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后见之明与风险决策
一本书有无数个面向。在我安然读这本书的两周里,一直关注的是它朝向内心的一面。面对自己头脑里两个打架的小人(系统1与系统2),一个勤奋却不靠谱,一个懒惰却往往在关键时刻给力,该怎样平衡协调?直到经过这样一个不太平的周末。一场滂沱大暴雨,袭击了整个京城,人们从兴奋到戏谑,再到惊愕、噤声、悲伤、愤怒……等我再试图翻书写下某些读后感的时候,注意得更多是关乎公众政策的面向。在群体的面向上,系统1与系统2的协调更加艰难。
在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的时代,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考验着人们的神经,更考验着决策者的危机处理能力。而每次因为决策者的失职而引起公共危机,特别是几十条人命的关天大事,亡羊补牢往往收效甚微,愤怒的大众都在申讨,为什么没有充足的预案?为什么不把钱花在脆弱的公共设施上?平心而论,政府对公共事件的处理每次都在进步,看他们忙不迭的在贴条后解释只是提示而不罚款,确实也体会到了一个庞大机构在迅速做到下情上达的苦衷与无力。可是进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所有事件在网络中发酵和传达的速度。更何况他们要收拾的还是多少年累积的旧账,这些事件与别的积怨铰结在一起的话,更是众怒难平。说这些话难免显得五毛,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痛切的文辞到底有多少用?真正的改变需要什么?
在阅读作者对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和关于后见之明的讨论时,这种两难的困惑于我渐渐清晰。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在面对风险时,系统1还是非常容易起作用的。作者这样讲到:
“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准确反映,我们对事件发生的频率的估测也会受到自己接触这些信息和频率与个人情感强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想到不同风险的轻松程度与其对这些风险的情感反应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总是特别容易想起那些骇人的想法和画面,而那些流畅生动的骇人印象又会加深我们的恐惧。”
所以就算哮喘致死的概率是龙卷风的20倍,我们在面对政策失误导致的风险时,会恐惧更会愤怒。
而被网友拍作“砖家”的专家,其实也并不是故意曲解真相。“专家常常通过判断死亡人数(或寿命)来测定风险,而公众的区分则 更加细致。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是意外死亡还是在类似滑雪这样的自愿活动中死亡。”专家说的也许是客观事实,却无力疏导公众的愤怒,甚至会点燃更大的怒火。
作者接着引用斯洛维克的观点,“‘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
因此,风险的界定亦是一种权力运作。 每个政策问题都应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做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卡斯•桑斯坦认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暴露出优先处理事件不明确的糟糕状况,这一体系更多的是对公众施压做出反应,而不是谨慎客观的分析具体情况。
我们的政策制定何尝不是如此,面对越来越成熟的公众,决策者的善后之举只能疲于应付,且难得好评。
不仅如此,在《后见之明的社会成本》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人类大脑的常规局限使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构过去的知识结构或信念。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立刻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公众的成见形成之后,再想通过种种善后之举改变其成见,往往是事倍功半的。
而决策者的委屈之处又在于:“后见之明对于那些决策者尤其无情。好的决策如果产生了坏的结果,那我们就会责备那些决策制定者;而对那只是在事后才能明确看出是正确的决策而言,其制定者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赞扬。”
由此,让人担心之处就是,由于很难在事后评论是否严格依照标准运作过程行事,因此那些希望自己的决定能够经受住后见之明检测的决策制定者只好采用官僚的做派——极不情愿冒风险。
不难发现,协调个体内部系统1与系统2的争斗已非易事,而在群体层面的系统1和2的争战则更是一场旷日持久、不容闪失的战役。但是前景应该是乐观的吧,正如作者在《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一章的结尾写到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在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的时代,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考验着人们的神经,更考验着决策者的危机处理能力。而每次因为决策者的失职而引起公共危机,特别是几十条人命的关天大事,亡羊补牢往往收效甚微,愤怒的大众都在申讨,为什么没有充足的预案?为什么不把钱花在脆弱的公共设施上?平心而论,政府对公共事件的处理每次都在进步,看他们忙不迭的在贴条后解释只是提示而不罚款,确实也体会到了一个庞大机构在迅速做到下情上达的苦衷与无力。可是进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所有事件在网络中发酵和传达的速度。更何况他们要收拾的还是多少年累积的旧账,这些事件与别的积怨铰结在一起的话,更是众怒难平。说这些话难免显得五毛,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痛切的文辞到底有多少用?真正的改变需要什么?
在阅读作者对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和关于后见之明的讨论时,这种两难的困惑于我渐渐清晰。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在面对风险时,系统1还是非常容易起作用的。作者这样讲到:
“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准确反映,我们对事件发生的频率的估测也会受到自己接触这些信息和频率与个人情感强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想到不同风险的轻松程度与其对这些风险的情感反应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总是特别容易想起那些骇人的想法和画面,而那些流畅生动的骇人印象又会加深我们的恐惧。”
所以就算哮喘致死的概率是龙卷风的20倍,我们在面对政策失误导致的风险时,会恐惧更会愤怒。
而被网友拍作“砖家”的专家,其实也并不是故意曲解真相。“专家常常通过判断死亡人数(或寿命)来测定风险,而公众的区分则 更加细致。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是意外死亡还是在类似滑雪这样的自愿活动中死亡。”专家说的也许是客观事实,却无力疏导公众的愤怒,甚至会点燃更大的怒火。
作者接着引用斯洛维克的观点,“‘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
因此,风险的界定亦是一种权力运作。 每个政策问题都应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做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卡斯•桑斯坦认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暴露出优先处理事件不明确的糟糕状况,这一体系更多的是对公众施压做出反应,而不是谨慎客观的分析具体情况。
我们的政策制定何尝不是如此,面对越来越成熟的公众,决策者的善后之举只能疲于应付,且难得好评。
不仅如此,在《后见之明的社会成本》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人类大脑的常规局限使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构过去的知识结构或信念。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立刻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公众的成见形成之后,再想通过种种善后之举改变其成见,往往是事倍功半的。
而决策者的委屈之处又在于:“后见之明对于那些决策者尤其无情。好的决策如果产生了坏的结果,那我们就会责备那些决策制定者;而对那只是在事后才能明确看出是正确的决策而言,其制定者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赞扬。”
由此,让人担心之处就是,由于很难在事后评论是否严格依照标准运作过程行事,因此那些希望自己的决定能够经受住后见之明检测的决策制定者只好采用官僚的做派——极不情愿冒风险。
不难发现,协调个体内部系统1与系统2的争斗已非易事,而在群体层面的系统1和2的争战则更是一场旷日持久、不容闪失的战役。但是前景应该是乐观的吧,正如作者在《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一章的结尾写到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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