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的恰达耶夫
“被精神病”的恰达耶夫
□/徐强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先行者，由于其思想超前于时代的发展，而被人们视为精神不正常的“异类”。比如俄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恰达耶夫，就是这样的“异类”之一。
1836年秋，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引起舆论强烈反应。有人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与“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对《哲学书简》进行“研究”；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谕旨，钦定《哲学书简》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由于沙皇把恰达耶夫定性为“疯子”，官方不得不每天派遣医生去给恰达耶夫“治病”。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恰达耶夫事件”。
《哲学书简》共有8封书信，但公开发表的只有第一封。此后，恰达耶夫便受到严密监控。官方禁止其发表任何文字，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能出现在出版物上。很长一段时期，恰达耶夫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彻底“失踪”了。
恰达耶夫之所以招致官方忌恨，原因是他在《哲学书简》中，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对沙皇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走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恰达耶夫认为，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民族。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恰达耶夫写道：“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这无疑等于说，俄国是思想、文化的沙漠，任何新鲜事物都无法在这片荒漠中生长，即使生长出来，也是扭曲和畸形的。
1812年，俄国击溃拿破仑统率的60万侵略军，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1814年，俄军及其盟军直捣法国首都巴黎，把“奇迹创造者”拿破仑变成了阶下囚。卫国战争的胜利与拿破仑的垮台，极大地提升了俄罗斯举国上下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之下，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严厉批判，自然会激起舆论的震荡，招致官方的钳制。然而，又恰恰是这场战争，使俄国大批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此开始思考俄国的出路问题：“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转引自张建华《俄国史》）恰达耶夫作为近卫军的一员，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争结束后，他离开军队，游历西欧，清醒地意识到了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明显差距，不禁为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
俄历1825年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近卫军中的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试图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体制，遭到残酷镇压，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是维护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斯拉夫派，一是反对专制制度、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欧派。作为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以其《哲学书简》把两大阵营的思想交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针对别人强加在其头上的“敌人”、“叛徒”、“疯子”等各色称号，恰达耶夫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这也是实情，那些人的喊叫打破了我的宁静生活，将我停泊在十字架脚下的帆船又抛向了人们愤怒的海洋。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在晚年的一些零散文字中，他又写道：“我宁愿去抨击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贬低她，也不愿去欺骗她。”（《箴言集》）可悲的是，这时他已经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万山不许一溪奔”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思想，本不是面向这一世纪的，本不想说给当今的人们听，我本想将它藏在我意识的深处，遗赠给理解力更强的后代……”
“同志，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会升起来，/俄罗斯会从梦魇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瓦砾上/会写上我们的姓名！”这是“诗歌太阳”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最后几行诗句。这首诗写于1818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流传。那时候的普希金，不可能预见到恰达耶夫的人生遭际，更不可能预见到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而历史却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普希金是一位惊人的预言家。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徐强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先行者，由于其思想超前于时代的发展，而被人们视为精神不正常的“异类”。比如俄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恰达耶夫，就是这样的“异类”之一。
1836年秋，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引起舆论强烈反应。有人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与“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对《哲学书简》进行“研究”；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谕旨，钦定《哲学书简》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由于沙皇把恰达耶夫定性为“疯子”，官方不得不每天派遣医生去给恰达耶夫“治病”。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恰达耶夫事件”。
《哲学书简》共有8封书信，但公开发表的只有第一封。此后，恰达耶夫便受到严密监控。官方禁止其发表任何文字，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能出现在出版物上。很长一段时期，恰达耶夫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彻底“失踪”了。
恰达耶夫之所以招致官方忌恨，原因是他在《哲学书简》中，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对沙皇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走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恰达耶夫认为，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民族。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恰达耶夫写道：“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这无疑等于说，俄国是思想、文化的沙漠，任何新鲜事物都无法在这片荒漠中生长，即使生长出来，也是扭曲和畸形的。
1812年，俄国击溃拿破仑统率的60万侵略军，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1814年，俄军及其盟军直捣法国首都巴黎，把“奇迹创造者”拿破仑变成了阶下囚。卫国战争的胜利与拿破仑的垮台，极大地提升了俄罗斯举国上下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之下，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严厉批判，自然会激起舆论的震荡，招致官方的钳制。然而，又恰恰是这场战争，使俄国大批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此开始思考俄国的出路问题：“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转引自张建华《俄国史》）恰达耶夫作为近卫军的一员，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争结束后，他离开军队，游历西欧，清醒地意识到了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明显差距，不禁为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
俄历1825年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近卫军中的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试图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体制，遭到残酷镇压，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是维护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斯拉夫派，一是反对专制制度、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欧派。作为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以其《哲学书简》把两大阵营的思想交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针对别人强加在其头上的“敌人”、“叛徒”、“疯子”等各色称号，恰达耶夫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这也是实情，那些人的喊叫打破了我的宁静生活，将我停泊在十字架脚下的帆船又抛向了人们愤怒的海洋。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在晚年的一些零散文字中，他又写道：“我宁愿去抨击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贬低她，也不愿去欺骗她。”（《箴言集》）可悲的是，这时他已经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万山不许一溪奔”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思想，本不是面向这一世纪的，本不想说给当今的人们听，我本想将它藏在我意识的深处，遗赠给理解力更强的后代……”
“同志，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会升起来，/俄罗斯会从梦魇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瓦砾上/会写上我们的姓名！”这是“诗歌太阳”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最后几行诗句。这首诗写于1818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流传。那时候的普希金，不可能预见到恰达耶夫的人生遭际，更不可能预见到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而历史却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普希金是一位惊人的预言家。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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