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雄主義不曾消褪——兼論我的文藝觀

從來沒有哪個季節，像這個季節一般，讓我如此地熱衷於學習。每當發現自己的確存在某方面的缺陷時，我便會孜孜不倦地投入學習。古代文學基礎不好，於是書寫繁體字來武裝自己。思維僵化，於是下象棋或潛入哲學的領地來鍛煉思維。視野狹隘，於是品鑒歷史，觀察社會經濟生活……
讓自己變得更強，似乎已成為我唯一的目標。
無論在哪裡，我總是致力於成為獨一無二的那一個。這樣一種不甘於平庸的優越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俄羅斯民族的話語——“真正偉大的民族，永遠不屑于在人類當中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頭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
這也是一種使命感，來源於與生俱來的英雄主義。
從小，我便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英雄，總以為我肩負著上天所賦予的使命，總以為我生來就要成就一番偉業。
和許多人一樣，伴隨著長大，我的野心逐漸縮小，甚至將自己束縛在狹隘的小我之中，只想求得內心的寧靜。
然而，在一些憤怒的背後，我心中那股救贖與建設的熱情總是死灰複燃，我的英雄主義又開始復蘇，這種熱情中還夾雜著政治熱情和革命熱情，仿佛這個社會的爛攤子在等著我去收拾。
讀《古代漢語》時，我又一次欣慰的是，我的英雄主義不曾消褪。作為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書中所選《詩經》里的愛情詩並沒有觸動我，相反地，我很喜歡《碩鼠》一類描寫民間疾苦的詩歌。這種感觸可能與我的出身有關。記得以前讀《中國農民調查》，裏面講到了許多因上訪而被鄉政府或縣委圍追堵截甚至殺害的實例，我哭了很久。喜歡《宋詩選注》，也是由於書中選取了許多揭露社會黑暗的詩歌。而《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一書，儘管有詩、詞、文等作品貫穿全書，其間的絕妙好辭卻早已模糊，唯有蘇軾的濟世之心還在記憶里。讀《漫話東坡》時，也是如此觀想，蘇軾在杭州、儋州等地造福于民的事蹟，讓我不由得正襟危坐，仿佛在他那赤子之心的感染下，我也練就了一身浩然正氣。
或许，每個人心中都有一股政治熱情，隨時都有可能激發，并通過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作為一個學文學的人，這種政治熱情很自然地輻射到了我的文藝觀上。我曾言辭正義地說，應該讓文學引領政治走上正軌。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贊同這一觀點，並且鑒賞詩歌時也會以此為標準。喜歡梁啟超，與其說喜歡他的學問，不如說是為他的政治理想而感動。他將明末清初顧炎武等人提倡的“經世致用”發揮得恰到好處。
當我反思自己的一些觀念時，我也意識到了，如果讓學術理想服務于政治理想，那一定會有礙於學術。實際上，一方面，我覺得文學不應該囿於個人情懷，另一方面，我也不排斥非功利、無目的的文藝觀。克羅齊關於美獨立于理性獨立於道德的“表現說”，王爾德認為自然模仿藝術的“唯美主義”，儘管有些極端，卻深得我心。功利主義文藝觀，非功利主義文藝觀，這樣兩種背道而馳的觀念，在我內心裡各占一隅而彼此不相妨害。這讓我想起托利得定律：測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屬於上乘，只看腦子里能否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而無礙於其處世行事。
我也常因此而慶倖，我選擇的是文藝學。我不喜歡二元論，不喜歡文理分科，不喜歡學科之間界限分明。而文藝學正好符合我這一嗜好——這門學科要求一個人在許多領域都有所精通。
事實上，我可能並不具備這種素養，但正是這種缺乏，讓我有了學習的動力。
我得承認，我是一個缺乏常識的人。好多人說我思維有問題。我並不想說我多麼在意別人的評價，而是，我既然有這樣嚴重的缺陷，我就應該去彌補。
我正在努力改造自己。
作為一個非專業人士，我傾向於藉助影像資料來瞭解人類的基本常識。當我瘋狂地下載著《大國崛起》、《華爾街》、《森林之歌》等大型紀錄片時，我不由得欽佩起人類的偉大——像我這樣的歷史文盲、政治文盲、金融文盲、生態文盲，可以通過紀錄片來追溯人類文明的進程，瞭解經濟法則的運行，窺探自然生物的奧秘，真是一大欣喜。
這種感覺，就仿佛在遊覽銀子岩時，望著那些由喀斯特地貌溶蝕而成的獨特景觀，我不由得感歎：大自然以其鬼斧神工創造了無數奇跡，而人類更是偉大，只需順著地勢，從洞裡開闢出一條精緻的石子路，用大理石欄杆作護，便將自然的奇妙展現于世。多麼驚奇啊。
愿我在人類的智慧下，領略更多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