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经典——名家翻译的传承
如果说打造一本畅销书能最大地体现一个编辑的创意策划才能，做一本长销的经典，体现的则是一个爱书惜书的编辑用无限的诚意和热情精耕细作的态度，这时，书的价值和编辑的自我认同同时得以实现，两者得以互相成全，书成而益人，编辑也在喜悦的工作中得到裨益。
名著名译名绘版就是这样的一套经典图书，所收录图书《爱丽丝漫游奇境》《彼得·潘》等均为传世百余年的儿童文学奠基之作，而且由“国际安徒生插画奖”得主罗伯特·英潘精工手绘一百余幅精美插画，这是国内众多名著版本难以比拟的。正因为此，在编辑过程中，
唯有选用国内读者与专家公认的权威译本，才能彰显经典之美。这也正是需要编辑着力最大的一点。
也谈经典——名家翻译的传承
名家译文不难寻找，可好译文的定义却各有高见。有人看中名气，有人依靠读者口碑。语言上，有人爱文点的，有人偏好白话的。具体到已经流行多年的译本，考量时，细节和译文阅读的整体感觉都不能忽略。而在这些之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版权因素。译文归属向来不统一，现在多数翻译都是一次性将所有权归于出版社，作为竞争对手，得到授权的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即便确定下来，要联系上这些好的译者要付出的努力也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最好一开始就列出至少3个备选。
这套书出版一百多年，中文的译者多已届高龄，退休在家，少人问津。最直接的联系方式当然是那些曾经出版过此译本的出版社，但同样是利益关系，全部婉拒。我两眼一抹黑，只能先把度娘的相关页面翻个遍，然后穷尽各种资源：微博、博客、作协、出版交流群......《彼得·潘》杨静远先生的译本是唯一一个专家与读者所公认的，我偶然在网上看到某位同行的帖子，言说新近获得了杨老师的授权。大喜。联系他求联系方式，不想对方傲慢地说已经签给他们，让我另寻其他译文。后来往杨老师曾经的工作单位几次三番打电话，才辗转得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与她的女儿严女士约定时间前去拜访。
我到清华杨老师家中去，竟见严女士搀着老人在门口迎我，他们的热情让随后的交谈都顺利许多。杨老师年近九旬，眼睛不好使，耳朵也背，我们说话得用喊的。严女士倒像是我们的翻译，慢慢道出杨家人的许多故事。杨老师当年翻译《彼得·潘》几乎是在熬夜中完成，并且因为眼睛抱恙，竟要由先生念出，她口头翻译后再由人记录下来，然后再念给她听，如此一遍遍改正。因为这个，杨老师还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好好把关修改。因为当年熬夜的习惯，杨老师夜里往往难以入睡，广播就成了她夜间的陪伴。谈话间，她一个人站起去找证件，颤巍巍地走了好久，后来又说起文革时家中往事，一桩桩于她似在昨日。离开时，杨老师又送我到门口，紧握住我的手，望我下次再来。她女儿和我一起离开，说起杨老师近来还在忙着整理自己和父母（其父为经济学家杨端六，其母为作家袁昌英）的作品，虽劳累却不肯终止。
关于《彼得·潘》译文的版权，杨老师请我一定联系下浙大的宋兆麟先生。原来，当年宋先生主编了世界儿童文学精选集，将多位名家的翻译首次集结出版，首先是在浙少社，其后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光明版、长春出版社的指导阅读版所使用的也多为这些译文。没有所谓的契约，译者都将译文的版权交托给宋先生，由他全权处置。就这样，一个依靠纯粹的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维系着编辑与译者的关系，越是名家，越是如此。
我回去查阅宋兆麟先生的资料，却得知，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他因病猝然离世。
没料到，我接下来寻找《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译文时，又绕到了这条线上。这本书的张友松译本颇受推崇，并且也正是宋先生主编丛书中的一本。可我辗转联系，浙少、宋先生的家人均不知这套书的版权如何处置。而张先生本人于十多年前去世，看了一位海外华人采访张友松老先生的稿子，才了解到这位一生笔耕不辍的翻译家，在成都郊外凄凉地度过了晚年。
关于他的后人也没有半点消息，我看张先生的介绍中说他是作协成员，便试着去联系，却被生硬地告知查无此人。我通过微博发动四川的朋友寻找也无果，甚至有人建议我采取一种古老的方式，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或者直接声明要人来认领版权，逾期就默认已经授权。
没曾想过，一次拜访，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有许许多多值得记述的故事。希望，老一辈的翻译家、出版工作者们还有人惦念。 寻找另一本书《金银岛》的译者荣如德老师也是一个故事（后来才知道他也认识宋兆麟先生）。荣老师是唯一一个联系上又跟我直接多次交流的译者，他较其他译者年轻些（其实也已近八十），也已退休。我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处找到他家里的电话，头一回就是他本人接听的。听我说明来意，他很高兴，但还要把他的版权情况一五一十地跟我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关于稿酬，期限，样书要多少本，都一一过问，很有上海人精细的特点。等这些清楚了，他还特意跟我叮嘱版本问题，说要把上海译文版与《化身博士》合出版的序言给改下。合同签后不久，果然就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这年头能收到贴邮票的信可不容易），打开来，薄薄的作文纸上，是他手写的序言，把如何修改如何使用一一交待。一位八旬老者如此认真和配合，让人难免感喟。这样的信我还收到了第二回，因为英文新版本中有新的序言，我就请荣老师翻译，他没有拒绝，只请我寄复印件过去。过段时间后再收到信，他在信中却先是道歉，因为感冒而拖了交稿时间。这更让我过意不去。
关于某些译名我们还交流过几次，每次的通话时间都不短，荣老师看起来颇有兴致，总会跟我谈些他做翻译的往事。他主攻的是俄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几乎都译过，他大学机缘巧合提前一年毕业，当了老师，利用第一个假期翻译了第一部作品，是俄文版的波兰文学，本是随性的练习，却真给出版了。那时他才17岁。有回联系时说到正在读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荣老师就认真地许诺说要送我一套。后来还再次提起。
荣老师为人严谨，译文在严谨中却不失活泼，最早读他译的《罪与罚》，与俄语之契合，读来真是一种享受。校对《金银岛》的同事一天很郑重地对我说“好久没读过这么好的译文”了。对于常常出版引进图书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感叹确实发自肺腑。在一切都追求速度和利益的时代，翻译也难以幸免，当老一辈的翻译家离去，他们执着于文字的传统是否真要无人传承呢？
名著名译名绘版就是这样的一套经典图书，所收录图书《爱丽丝漫游奇境》《彼得·潘》等均为传世百余年的儿童文学奠基之作，而且由“国际安徒生插画奖”得主罗伯特·英潘精工手绘一百余幅精美插画，这是国内众多名著版本难以比拟的。正因为此，在编辑过程中，
唯有选用国内读者与专家公认的权威译本，才能彰显经典之美。这也正是需要编辑着力最大的一点。
也谈经典——名家翻译的传承
名家译文不难寻找，可好译文的定义却各有高见。有人看中名气，有人依靠读者口碑。语言上，有人爱文点的，有人偏好白话的。具体到已经流行多年的译本，考量时，细节和译文阅读的整体感觉都不能忽略。而在这些之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版权因素。译文归属向来不统一，现在多数翻译都是一次性将所有权归于出版社，作为竞争对手，得到授权的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即便确定下来，要联系上这些好的译者要付出的努力也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最好一开始就列出至少3个备选。
这套书出版一百多年，中文的译者多已届高龄，退休在家，少人问津。最直接的联系方式当然是那些曾经出版过此译本的出版社，但同样是利益关系，全部婉拒。我两眼一抹黑，只能先把度娘的相关页面翻个遍，然后穷尽各种资源：微博、博客、作协、出版交流群......《彼得·潘》杨静远先生的译本是唯一一个专家与读者所公认的，我偶然在网上看到某位同行的帖子，言说新近获得了杨老师的授权。大喜。联系他求联系方式，不想对方傲慢地说已经签给他们，让我另寻其他译文。后来往杨老师曾经的工作单位几次三番打电话，才辗转得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与她的女儿严女士约定时间前去拜访。
我到清华杨老师家中去，竟见严女士搀着老人在门口迎我，他们的热情让随后的交谈都顺利许多。杨老师年近九旬，眼睛不好使，耳朵也背，我们说话得用喊的。严女士倒像是我们的翻译，慢慢道出杨家人的许多故事。杨老师当年翻译《彼得·潘》几乎是在熬夜中完成，并且因为眼睛抱恙，竟要由先生念出，她口头翻译后再由人记录下来，然后再念给她听，如此一遍遍改正。因为这个，杨老师还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好好把关修改。因为当年熬夜的习惯，杨老师夜里往往难以入睡，广播就成了她夜间的陪伴。谈话间，她一个人站起去找证件，颤巍巍地走了好久，后来又说起文革时家中往事，一桩桩于她似在昨日。离开时，杨老师又送我到门口，紧握住我的手，望我下次再来。她女儿和我一起离开，说起杨老师近来还在忙着整理自己和父母（其父为经济学家杨端六，其母为作家袁昌英）的作品，虽劳累却不肯终止。
关于《彼得·潘》译文的版权，杨老师请我一定联系下浙大的宋兆麟先生。原来，当年宋先生主编了世界儿童文学精选集，将多位名家的翻译首次集结出版，首先是在浙少社，其后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光明版、长春出版社的指导阅读版所使用的也多为这些译文。没有所谓的契约，译者都将译文的版权交托给宋先生，由他全权处置。就这样，一个依靠纯粹的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维系着编辑与译者的关系，越是名家，越是如此。
我回去查阅宋兆麟先生的资料，却得知，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他因病猝然离世。
没料到，我接下来寻找《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译文时，又绕到了这条线上。这本书的张友松译本颇受推崇，并且也正是宋先生主编丛书中的一本。可我辗转联系，浙少、宋先生的家人均不知这套书的版权如何处置。而张先生本人于十多年前去世，看了一位海外华人采访张友松老先生的稿子，才了解到这位一生笔耕不辍的翻译家，在成都郊外凄凉地度过了晚年。
关于他的后人也没有半点消息，我看张先生的介绍中说他是作协成员，便试着去联系，却被生硬地告知查无此人。我通过微博发动四川的朋友寻找也无果，甚至有人建议我采取一种古老的方式，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或者直接声明要人来认领版权，逾期就默认已经授权。
没曾想过，一次拜访，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有许许多多值得记述的故事。希望，老一辈的翻译家、出版工作者们还有人惦念。 寻找另一本书《金银岛》的译者荣如德老师也是一个故事（后来才知道他也认识宋兆麟先生）。荣老师是唯一一个联系上又跟我直接多次交流的译者，他较其他译者年轻些（其实也已近八十），也已退休。我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处找到他家里的电话，头一回就是他本人接听的。听我说明来意，他很高兴，但还要把他的版权情况一五一十地跟我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关于稿酬，期限，样书要多少本，都一一过问，很有上海人精细的特点。等这些清楚了，他还特意跟我叮嘱版本问题，说要把上海译文版与《化身博士》合出版的序言给改下。合同签后不久，果然就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这年头能收到贴邮票的信可不容易），打开来，薄薄的作文纸上，是他手写的序言，把如何修改如何使用一一交待。一位八旬老者如此认真和配合，让人难免感喟。这样的信我还收到了第二回，因为英文新版本中有新的序言，我就请荣老师翻译，他没有拒绝，只请我寄复印件过去。过段时间后再收到信，他在信中却先是道歉，因为感冒而拖了交稿时间。这更让我过意不去。
关于某些译名我们还交流过几次，每次的通话时间都不短，荣老师看起来颇有兴致，总会跟我谈些他做翻译的往事。他主攻的是俄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几乎都译过，他大学机缘巧合提前一年毕业，当了老师，利用第一个假期翻译了第一部作品，是俄文版的波兰文学，本是随性的练习，却真给出版了。那时他才17岁。有回联系时说到正在读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荣老师就认真地许诺说要送我一套。后来还再次提起。
荣老师为人严谨，译文在严谨中却不失活泼，最早读他译的《罪与罚》，与俄语之契合，读来真是一种享受。校对《金银岛》的同事一天很郑重地对我说“好久没读过这么好的译文”了。对于常常出版引进图书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感叹确实发自肺腑。在一切都追求速度和利益的时代，翻译也难以幸免，当老一辈的翻译家离去，他们执着于文字的传统是否真要无人传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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