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述评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述评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建立在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分利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的深刻分析之上。奥尔森认为正是利益集团的分利倾向，集团的分利活动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国家造成消极影响，分利集团的存在与否以及存在的范围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发展起造成耕地经济效率的强大分利集团。
一、利益集团的分利化倾向
传统政治团体理论一般认为集团政治是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著名政治学家杜鲁门就认为利益集团会自然的采取一种民主的模式，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奥尔森则认为现代社会协商绝大部分都是团体之间特别是团体领导人之间的协商，而贫民等弱势群体由于构成复杂一般不可能结成任何团体，从而实际上被排斥在社会协商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建立了组织的社会群体就会利用身的集团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导致其他群体特别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利益受损。
奥尔森精辟地指出“大体上讲，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将社会生产的‘馅饼’做大来使其成员获益，因为在分配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那一块更大，也可以在‘馅饼’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享更大的份额使其成员获益。”（奥尔森，2007）也即是说，对于集团而言，原则上有两条增进其成员利益的途径：一是通过努力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使其在社会总利益中的份额也相应增大；二是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
奥尔森接着表示“直觉告诉我们，第一种方法很少被采用”。现实经验表明，利益集团均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组织要想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增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承担实现这一目标的全部费用。然而，一个组织或者团体纵使规模再大，也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 ，并且无法排除其他集团从中受益。这样，从集体物品提供中获益的集团中的个人与在整个社会中组织参与集体行动是相似的。为整个社会的收益而行动的组织实际上市在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集团的地位类似于作为成员向集体提供集体物品的个人。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获取其行动收益的一部分（并且通常是极小的一部分），然而却需要承担行动的全部成本。因此，集团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使得任何一个组织为提高全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
在这种情况下，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尽量在社会总体收益中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不顾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奥尔森将这些团体称为“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分利集团只代表自己成员的利益，不会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不会关心自身的分利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典型的集体行动组织不会努力降低它们在尽力获得更大社会产量份额时造成的社会损失或‘公害品’”。对其自身而言，分利集团的选择是理性的，但问题却在于它把本可以用来增加全社会利益的资源用来为自身谋利，导致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因此，奥尔森认为众所周知的分馅饼模式并没有深刻抓住这种情形的本质，他认为将这种情形看做一群强盗冲进一家瓷器店抢夺瓷器也许更贴切——不仅要抢夺更多的瓷器，而且也损坏了很多瓷器。
总体而言，奥尔森明确了社会中典型的集体组织具有这样的特征：如果只代表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将很少或不会为了社会利益做出巨大的牺牲；他们通过获取社会产品更大的份额服务于成员利益。因此，奥尔森的结论是“总而言之，特殊利益集团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奥尔森，2007)
二、分利集团的经济后果与政治后果
分利集团在积累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就经济后果而言，首先，“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奥尔森，2007） 在经济领域中短期的超额利润主要来自技术上的领先，但这种领先容易被模仿甚至超过，故而要长期保持超额利润就需要人为的垄断地位，保持这种垄断地位的方法就是设法阻止新技术的应用，以此来遏制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例如，工会有动力抵制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因为这些技术会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再如，一个联盟中的企业发明了一种新产品或一项新技术，而竞争对手无法立即模仿，那么集团中的其他企业就会有动力运用联盟的力量阻碍或延缓创新的采用。既然较大的技术创新通常会改变卡特尔组织的最优政策和成员的相对实力，这同样会要求新的复杂的谈判回合，并且可能使得特殊利益组织或者联盟无法生存下去。这反过来使得卡特尔集团对创新和变化非常谨慎。同理可以理解院外游说集团和企业卡特尔的迟缓。因此，分利集团的决策迟缓和繁忙、复杂的议事日程对理解新技术采用和其他变化上的滞后是非常重要的。显然的，为了对新技术或条件作出反应，需要将资源从一种活动或产业配置到另一种活动或产业中，通过降低这种配置的速度，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使得经济增长变慢。
其次，“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指出，“以分利为导向的院外集团和卡特尔一样，必然是排他性集团，而不是共容性集团。”（奥尔森，1995） 当分利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 后，它必然会采取利己性的排他政策，并企图垄断一切，以防社会的其他成员参与分利，甚至还希望贡献较小的成员退出集团，以增加余下成员的利益。因为如果获胜联盟最小的话，分配给每个联盟成员的收益就会更多。例如，那些掌权的政治寡头则通过采取政治或者军事手段的方法防止他人分享权力 ，这些集团也多为排他性的，他们往往建立起各种壁垒，千方百计地与平民相区别 。此外，历史上各国的贵族都曾通过子嗣继承制和族内通婚制度来排斥其他群体，其目的都在于保证他们全部的遗产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避免权力和财产的分散，以使其后代维持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就政治后果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分利集团为谋取自身利益而组织集体行动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对政治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分利集团会导致社会泛政治化，干扰社会政治秩序，危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奥尔森认为分利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是再分配收入，而不是进行创造，并且还可能会降低社会效率或产量。”（奥尔森，2007）即这些分利集团几乎没有任何激励使社会更有生产力，但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寻求国民收入的更大的份额，即使这会大大减少社会产品。此外，对分配问题的重视使得政治生活中分配问题的意义相对更加重要，而政治生活中普遍共同利益的意义就相对不那是很重要了。显然的，在分配过程中，如果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因此，存在的这些分利集团便会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和怨恨。这样，一方面不同的分利集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不断向政府施压，分利行为侵入政治决策领域，导致政府决策迟缓、政策多变，政策过程的透明度降低、政治监督流于形式，政府部门日益呈现出利益割据的特征，民主政治的内容发生蜕变。另一方面对再分配的追求减少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加剧甚至彼此的对立，社会正常政治生活的基础发生动摇。
其次，“分利集团的增加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管理的复杂性，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奥尔森，2007）一方面，院外集团游说提高了管制的复杂性和政府的范围。例如，要赢得某类或某些税收减免的院外游说集团将税收代码弄得又长又复杂；为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者赢得了关税提高的院外游说集团使得贸易管制比对所有产品统一征税关税要复杂的多。此外，管制越是复杂，就越需要律师、会计师或者其他政府相关事务方面的专家来应对这些管制，在复杂管制中存在既得利益的专家就会联合起来进行游说以反对管制的简单化或者被取消，且专门设置应对游说活动的专门人员又提高了官僚机构和政府的规模。另一方面，联盟和卡特尔组织的增长提高了市场讨价还价和组织活动的数量。在任何市场上都有买者和卖着之间的交易，分离联盟达成协议无非通过讨价还价或者宪政程序。但是谈判者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宪政程序也不例外。
综上，游说联盟所鼓励的管制复杂性和政府行为的扩大，以及卡特尔创造的不断增加的讨价还价和宪政程序，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模式和演进方向：生产的激励消退了；寻求获得生产产品更大份额的激励提高了。取悦于我们向其销售产品的顾客的回报下降了；而打破或利用管制、政治和官僚机构以及通过讨价还价或复杂的惯例确保权利的回报提高了。这些激励模式的变化使社会演进的方向发生了偏离。奥尔森给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任何情况下，最能适应环境者最有可能兴盛发达、生存下去并不断扩大。这与原来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被关进动物园之后发生的进化一样，那些能够适应圈养生活和管理者的动物要比那些不能够适应者活得长。”（奥尔森，2007）因此，分利集团的增加提高了分利努力的激励、扩大了管制的复杂性、鼓励政治的控制权、刺激了讨价还价，并且提高了惯性的复杂性。穷人和失业者不存在将他们组织起来的选择性激励，而大企业或富人的小集团要组织起来却容易些。因此，分利集团的产生和增加意味着跟多的资源用于政治和卡特尔活动，而更少的资源用于生产，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三、分利集团与国家的兴衰
奥尔森从对国家衰落的原因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同时，他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
1.国家经济缓慢与分利集团
对于英国增长缓慢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集中于阶级意识上。这种理论认为阶级意识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养成排他性和传统的观念，从而打击新进入者和创新。但是，在研究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在那个时期，相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而言，英国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较小的阶级意识以及在所有阶级中对商业、生产和金融收益的关心，而这些对其他欧洲国家而言都是臭名昭著的。所以，奥尔森认为，“既然英国曾经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其现在的增长缓慢就不能归因于因国人性格的固有特征。”（奥尔森，2007）奥尔森提出，英国增长放缓是逐渐出现的，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增长放缓，到二战后变得突出。这正是由于分利集团是逐渐增加所导致的。
在奥尔森看来，另一个更加相关的原因在于：革命和占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既没有极权独裁统治，又无被外敌占领的年代，也无革命动荡。在这样的超稳定社会中，各集团领导人的利益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起来的集团能够生存下来，因此，社会中的分利集团数目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些团体，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辞。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由于决策的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分利集团还增添了种种清规戒律，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奥尔森把这种现象称为机构僵化症。“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社会获得如此强大的组织和联盟，以致遭受着‘制度僵化症’的困扰，而这又降低了它快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这使英国自19世纪最后2O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
尽管它们拥有相对其人口来说更多的资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长与英国的增长率一样都较低。奥尔森通过管辖权一体化（主要考虑关税水平）和两国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免遭外敌入侵的历史，对这两个国家增长绩效较差做出了新的解释。奥尔森根据某种商品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 的大小决定该种商品关税在其中所占的权重来计算品均关税。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比欧共体、美国和日本具有高得多的关税水品。他们的保护水平是欧共体和美国保护水平的2至3倍，是瑞典和瑞士保护水平的4至5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造企业和城市的利益会组织起来寻求保护。当得到这种保护时，他们有时就会致力于寡头垄断和卡特尔活动，而这在自由贸易下是不可能的。由于具有高关税和对国内竞争的限制，企业即使支付比竞争性工资更高的工资也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相对于自由贸易而言，这将会产生更大的工会规模，并且能够从垄断劳动力供给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基于高关税水平和长期的免遭入侵的历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分利组织（特殊利益组织）得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税保护水平与欧共体相比的时候，更能够的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规避和削减了分利联盟。一方面，如果存在再有的国际贸易，那么也就存在摆脱了任何游说集团控制的国际市场。自由贸易削弱企业卡特尔的方式，也间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奥尔森，2007）显然，如果某个国家欢迎外国公司在该国进行生产，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本国企业竞争，这些外国企业将不仅带来新的观念，而且也会使得该国的市场根据竞争性，从而产生破坏当地卡特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入的规模影响工人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如果能够非常容易地从国外招募到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并且工会大幅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建立新的企业或公司并从国外雇佣外国劳动力就是有力可图的。反过来，这些新单位的竞争将会降低老企业或公司从劳动力垄断中获得的收益。
2.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与分利集团
奥尔森驳斥了两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工作勤奋理论。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战败国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人力资本相对于被战争破坏的物质资本更重要。但奥尔森认为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战争杀死了大量的年轻人和训练有素的陈年人，并且战争使得教育事业和工作经验中断了很多年。”（奥尔森，2007）另一个解释，在奥尔森看来也是很肤浅的，即联邦德国和日本超乎寻常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其人民的特别勤奋。但是，奥尔森认为经济增长率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而个人的努力水平是与其绝对收入水平相关的变量。而且“既然许多国家在追求快速增长率的竞赛中改变了相对低位，那么对努力水平发生变化的时间就需要作出解释。”（奥尔森，2007）
在日本和联邦德国，集权政府被推翻之后紧接着是盟国的占领，这些占领者促进了制度变迁，使得制度生活几乎完全重新开始。在西德，希特勒统治时期解散了独立的工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二战后盟军的占领则清除了卡特尔和带有右翼色彩的各种组织。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消灭了各种左翼团体，二战后在美国的占领过程中实施了反垄断法，以战争罪清洗了大批财阀。上述措施使两国旧的分利集团被摧毁，新的分利集团还没有形成，社会中致力于分利活动甚至不惜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几乎没有。所以，这些建立过极权主义政府或者遭遇外来力量占领从而废除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国家，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秩序后，经济便能较快的增长。而且，战后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来的特殊利益组织绝大多数是共容性利益。而意大利，由于集权主义、战争和盟军占领造成的制度破坏比较轻微，战后的增长“奇迹”也就相对较短。奥尔森甚至雄心勃勃的提出，如果他的理论正确，那么由于持续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分利集团，他们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法国则表现为不稳定与增长的情况并存。法国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动荡。而法国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成为经济强国的原因就在于“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的发挥其功能，包括正面的功能和负面的功能，所以法国在战后能够快速的增长。”（奥尔森，2007）即外敌的入侵和政治不稳定妨碍了资本积累，也破坏了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形成。奥尔森解释道。随着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基本政治和经济体系变革，公众意识形态的分期必然逐步加深。这种意识形态分歧的逐步加深又进一步破坏了那个国家大型特殊利益集团组织的发展。
美国人是在不同时间移居到不同地区的，从而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有积聚分利集团长得多的时间。例如，美国某些州已近经历了几乎两个世纪的政治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安全。相反，美国南部州在内战中遭受了打击和破坏。正是由于美国是由不同州组成的大联邦，他们通常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政策，这一事实，在奥尔森看来，使得采用各种的经验证据来证明他关于国家兴衰的理论成为可能。根据奥尔森的研究，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各州的成立的时间长短与其人居收入与其人均收入和总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明确负相关关系，即一个州成立的时间越长，它积累分利集团的时间也越长，其增长率越慢。南部联盟的一些州，不同种类的分利集团的发展受到了内战失败、战后重建、种族歧视与骚动的限制。因此，奥尔森的理论预言，这些州应该比其他州增长更快，并且统计检验系统明确证实了这个事实。而那些拥有组织稳定自由的时间越长的州，阻碍增长的组织积累得就越多，在其他条件下相同的情况下，具有了相对低的增长率。
奥尔森从对上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兴衰状况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稳定的国家，社会的利益结构趋向固化，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受分利集团的影响和制约较为严重；分利集团受到削弱或抑制的国家，社会利益结构受分利集团影响较小，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就较为迅速。实际上也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和分利集团活动的成败呈现出反向的相关性：国家兴盛是因为分利集团的集体行动存在困境，对社会利益关系影响甚微，不足以构成对国家发展的威胁；而国家的衰败则是因为分利集团组织化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利益结构，窒息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制约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3.理论的外延
奥尔森不仅仅将其理论局限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他甚至将其理论拓展用于对一些落后的、不稳定国家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具有适用性的。
首先，奥尔森分析了印度的种姓制。奥尔森认为，“传统上种姓集团不仅主要具有职业性，而且表现出了卡特尔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的所有特征。”他们控制职业进入和商业线，保守职业或商业秘密，制定垄断价格，运用抵制和罢工，并且通常是以集团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进行谈判。此外，种姓制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禁止族外通婚。奥尔森认为这个特征是与分利集团在特征上是排他的，并且会尽力限制成员的多样化相一致的。最大的分利收益来自于最小的获胜联盟。因此，参与收益分配的人越多，每个人分配的收益就少。因此，分利联盟在以后几代中保持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成员子女同另一个集团成员的子女结婚。这样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及其带来的不平等呢？奥尔森还是相当的有信心的。“根据科学原理，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解释最大量事实的理论最可能是正确的，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任何替代性解释也必须能够解释印度之外的某些发展，就像本书理论所标明的，或者关于种姓制度至少能够采用简练的 语言解释更多。”（奥尔森，2007 p165）
其次，奥尔森着重对一些独裁或者政变国家进行了研究，诚如他自己所言“稳定社会最终形成的分利集团的稠密网络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是有害的，但不稳定也如此。”以不稳定为特征的国家通常都是在部分时间内由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统治，它们有民主的间隔或者至少是相对多元化的政府。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的政策明显地主要依赖于独裁者或领导集团的利益、意识形态，有时甚至是奇思妙想。因此，在不稳定国家或者政变国家更依赖于小团体。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组织起来。这样，在这些不稳定国家或者政变国家的小集团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不稳定社会中，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好组织的倾向可以由另外两个因素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大集团比小集团更可能构成对独裁者或者政变集团的威胁。奥尔森认为，如果一个不稳定国家中存在了包含大都数农民的协会或者代表大多数工人的工会，那么这些大集团成员的绝对数量就构成了独裁者的威胁。另一方面，小集团在独裁时期非常谨慎而不引人注意，而组织起来的大集团则不然。“一个集团遭受其中一个成员的不慎重而曝光的可能性必定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并且对一个非常大的集团来讲将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确实性。”因此，奥尔森总结道“他们的政府系统地受到能够非常迅速组织起来的小集团的利益、恳求和压力的影响……为理解经济政策的一个系统因素，必须主要能够相对快速达成集体行动的笑集团的既得利益。”不稳定或者独裁国家通常不发达，这就导致了一下两个现象：其一是城市与农村差异巨大，其二是国家的最大部门位于进口代替或国外代替部门。一方面，由于交通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利益同样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大城市的居民能够获得不成比例的政府支持份额。这就使得农村和城市难以形成密集的大型组织，最终结果是分利小集团对不稳定国家形成具有很大分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最大的企业为进口替代或者外国替代部门的时候，特别是同时考虑到第一个因素（农村地区运输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这种 “头重脚轻”的社会就会出现奥尔森所言的“反常的政策综合征”。其要点在于在不稳定的社会中，小集团具有非凡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大公司和富裕家族通过保护政策（配额和外汇控制）控制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稀缺要素来获得巨大的收益。奥尔森最后总结道“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利益可以相对更好地组织恰里，但他们通常拥有国家生产要素极高的比例。他们获得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政策，并且按照不同的方式工作以反对社会中较大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这进一步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奥尔森，2007 ）
四.理论评析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较好的解释了大量的历史现象，如“英国病”与大英帝国的衰落、日德的崛起和美国内部各州的经验，也能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分利集团和小型特殊利益集团在不民主政体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但奥尔森的理论就完美无缺吗？显然不是。
首先，关于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奥尔森只通过分利集团的影响分析了一个阻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单纯通过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是难以解释的。所以说，单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忽视理论的特殊性是不恰当的。(2)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实际上，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许多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3)奥尔森只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
其次，奥尔森对如何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多。奥尔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这一政策建议虽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关税保护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为了使本国的该产业得到发展，在本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又不能够迅速达到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的时候，对本国的稚产业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不保护，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而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
最后，奥尔森并未系统的提出解决国家衰亡的办法。奥尔森全书是对国家兴衰提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框架，却没有给出拯救衰亡国家的良方。尽管奥尔森认为需要通过加强立法来对分利集团进行限制和约束，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不足的。一方面，很难保证立法具有完全公平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立法是认为理性的产物，必然不能十全十美，分利集团则善于抓住这样的立法漏洞来谋取利益。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述评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建立在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分利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的深刻分析之上。奥尔森认为正是利益集团的分利倾向，集团的分利活动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国家造成消极影响，分利集团的存在与否以及存在的范围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发展起造成耕地经济效率的强大分利集团。
一、利益集团的分利化倾向
传统政治团体理论一般认为集团政治是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著名政治学家杜鲁门就认为利益集团会自然的采取一种民主的模式，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奥尔森则认为现代社会协商绝大部分都是团体之间特别是团体领导人之间的协商，而贫民等弱势群体由于构成复杂一般不可能结成任何团体，从而实际上被排斥在社会协商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建立了组织的社会群体就会利用身的集团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导致其他群体特别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利益受损。
奥尔森精辟地指出“大体上讲，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将社会生产的‘馅饼’做大来使其成员获益，因为在分配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那一块更大，也可以在‘馅饼’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享更大的份额使其成员获益。”（奥尔森，2007）也即是说，对于集团而言，原则上有两条增进其成员利益的途径：一是通过努力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使其在社会总利益中的份额也相应增大；二是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
奥尔森接着表示“直觉告诉我们，第一种方法很少被采用”。现实经验表明，利益集团均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组织要想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增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承担实现这一目标的全部费用。然而，一个组织或者团体纵使规模再大，也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 ，并且无法排除其他集团从中受益。这样，从集体物品提供中获益的集团中的个人与在整个社会中组织参与集体行动是相似的。为整个社会的收益而行动的组织实际上市在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集团的地位类似于作为成员向集体提供集体物品的个人。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获取其行动收益的一部分（并且通常是极小的一部分），然而却需要承担行动的全部成本。因此，集团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使得任何一个组织为提高全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
在这种情况下，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尽量在社会总体收益中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不顾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奥尔森将这些团体称为“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分利集团只代表自己成员的利益，不会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不会关心自身的分利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典型的集体行动组织不会努力降低它们在尽力获得更大社会产量份额时造成的社会损失或‘公害品’”。对其自身而言，分利集团的选择是理性的，但问题却在于它把本可以用来增加全社会利益的资源用来为自身谋利，导致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因此，奥尔森认为众所周知的分馅饼模式并没有深刻抓住这种情形的本质，他认为将这种情形看做一群强盗冲进一家瓷器店抢夺瓷器也许更贴切——不仅要抢夺更多的瓷器，而且也损坏了很多瓷器。
总体而言，奥尔森明确了社会中典型的集体组织具有这样的特征：如果只代表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将很少或不会为了社会利益做出巨大的牺牲；他们通过获取社会产品更大的份额服务于成员利益。因此，奥尔森的结论是“总而言之，特殊利益集团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奥尔森，2007)
二、分利集团的经济后果与政治后果
分利集团在积累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就经济后果而言，首先，“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奥尔森，2007） 在经济领域中短期的超额利润主要来自技术上的领先，但这种领先容易被模仿甚至超过，故而要长期保持超额利润就需要人为的垄断地位，保持这种垄断地位的方法就是设法阻止新技术的应用，以此来遏制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例如，工会有动力抵制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因为这些技术会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再如，一个联盟中的企业发明了一种新产品或一项新技术，而竞争对手无法立即模仿，那么集团中的其他企业就会有动力运用联盟的力量阻碍或延缓创新的采用。既然较大的技术创新通常会改变卡特尔组织的最优政策和成员的相对实力，这同样会要求新的复杂的谈判回合，并且可能使得特殊利益组织或者联盟无法生存下去。这反过来使得卡特尔集团对创新和变化非常谨慎。同理可以理解院外游说集团和企业卡特尔的迟缓。因此，分利集团的决策迟缓和繁忙、复杂的议事日程对理解新技术采用和其他变化上的滞后是非常重要的。显然的，为了对新技术或条件作出反应，需要将资源从一种活动或产业配置到另一种活动或产业中，通过降低这种配置的速度，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使得经济增长变慢。
其次，“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指出，“以分利为导向的院外集团和卡特尔一样，必然是排他性集团，而不是共容性集团。”（奥尔森，1995） 当分利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 后，它必然会采取利己性的排他政策，并企图垄断一切，以防社会的其他成员参与分利，甚至还希望贡献较小的成员退出集团，以增加余下成员的利益。因为如果获胜联盟最小的话，分配给每个联盟成员的收益就会更多。例如，那些掌权的政治寡头则通过采取政治或者军事手段的方法防止他人分享权力 ，这些集团也多为排他性的，他们往往建立起各种壁垒，千方百计地与平民相区别 。此外，历史上各国的贵族都曾通过子嗣继承制和族内通婚制度来排斥其他群体，其目的都在于保证他们全部的遗产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避免权力和财产的分散，以使其后代维持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就政治后果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分利集团为谋取自身利益而组织集体行动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对政治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分利集团会导致社会泛政治化，干扰社会政治秩序，危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奥尔森认为分利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是再分配收入，而不是进行创造，并且还可能会降低社会效率或产量。”（奥尔森，2007）即这些分利集团几乎没有任何激励使社会更有生产力，但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寻求国民收入的更大的份额，即使这会大大减少社会产品。此外，对分配问题的重视使得政治生活中分配问题的意义相对更加重要，而政治生活中普遍共同利益的意义就相对不那是很重要了。显然的，在分配过程中，如果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因此，存在的这些分利集团便会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和怨恨。这样，一方面不同的分利集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不断向政府施压，分利行为侵入政治决策领域，导致政府决策迟缓、政策多变，政策过程的透明度降低、政治监督流于形式，政府部门日益呈现出利益割据的特征，民主政治的内容发生蜕变。另一方面对再分配的追求减少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加剧甚至彼此的对立，社会正常政治生活的基础发生动摇。
其次，“分利集团的增加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管理的复杂性，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奥尔森，2007）一方面，院外集团游说提高了管制的复杂性和政府的范围。例如，要赢得某类或某些税收减免的院外游说集团将税收代码弄得又长又复杂；为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者赢得了关税提高的院外游说集团使得贸易管制比对所有产品统一征税关税要复杂的多。此外，管制越是复杂，就越需要律师、会计师或者其他政府相关事务方面的专家来应对这些管制，在复杂管制中存在既得利益的专家就会联合起来进行游说以反对管制的简单化或者被取消，且专门设置应对游说活动的专门人员又提高了官僚机构和政府的规模。另一方面，联盟和卡特尔组织的增长提高了市场讨价还价和组织活动的数量。在任何市场上都有买者和卖着之间的交易，分离联盟达成协议无非通过讨价还价或者宪政程序。但是谈判者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宪政程序也不例外。
综上，游说联盟所鼓励的管制复杂性和政府行为的扩大，以及卡特尔创造的不断增加的讨价还价和宪政程序，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模式和演进方向：生产的激励消退了；寻求获得生产产品更大份额的激励提高了。取悦于我们向其销售产品的顾客的回报下降了；而打破或利用管制、政治和官僚机构以及通过讨价还价或复杂的惯例确保权利的回报提高了。这些激励模式的变化使社会演进的方向发生了偏离。奥尔森给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任何情况下，最能适应环境者最有可能兴盛发达、生存下去并不断扩大。这与原来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被关进动物园之后发生的进化一样，那些能够适应圈养生活和管理者的动物要比那些不能够适应者活得长。”（奥尔森，2007）因此，分利集团的增加提高了分利努力的激励、扩大了管制的复杂性、鼓励政治的控制权、刺激了讨价还价，并且提高了惯性的复杂性。穷人和失业者不存在将他们组织起来的选择性激励，而大企业或富人的小集团要组织起来却容易些。因此，分利集团的产生和增加意味着跟多的资源用于政治和卡特尔活动，而更少的资源用于生产，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三、分利集团与国家的兴衰
奥尔森从对国家衰落的原因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同时，他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
1.国家经济缓慢与分利集团
对于英国增长缓慢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集中于阶级意识上。这种理论认为阶级意识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养成排他性和传统的观念，从而打击新进入者和创新。但是，在研究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在那个时期，相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而言，英国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较小的阶级意识以及在所有阶级中对商业、生产和金融收益的关心，而这些对其他欧洲国家而言都是臭名昭著的。所以，奥尔森认为，“既然英国曾经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其现在的增长缓慢就不能归因于因国人性格的固有特征。”（奥尔森，2007）奥尔森提出，英国增长放缓是逐渐出现的，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增长放缓，到二战后变得突出。这正是由于分利集团是逐渐增加所导致的。
在奥尔森看来，另一个更加相关的原因在于：革命和占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既没有极权独裁统治，又无被外敌占领的年代，也无革命动荡。在这样的超稳定社会中，各集团领导人的利益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起来的集团能够生存下来，因此，社会中的分利集团数目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些团体，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辞。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由于决策的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分利集团还增添了种种清规戒律，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奥尔森把这种现象称为机构僵化症。“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社会获得如此强大的组织和联盟，以致遭受着‘制度僵化症’的困扰，而这又降低了它快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这使英国自19世纪最后2O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
尽管它们拥有相对其人口来说更多的资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长与英国的增长率一样都较低。奥尔森通过管辖权一体化（主要考虑关税水平）和两国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免遭外敌入侵的历史，对这两个国家增长绩效较差做出了新的解释。奥尔森根据某种商品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 的大小决定该种商品关税在其中所占的权重来计算品均关税。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比欧共体、美国和日本具有高得多的关税水品。他们的保护水平是欧共体和美国保护水平的2至3倍，是瑞典和瑞士保护水平的4至5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造企业和城市的利益会组织起来寻求保护。当得到这种保护时，他们有时就会致力于寡头垄断和卡特尔活动，而这在自由贸易下是不可能的。由于具有高关税和对国内竞争的限制，企业即使支付比竞争性工资更高的工资也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相对于自由贸易而言，这将会产生更大的工会规模，并且能够从垄断劳动力供给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基于高关税水平和长期的免遭入侵的历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分利组织（特殊利益组织）得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税保护水平与欧共体相比的时候，更能够的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规避和削减了分利联盟。一方面，如果存在再有的国际贸易，那么也就存在摆脱了任何游说集团控制的国际市场。自由贸易削弱企业卡特尔的方式，也间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奥尔森，2007）显然，如果某个国家欢迎外国公司在该国进行生产，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本国企业竞争，这些外国企业将不仅带来新的观念，而且也会使得该国的市场根据竞争性，从而产生破坏当地卡特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入的规模影响工人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如果能够非常容易地从国外招募到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并且工会大幅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建立新的企业或公司并从国外雇佣外国劳动力就是有力可图的。反过来，这些新单位的竞争将会降低老企业或公司从劳动力垄断中获得的收益。
2.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与分利集团
奥尔森驳斥了两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工作勤奋理论。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战败国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人力资本相对于被战争破坏的物质资本更重要。但奥尔森认为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战争杀死了大量的年轻人和训练有素的陈年人，并且战争使得教育事业和工作经验中断了很多年。”（奥尔森，2007）另一个解释，在奥尔森看来也是很肤浅的，即联邦德国和日本超乎寻常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其人民的特别勤奋。但是，奥尔森认为经济增长率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而个人的努力水平是与其绝对收入水平相关的变量。而且“既然许多国家在追求快速增长率的竞赛中改变了相对低位，那么对努力水平发生变化的时间就需要作出解释。”（奥尔森，2007）
在日本和联邦德国，集权政府被推翻之后紧接着是盟国的占领，这些占领者促进了制度变迁，使得制度生活几乎完全重新开始。在西德，希特勒统治时期解散了独立的工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二战后盟军的占领则清除了卡特尔和带有右翼色彩的各种组织。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消灭了各种左翼团体，二战后在美国的占领过程中实施了反垄断法，以战争罪清洗了大批财阀。上述措施使两国旧的分利集团被摧毁，新的分利集团还没有形成，社会中致力于分利活动甚至不惜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几乎没有。所以，这些建立过极权主义政府或者遭遇外来力量占领从而废除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国家，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秩序后，经济便能较快的增长。而且，战后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来的特殊利益组织绝大多数是共容性利益。而意大利，由于集权主义、战争和盟军占领造成的制度破坏比较轻微，战后的增长“奇迹”也就相对较短。奥尔森甚至雄心勃勃的提出，如果他的理论正确，那么由于持续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分利集团，他们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法国则表现为不稳定与增长的情况并存。法国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动荡。而法国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成为经济强国的原因就在于“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的发挥其功能，包括正面的功能和负面的功能，所以法国在战后能够快速的增长。”（奥尔森，2007）即外敌的入侵和政治不稳定妨碍了资本积累，也破坏了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形成。奥尔森解释道。随着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基本政治和经济体系变革，公众意识形态的分期必然逐步加深。这种意识形态分歧的逐步加深又进一步破坏了那个国家大型特殊利益集团组织的发展。
美国人是在不同时间移居到不同地区的，从而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有积聚分利集团长得多的时间。例如，美国某些州已近经历了几乎两个世纪的政治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安全。相反，美国南部州在内战中遭受了打击和破坏。正是由于美国是由不同州组成的大联邦，他们通常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政策，这一事实，在奥尔森看来，使得采用各种的经验证据来证明他关于国家兴衰的理论成为可能。根据奥尔森的研究，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各州的成立的时间长短与其人居收入与其人均收入和总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明确负相关关系，即一个州成立的时间越长，它积累分利集团的时间也越长，其增长率越慢。南部联盟的一些州，不同种类的分利集团的发展受到了内战失败、战后重建、种族歧视与骚动的限制。因此，奥尔森的理论预言，这些州应该比其他州增长更快，并且统计检验系统明确证实了这个事实。而那些拥有组织稳定自由的时间越长的州，阻碍增长的组织积累得就越多，在其他条件下相同的情况下，具有了相对低的增长率。
奥尔森从对上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兴衰状况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稳定的国家，社会的利益结构趋向固化，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受分利集团的影响和制约较为严重；分利集团受到削弱或抑制的国家，社会利益结构受分利集团影响较小，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就较为迅速。实际上也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和分利集团活动的成败呈现出反向的相关性：国家兴盛是因为分利集团的集体行动存在困境，对社会利益关系影响甚微，不足以构成对国家发展的威胁；而国家的衰败则是因为分利集团组织化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利益结构，窒息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制约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3.理论的外延
奥尔森不仅仅将其理论局限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他甚至将其理论拓展用于对一些落后的、不稳定国家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具有适用性的。
首先，奥尔森分析了印度的种姓制。奥尔森认为，“传统上种姓集团不仅主要具有职业性，而且表现出了卡特尔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的所有特征。”他们控制职业进入和商业线，保守职业或商业秘密，制定垄断价格，运用抵制和罢工，并且通常是以集团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进行谈判。此外，种姓制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禁止族外通婚。奥尔森认为这个特征是与分利集团在特征上是排他的，并且会尽力限制成员的多样化相一致的。最大的分利收益来自于最小的获胜联盟。因此，参与收益分配的人越多，每个人分配的收益就少。因此，分利联盟在以后几代中保持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成员子女同另一个集团成员的子女结婚。这样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及其带来的不平等呢？奥尔森还是相当的有信心的。“根据科学原理，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解释最大量事实的理论最可能是正确的，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任何替代性解释也必须能够解释印度之外的某些发展，就像本书理论所标明的，或者关于种姓制度至少能够采用简练的 语言解释更多。”（奥尔森，2007 p165）
其次，奥尔森着重对一些独裁或者政变国家进行了研究，诚如他自己所言“稳定社会最终形成的分利集团的稠密网络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是有害的，但不稳定也如此。”以不稳定为特征的国家通常都是在部分时间内由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统治，它们有民主的间隔或者至少是相对多元化的政府。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的政策明显地主要依赖于独裁者或领导集团的利益、意识形态，有时甚至是奇思妙想。因此，在不稳定国家或者政变国家更依赖于小团体。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组织起来。这样，在这些不稳定国家或者政变国家的小集团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不稳定社会中，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好组织的倾向可以由另外两个因素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大集团比小集团更可能构成对独裁者或者政变集团的威胁。奥尔森认为，如果一个不稳定国家中存在了包含大都数农民的协会或者代表大多数工人的工会，那么这些大集团成员的绝对数量就构成了独裁者的威胁。另一方面，小集团在独裁时期非常谨慎而不引人注意，而组织起来的大集团则不然。“一个集团遭受其中一个成员的不慎重而曝光的可能性必定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并且对一个非常大的集团来讲将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确实性。”因此，奥尔森总结道“他们的政府系统地受到能够非常迅速组织起来的小集团的利益、恳求和压力的影响……为理解经济政策的一个系统因素，必须主要能够相对快速达成集体行动的笑集团的既得利益。”不稳定或者独裁国家通常不发达，这就导致了一下两个现象：其一是城市与农村差异巨大，其二是国家的最大部门位于进口代替或国外代替部门。一方面，由于交通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利益同样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大城市的居民能够获得不成比例的政府支持份额。这就使得农村和城市难以形成密集的大型组织，最终结果是分利小集团对不稳定国家形成具有很大分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最大的企业为进口替代或者外国替代部门的时候，特别是同时考虑到第一个因素（农村地区运输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这种 “头重脚轻”的社会就会出现奥尔森所言的“反常的政策综合征”。其要点在于在不稳定的社会中，小集团具有非凡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大公司和富裕家族通过保护政策（配额和外汇控制）控制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稀缺要素来获得巨大的收益。奥尔森最后总结道“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利益可以相对更好地组织恰里，但他们通常拥有国家生产要素极高的比例。他们获得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政策，并且按照不同的方式工作以反对社会中较大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这进一步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奥尔森，2007 ）
四.理论评析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较好的解释了大量的历史现象，如“英国病”与大英帝国的衰落、日德的崛起和美国内部各州的经验，也能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分利集团和小型特殊利益集团在不民主政体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但奥尔森的理论就完美无缺吗？显然不是。
首先，关于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奥尔森只通过分利集团的影响分析了一个阻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单纯通过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是难以解释的。所以说，单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忽视理论的特殊性是不恰当的。(2)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实际上，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许多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3)奥尔森只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
其次，奥尔森对如何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多。奥尔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这一政策建议虽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关税保护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为了使本国的该产业得到发展，在本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又不能够迅速达到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的时候，对本国的稚产业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不保护，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而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
最后，奥尔森并未系统的提出解决国家衰亡的办法。奥尔森全书是对国家兴衰提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框架，却没有给出拯救衰亡国家的良方。尽管奥尔森认为需要通过加强立法来对分利集团进行限制和约束，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不足的。一方面，很难保证立法具有完全公平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立法是认为理性的产物，必然不能十全十美，分利集团则善于抓住这样的立法漏洞来谋取利益。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