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创伤之痛

俄狄浦斯王的结局众所周知,尽管不情不愿,不可悖逆的命运最终将他引导向毁灭。从三岔路上刺死父亲的那一瞬间开始,某种神谕体系的平衡即被打破,天枰倾斜,审判降临。在库切的《耻》中,生命的天枰也始终处于失衡状态,“耻辱”这一人类精神中极为不堪经验,如同一把匕首,狠狠投向仓皇众生,将一切欢笑泪痕与华丽雍容都刺破,留下一个巨大创口,汩汩流淌出的,是“侵犯”带来的种种痛苦,是对理性交往可能性的怀疑。
创伤叙事在二十世纪以来并不少见,频繁的世界大战与血腥屠杀造就了垮掉的一代与战后一代。迷茫失落,玩世不恭与自我沉沦成为这群作家鲜明的图腾。但库切《耻》的创伤叙事并未在精神困境的虚妄感与幻灭感中做困兽之斗,他将故事置放于后殖民反思的语境中,以洗练节制的笔触和丰富的隐喻讲述了另一种创伤的可能性:无需战争屠杀的流血冲突,人性本身的蛀虫就已经使得体面的袍子千疮百孔。
“侵犯”是库切念兹在兹的一个概念,对“限度”把握失准的行为不仅导致了《耻》中整体的天枰的失衡,更成为所有创痛的源头。仿佛是个刻意的玩笑,在全文的英文书写中,库切偏偏让德语、法语、拉丁语、南非英语、南非方言游走进文本中,它们以驳杂的姿态暗示着库切对白人英语曾经一统话语霸权局面的讽刺,它们也如同孢子,在字里行间落地生根,绽出一个个语言的创口,侵犯着白人语言的“尊严”。由此,侵犯拉开了序幕。
主人公卢里在讲授华兹华斯《序曲》时注意到了这个字,华兹华斯唱道:“眼前这一片了无灵魂的形象,居然偷偷侵占了一种活生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决不会再生。”卢里明白:“如果你们查了,就会发现,侵犯意味着闯入,侵蚀。侵占就是全部夺过去,它是侵犯的完成。”这种侵犯是完全合理的吗?显然卢里不这么认为,他很清楚,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在一个纯粹的思想的国度进行,不可能像裹在蚕茧中那样与感觉世界绝缘。”但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找到使这两者共处的方法。”卢里想要尝试的,就是在侵犯与和谐的天枰上找到平衡点,他的努力却指向了永恒的失衡,因为根本的问题也许并不是“找到使这两者共处的方法”,而是卢里在与女学生梅拉尼发生丑闻时的扪心自问:我的度和她的度一样吗?
没有人的对“度”的把握是一样的,个人“限度”的断层造成了共谋“对话”的落空,而当一方越界而出,蛮横地走进对方时,他的冒犯不免给对方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的基础是物理意义上的,是卢里教授对梅拉尼强行的侵犯,是三个黑人对露西的强奸,库切多次直面这种侵犯,“男人压在女人身上,用力往女人体内插”、男人“让自己的灵魂沾满他们的躯壳”……男人豪横地对女人的侵犯打破了男女关系的平衡,给女性造成了永久的伤痛。在此物两性理意义的基础上,失衡的关系上升到文化、意识形态的抽象层面上。黑人之所以强奸露西,是出于被殖民者的报复心态,因而驱动他们的,是遭受殖民之伤的文化的“反侵犯”,而当卢里开车进入开普时,看到一个孩子用长竿赶着牛羊朝公路上走,车流不得不放慢了速度时,他想:“乡村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城市进发呢”——这又何尝不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侵袭的反应?这一层面的侵犯所遗留的创伤,就不止淹留于人的肉身,而埋首更深邃的精神、集体意识与集体文化了。
在最高意义上,侵犯再次出现,那就是岁月对青春与激情的侵犯。面对衰朽的激情,人所表现出的,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体认。卢里教授的一生在对浮花浪蕊的追逐中度过,正如他创作的歌剧中,拜伦一生风流荒唐。卢里注意到自己渐入老境的事实,“他似乎很快就要加入老年人的行列,一口残缺的假牙,耳孔覆着密密的毛发,身披泥点斑斑的雨衣,迈着沉重的脚步,四处晃荡。”而在衰老之前,他的魅力以与之有染的女人的数目来看非同小可:“仗着自己高挑的身材,匀称的骨架,橄榄色的皮肤,飘垂的长发,他总能对女人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当梅拉尼的男友向他挑衅时,他意识到自己渐入老境,岁月对青春侵犯的创口无声无息却又最为致命,他被那个小子称为“和你自己一类人呆着去”,繁衍的种子虽然还在推动着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可在女人眼里,他就是个糟老头,一个要当祖父的人,那些应得的性与爱也该被尽数夺去,年华渐老,不由分说,巨大的时间场域砸入渺小的肉身时,人是彻底孤独无助的。《耻》中,最终极的侵犯是时间对人的侵犯,人的衰老就是这一侵犯的创伤最为明显的表征。
在访谈中,库切曾说过:“我认真对待冒犯本身,它是无可改变的事实。问题在于我是否尊重被侵犯的意向。”出身殖民地社会语境中的作家对他者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尤为重视,当两者“无可改变”地走向冲突,发生侵犯时,库切所追问的是:“真正的侵犯发生于情色模式而非色情模式,它不仅侵犯道德准则和确实侵犯人类行为的准则,而且侵犯表现了限度本身,或者侵犯本身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一理念。”
确然,一如库切所言,侵犯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时间对人的腐蚀一般。人对于时间是无力的,但是,在低一级的层级中,人对于人的关系把握又是否乐观?传播学教授(非常反讽的一个身份)卢里教授与情人们、露西与黑人们,城市与乡村的经验都表现出对“度”把握失衡后造成的创伤,那么,是否人们的理性交往可能性就被否定了?库切的答案并不乐观。在哈贝马斯极为乐观的期待着公共空间里的理性交往时,萨特的境遇剧《间隔》却传达出“他人即地狱”的哀音,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中根本否定了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相信在后工业社会中,甚至存在沟通带来的“隔音”,而早在创世纪的年代,巴别塔的建立已经预言着人类交往时的难以逾越障碍。到了库切这里,交流沟通的问题依旧,努力也没能走向出路。
卡夫卡曾言,有天堂,但无路,库切想要说的也许是,有侵犯的限度,但无法达到——难愈合之伤。
创伤叙事在二十世纪以来并不少见,频繁的世界大战与血腥屠杀造就了垮掉的一代与战后一代。迷茫失落,玩世不恭与自我沉沦成为这群作家鲜明的图腾。但库切《耻》的创伤叙事并未在精神困境的虚妄感与幻灭感中做困兽之斗,他将故事置放于后殖民反思的语境中,以洗练节制的笔触和丰富的隐喻讲述了另一种创伤的可能性:无需战争屠杀的流血冲突,人性本身的蛀虫就已经使得体面的袍子千疮百孔。
“侵犯”是库切念兹在兹的一个概念,对“限度”把握失准的行为不仅导致了《耻》中整体的天枰的失衡,更成为所有创痛的源头。仿佛是个刻意的玩笑,在全文的英文书写中,库切偏偏让德语、法语、拉丁语、南非英语、南非方言游走进文本中,它们以驳杂的姿态暗示着库切对白人英语曾经一统话语霸权局面的讽刺,它们也如同孢子,在字里行间落地生根,绽出一个个语言的创口,侵犯着白人语言的“尊严”。由此,侵犯拉开了序幕。
主人公卢里在讲授华兹华斯《序曲》时注意到了这个字,华兹华斯唱道:“眼前这一片了无灵魂的形象,居然偷偷侵占了一种活生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决不会再生。”卢里明白:“如果你们查了,就会发现,侵犯意味着闯入,侵蚀。侵占就是全部夺过去,它是侵犯的完成。”这种侵犯是完全合理的吗?显然卢里不这么认为,他很清楚,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在一个纯粹的思想的国度进行,不可能像裹在蚕茧中那样与感觉世界绝缘。”但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找到使这两者共处的方法。”卢里想要尝试的,就是在侵犯与和谐的天枰上找到平衡点,他的努力却指向了永恒的失衡,因为根本的问题也许并不是“找到使这两者共处的方法”,而是卢里在与女学生梅拉尼发生丑闻时的扪心自问:我的度和她的度一样吗?
没有人的对“度”的把握是一样的,个人“限度”的断层造成了共谋“对话”的落空,而当一方越界而出,蛮横地走进对方时,他的冒犯不免给对方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的基础是物理意义上的,是卢里教授对梅拉尼强行的侵犯,是三个黑人对露西的强奸,库切多次直面这种侵犯,“男人压在女人身上,用力往女人体内插”、男人“让自己的灵魂沾满他们的躯壳”……男人豪横地对女人的侵犯打破了男女关系的平衡,给女性造成了永久的伤痛。在此物两性理意义的基础上,失衡的关系上升到文化、意识形态的抽象层面上。黑人之所以强奸露西,是出于被殖民者的报复心态,因而驱动他们的,是遭受殖民之伤的文化的“反侵犯”,而当卢里开车进入开普时,看到一个孩子用长竿赶着牛羊朝公路上走,车流不得不放慢了速度时,他想:“乡村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城市进发呢”——这又何尝不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侵袭的反应?这一层面的侵犯所遗留的创伤,就不止淹留于人的肉身,而埋首更深邃的精神、集体意识与集体文化了。
在最高意义上,侵犯再次出现,那就是岁月对青春与激情的侵犯。面对衰朽的激情,人所表现出的,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体认。卢里教授的一生在对浮花浪蕊的追逐中度过,正如他创作的歌剧中,拜伦一生风流荒唐。卢里注意到自己渐入老境的事实,“他似乎很快就要加入老年人的行列,一口残缺的假牙,耳孔覆着密密的毛发,身披泥点斑斑的雨衣,迈着沉重的脚步,四处晃荡。”而在衰老之前,他的魅力以与之有染的女人的数目来看非同小可:“仗着自己高挑的身材,匀称的骨架,橄榄色的皮肤,飘垂的长发,他总能对女人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当梅拉尼的男友向他挑衅时,他意识到自己渐入老境,岁月对青春侵犯的创口无声无息却又最为致命,他被那个小子称为“和你自己一类人呆着去”,繁衍的种子虽然还在推动着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可在女人眼里,他就是个糟老头,一个要当祖父的人,那些应得的性与爱也该被尽数夺去,年华渐老,不由分说,巨大的时间场域砸入渺小的肉身时,人是彻底孤独无助的。《耻》中,最终极的侵犯是时间对人的侵犯,人的衰老就是这一侵犯的创伤最为明显的表征。
在访谈中,库切曾说过:“我认真对待冒犯本身,它是无可改变的事实。问题在于我是否尊重被侵犯的意向。”出身殖民地社会语境中的作家对他者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尤为重视,当两者“无可改变”地走向冲突,发生侵犯时,库切所追问的是:“真正的侵犯发生于情色模式而非色情模式,它不仅侵犯道德准则和确实侵犯人类行为的准则,而且侵犯表现了限度本身,或者侵犯本身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一理念。”
确然,一如库切所言,侵犯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时间对人的腐蚀一般。人对于时间是无力的,但是,在低一级的层级中,人对于人的关系把握又是否乐观?传播学教授(非常反讽的一个身份)卢里教授与情人们、露西与黑人们,城市与乡村的经验都表现出对“度”把握失衡后造成的创伤,那么,是否人们的理性交往可能性就被否定了?库切的答案并不乐观。在哈贝马斯极为乐观的期待着公共空间里的理性交往时,萨特的境遇剧《间隔》却传达出“他人即地狱”的哀音,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中根本否定了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相信在后工业社会中,甚至存在沟通带来的“隔音”,而早在创世纪的年代,巴别塔的建立已经预言着人类交往时的难以逾越障碍。到了库切这里,交流沟通的问题依旧,努力也没能走向出路。
卡夫卡曾言,有天堂,但无路,库切想要说的也许是,有侵犯的限度,但无法达到——难愈合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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