嫡系人才不足，不得不借重学术界的贤能之士为他服务，也借此收买天下人心，翁文灏、罗家伦、俞大维等等就是例子。故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说：“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近代中国史纲》）但这种黄金岁月只维持了5年，抗战爆发以后即每况愈下，到战后甚至出现了名教授参加“反饥饿”大游行的事例。
表面上，蒋介石对学术界名人颇为尊重，但他改善与知识界的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的。当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后，蒋内心十分愤怒，甚至鄙夷。蔡元培表面上地位尊崇，一旦对蒋作出批评，参与一些维护民权的活动，蒋即反目成仇，将蔡的盟友杨杏佛暗杀掉。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举国哀恸，蒋却在日记中说：“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天下得失》第103页）只谈民国著名知识分子短期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舒适生活，无视国民党暗杀、监禁过多少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用完即弃”真实内心，只能说是有些作者太喜欢涂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龙云背景
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屡屡成为知识分子们的热门话题。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出版较早，当时史料整理还不充分，属于草创之作。涉及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何炳棣的《读史阅史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均极受欢迎。近期新推出的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简体版，据说销量已接近一些畅销书的水平。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顶尖人才，产生了丰硕教学成果，师生们的努力值得敬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的相对独立性，也与割据势力“云南王”龙云有一定的关系。抗战以前，西南地区一直对蒋介石政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江浙皖地区为实力基础的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对割据云南但不参与反蒋活动的龙云集团加以优容。龙云名义上尊重中央，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令蒋十分头疼。抗战军兴，西南成为抗战后方，云南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也势必要加强对云南的渗透，蒋、龙矛盾激化。
《天下得失》指出：“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第146页）龙云还秘密加入民盟，与中共建立起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昆明暂时性的民主气氛，其实有着多方博弈的因素。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实仍有待史家进一步加以发掘。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近年历史写作空前活跃，总体上是好事。但有些“新论”，并非是在彻底研讨史料的基础上谨慎作出，而是先由强烈的倾向性出发，将主观愿望“投射”到无法改变的史实上，筛选对己有利的史料，屏蔽对己不利的史料，纯粹变成了发泄情绪的“吐槽”。
二十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联省自治”运动，有着极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参与各方可以说是“各怀鬼胎。”这一运动的提出，有效仿西方“联邦制”的理论探讨的一面，也有从晚清以来督抚权重转变到地方主义的一面。以陈炯明为代表的“联省自治”运动，既有反对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含意，也蕴藏着以此为依据割据一方的因素。陈炯明在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贡献，也有一些糊涂认识，以前对他的“污名化”有些过分，今日只需实事求是，恢复其应有地位即可。但有些作者出于对“武力统一”的反感或者其他目的，对陈氏及“联省自治”倾注过多的感情，以此表达对“中央集权”的恶感，不无将幻想代替现实的“意淫”。自治的各省，若无外力的推动，并无主动实现“联省”的动力。美国各州之组成联邦，是在共同反抗英国暴政基础上形成的；德国的统一是以普鲁士为核心，在长期战争之后达成的。沈阳《正义一元论》一书说得好：“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无论对内对外，都推动了国家的整合，推动了近代化发展进程。没有主权国家，就很难有一套有效率的铁路、邮政和电报系统，统一的度量衡、货币以及统一的市场。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意大利、德意志。这两个国家正是通过了统一战争，确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开辟了走向近代主权国家之路。善良的自由派或许很难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民族的、主权的自由法政国家在建立过程中显然很难和近代的‘国家主义’实践截然分开。”要建设现代国家，指望那些“各怀鬼胎”的“自治”各省，只能是缘木求鱼，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随时准备伺机而动。武力统一，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之“恶”。
未到盖棺论定时
出于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正统”著作的反感，最近十年左右，有关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了热烈讨论的局面。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是在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后，方能“盖棺论定”。民国人物研究处在目前这个阶段，首先是弄清其参与的事件过程，对具体的决策、行动作考证。总体的评价，最好留给后人。
据我所知，晚清史都仍有大量的“处女地”未经开发，既有的研究也仍然极不充分；一旦在某个环节的研究上出现突破，即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之前所作出的“定论”进行修正和调整。与之相比，年代更晚的民国史，可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史料可能还躺在某个尘封的角落等待学者去光顾。只有先将史料作系统的整理，对重要事件、关键人物作出准确的解读，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从总体上作出判断和评价。
急于作出评价，往往是作者想让历史为其当下的目的服务。为达到“致用”效果，必然伴随着越出学术规范的行为：挑选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无视与之相冲突的史料；渲染夸大事情的某个侧面，故意不提及事件的全貌。同情或敬仰某个历史人物，即不加分辨地采取百分之百支持的立场，无视他的缺点和阴暗一面，甚至将缺点转换成优点，将失误吹嘘成功绩。这是大量人物传记中出现的通病，特别是由门生弟子、亲朋后辈所撰写的更加突出。历史人物研究，最终是将人还原为人，进行“去神化”，也避免“鬼化”，更应避免将以前被“鬼化”的人物再加以神化。
从长时段来看，从隋唐以迄清中期，为一历史阶段；晚清至今，为迥然不同的新阶段。新阶段还在演变发展之中，未来将会如何，充满着变数，未来的演变结果也将从根本上刷新对历史的认识。夹在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民国38年，今日的认识可能还是雾里看花。也许在多年以后，看到演变的结果后，人们才会恍然大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还只是“晚清”的一部分。
注：本文原刊于2012年7月15日《信息时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7/15/content_1779632.htm
近日，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3位民国史专家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出版，该书用平实流畅的笔调，利用《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等史料，对蒋介石一生中重要侧面和事件作创新性的叙述，将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作立体式的呈现，立论平正，褒贬得体，既无刻意的抹黑，也不故作惊人之语。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与杨天石、杨奎松、邓野等学者，构成了民国史研究的中坚，体现了史学学术的求真精神。
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神话
“果粉”经常拿来说事的，是民国知识份子享有较高的地位、自由和高收入。明清时代，国家政权由打天下的军事集团与儒生“共治”，士人在社会上长期享有尊崇的地位，进则为官，退则为师；庚子以后，留洋归国学生又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宠儿”。民国只是推翻了皇帝和满洲权贵，士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国民党与江浙财阀联合以后，必然要走“精英治国”路线，知识分子受到重用，也是时势使然。
以收入来说，有些作者是将一个短期的现象当成30多年的常态。著名史学家陈垣，曾署理过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部次长。从他的年谱，我们可以看到：因政府挪用教育经费，连教育部职员都因欠薪而罢工，北京8个公立学校教师则欠薪多时而多次到教育部大闹。北洋时期以及国民政府初期，教师遭欠薪才是一种常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教育、学术能给予财政上的积极支持，让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维持正常，是有一些原因的。据《天下得失》所述，蒋在国民党内资历太浅，以武人骤登高位，不断受到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桂系等势力的挤压。北伐胜利，出现宁汉对峙，更加剧了蒋氏的“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在党内寻求元老的支持。于是，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这4个元老级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的“商山四皓”，以罗家伦的说法，“他们仿佛代表一种道德的势力”。正是由“商山四皓”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在学术界、教育界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声誉，蒋为投桃报李，不得不虚与委蛇，因而在下拨教育文化经费方面也就比较“慷慨”。另一方面，蒋从行伍起家，其嫡系人才不足，不得不借重学术界的贤能之士为他服务，也借此收买天下人心，翁文灏、罗家伦、俞大维等等就是例子。故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说：“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近代中国史纲》）但这种黄金岁月只维持了5年，抗战爆发以后即每况愈下，到战后甚至出现了名教授参加“反饥饿”大游行的事例。
表面上，蒋介石对学术界名人颇为尊重，但他改善与知识界的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的。当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后，蒋内心十分愤怒，甚至鄙夷。蔡元培表面上地位尊崇，一旦对蒋作出批评，参与一些维护民权的活动，蒋即反目成仇，将蔡的盟友杨杏佛暗杀掉。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举国哀恸，蒋却在日记中说：“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天下得失》第103页）只谈民国著名知识分子短期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舒适生活，无视国民党暗杀、监禁过多少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用完即弃”真实内心，只能说是有些作者太喜欢涂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龙云背景
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屡屡成为知识分子们的热门话题。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出版较早，当时史料整理还不充分，属于草创之作。涉及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何炳棣的《读史阅史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均极受欢迎。近期新推出的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简体版，据说销量已接近一些畅销书的水平。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顶尖人才，产生了丰硕教学成果，师生们的努力值得敬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的相对独立性，也与割据势力“云南王”龙云有一定的关系。抗战以前，西南地区一直对蒋介石政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江浙皖地区为实力基础的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对割据云南但不参与反蒋活动的龙云集团加以优容。龙云名义上尊重中央，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令蒋十分头疼。抗战军兴，西南成为抗战后方，云南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也势必要加强对云南的渗透，蒋、龙矛盾激化。
《天下得失》指出：“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第146页）龙云还秘密加入民盟，与中共建立起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昆明暂时性的民主气氛，其实有着多方博弈的因素。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实仍有待史家进一步加以发掘。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近年历史写作空前活跃，总体上是好事。但有些“新论”，并非是在彻底研讨史料的基础上谨慎作出，而是先由强烈的倾向性出发，将主观愿望“投射”到无法改变的史实上，筛选对己有利的史料，屏蔽对己不利的史料，纯粹变成了发泄情绪的“吐槽”。
二十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联省自治”运动，有着极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参与各方可以说是“各怀鬼胎。”这一运动的提出，有效仿西方“联邦制”的理论探讨的一面，也有从晚清以来督抚权重转变到地方主义的一面。以陈炯明为代表的“联省自治”运动，既有反对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含意，也蕴藏着以此为依据割据一方的因素。陈炯明在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贡献，也有一些糊涂认识，以前对他的“污名化”有些过分，今日只需实事求是，恢复其应有地位即可。但有些作者出于对“武力统一”的反感或者其他目的，对陈氏及“联省自治”倾注过多的感情，以此表达对“中央集权”的恶感，不无将幻想代替现实的“意淫”。自治的各省，若无外力的推动，并无主动实现“联省”的动力。美国各州之组成联邦，是在共同反抗英国暴政基础上形成的；德国的统一是以普鲁士为核心，在长期战争之后达成的。沈阳《正义一元论》一书说得好：“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无论对内对外，都推动了国家的整合，推动了近代化发展进程。没有主权国家，就很难有一套有效率的铁路、邮政和电报系统，统一的度量衡、货币以及统一的市场。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意大利、德意志。这两个国家正是通过了统一战争，确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开辟了走向近代主权国家之路。善良的自由派或许很难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民族的、主权的自由法政国家在建立过程中显然很难和近代的‘国家主义’实践截然分开。”要建设现代国家，指望那些“各怀鬼胎”的“自治”各省，只能是缘木求鱼，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随时准备伺机而动。武力统一，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之“恶”。
未到盖棺论定时
出于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正统”著作的反感，最近十年左右，有关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了热烈讨论的局面。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是在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后，方能“盖棺论定”。民国人物研究处在目前这个阶段，首先是弄清其参与的事件过程，对具体的决策、行动作考证。总体的评价，最好留给后人。
据我所知，晚清史都仍有大量的“处女地”未经开发，既有的研究也仍然极不充分；一旦在某个环节的研究上出现突破，即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之前所作出的“定论”进行修正和调整。与之相比，年代更晚的民国史，可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史料可能还躺在某个尘封的角落等待学者去光顾。只有先将史料作系统的整理，对重要事件、关键人物作出准确的解读，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从总体上作出判断和评价。
急于作出评价，往往是作者想让历史为其当下的目的服务。为达到“致用”效果，必然伴随着越出学术规范的行为：挑选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无视与之相冲突的史料；渲染夸大事情的某个侧面，故意不提及事件的全貌。同情或敬仰某个历史人物，即不加分辨地采取百分之百支持的立场，无视他的缺点和阴暗一面，甚至将缺点转换成优点，将失误吹嘘成功绩。这是大量人物传记中出现的通病，特别是由门生弟子、亲朋后辈所撰写的更加突出。历史人物研究，最终是将人还原为人，进行“去神化”，也避免“鬼化”，更应避免将以前被“鬼化”的人物再加以神化。
从长时段来看，从隋唐以迄清中期，为一历史阶段；晚清至今，为迥然不同的新阶段。新阶段还在演变发展之中，未来将会如何，充满着变数，未来的演变结果也将从根本上刷新对历史的认识。夹在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民国38年，今日的认识可能还是雾里看花。也许在多年以后，看到演变的结果后，人们才会恍然大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还只是“晚清”的一部分。
注：本文原刊于2012年7月15日《信息时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7/15/content_17796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