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与黑》

于连•索海尔的敏感自尊到底是美德还是缺陷？我想这个问题是难于回答的，即使是《红与黑》当中的叙述者的态度也似乎不甚明晰，叙述者作为作家司汤达的代言人面对于连这个人物时心态是矛盾的，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其实美德和缺陷并非泾渭分明，二者时常胶着在一起，呈现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甚分明的界限，这个界限并不能用客观的方式去规定，而只能是通过主观的方式，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的省察和体悟去得到它。倘若心绪失常、精神紊乱，便不能很好地把握到这个界限，这时，美德往往会走到它的反面成为缺陷。

于连•索海尔无疑是一个具有自尊美德的年轻人，但是，这种自尊却时常因为表现到了极致而成为一种缺陷。因此，于连是一个矛盾体，在他的身上既有美德映照出的光辉，又有缺陷留下的阴影。而造成他的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这个副标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本书是一个时代的实录。而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复辟后的法国社会一片死气沉沉，而这和于连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于连心中的偶像是卢梭和拿破仑，为了卢梭的《忏悔录》和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他甚至可以去死。他的心中充满了热情和建功立业的伟力，他拥有一颗十分具有浪漫色彩的扫荡一切的火热的心和一种表现自我的崇高的职责感。可以说，于连的这一面代表着一种复辟王朝之前的革命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化，它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并且企图在一种向死的精神冲动中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然而，复辟之后的法国社会，已经不再拥有革命时代那种冲决一切的激情和力量了，人们变得庸碌无为、猥琐不堪，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保守的、退缩的。因此，相对于革命时代的文化，复辟时代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文化的断裂期，它宣告了革命时代文化的逝去。而于连就在这个断裂的夹缝中生存着，这个文化困境是我们分析于连时必须看到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于连在这种文化困境中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于连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一种分裂，隐藏在这一分裂背后的是一种人格的分裂：一方面，革命时代的浪漫激情在于连的内心深处扎根；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实用主义的生存法则一直在于连脑海里盘旋。理想中具有超越性追求的人格和现实中具有实用性特点的人格这两种力量把于连向两个方向拖拉，导致了于连内心的紧张。由时代造成的这种内心紧张最终又导致了于连的自尊具有某种变态的性质。一方面，于连的自尊是出于人要求自身得到尊重的正常情感；但是另一方面，于连的自尊又是作为一个底层人企图出人头地，向上层进行报复的道德借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自尊”毋宁说是一种虚荣。这种变态的自尊是浑然一体的，但其中却包含着正负的两极，两极的力量相互冲击摩荡，当它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时，整个人格便崩溃坍塌。这就好像一根皮筋，如果使劲朝两边拉，当达到极致时自然就会断裂。从理论上说，如果于连能够通过内心的省察和体悟，调节好正负两极的力量，使之均衡发展，他或许就可以把握到美德和缺陷之间那不甚分明却又的确存在的界限，或许也不至于人格崩溃。但是，可惜而又可叹的是，历史和文化没有为他提供这样一个环境。于连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左右不了历史的发展，影响不了历史的进程，那个逝去的激情时代是于连永远的精神之乡，在于连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怀乡病”，这种怀乡病体现出于连面临着一个走不出的文化困境。在这个文化困境里，于连要想实现自我，只能通过一种变态的自尊来达到目的。于是，悲剧性也就产生了：个人与时代往往——也许永远——是不能统一的，普罗泰戈拉曾经自信地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时代往往会给予这句格言莫大的讽刺：和那强大的历史洪流比起来，人是太渺小了，他的价值、选择、命运和生活往往被着无情的历史命运所左右着。

总结起来说，《红与黑》中的叙述者作为司汤达的代言人，并没有就于连的自尊是美德还是缺陷这一问题作出正面回答，叙述者的态度也是矛盾的。矛盾的原因在于，于连的“自尊”本身就是在一个价值失序的文化困境中产生的一元而两极的矛盾物，它既有正当的一面，又有变态的一面。于连的悲剧归根结底是文化的悲剧，是复辟时代文化断裂的一个结果，文化断裂造就了于连的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边际人格”，于连在这种“边际人格”的影响下，既不完全属于过去也不完全属于现在，他是一个无所依归的精神漂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