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先生致Dr. Jean-Pierre Sean的一封信
亲爱的Dr. Jean-Pierre Sean：
承蒙惠赐大作《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During the Yuan 》，欣喜非常。吾兄于大作中纵论元代中国武术界发展及其与政治史之关系，笔锋雄健一如往昔，大节处纵横捭阖，细微处丝丝入扣。书中对我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中国武侠史研究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吾兄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或许是出于您对中国武侠史的偏爱，又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您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
在拜读大作时，我心中时时浮起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六年前我在剑桥准备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时，您手持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在康桥的落日余晖中，吾兄曾提及有意对中国武侠史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如今六年时光倏忽而过，《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During the Yuan 》已然付梓，尚望先生之《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早日完成，不胜期盼。
先生的大作，坚持剑桥一贯的严谨学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对元代武侠史上诸如张三丰的武功来源、龙门运输公司灭门案、僧侣空见的为人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而先生对元代武术界内部结构的宏观分析和演变考证，以及其对于蒙元末期政治变动和军事冲突的影响的分析，更是我在中国武侠历史研究道路上所匮乏的。纪传体作为中国几千年来正史的表现形式，在探讨个人行为影响历史进程的视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奥利地学者茨威格在其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有过类似的尝试——但在历史格局的总体把握上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所以在阅读《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During the Yuan 》之间，欣喜之情无法抑制，此作填补中国武侠史一大空白，料必为剑桥中国史研究之最为夺目之明珠。
中国之有侠客，由来久矣。迨至书之以流传后世，则自太史公始。太史公做《刺客列传》，书豫让、聂政、荆轲等事迹，赞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在中国人儒雅的外表下，浪漫主义的侠客精神始终在血液中流淌。正如先生在绪论中而言：要勾勒出蒙元帝国的兴衰全貌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而要分析武术界的行为模式而不了解侠客这一特殊群体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像研究骑士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的美德和荣耀同样荒谬。
在蒙古人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政权崩溃的历程中，被明教徒众视为明尊在俗世的代言人的张无忌所发挥的作用，无疑远大于蒙元政权的掘墓人韩山童、刘福通、朱元璋等人。而在研究张无忌统治的开端和终结的种种肇因，我们会不可避免的发现，张无忌在孩童时期接受的言传身教自始至终起到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对他的父亲张翠山而言，行侠仗义的理念深植内心，即使在他遭遇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并受到后者对于行侠仗义的终极目的的质问仍然没有动摇。这一点，在张翠山得知自己的妻子是导致师兄受伤残废的罪魁祸首时得到了证明——他因为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而毅然自杀了。在卡纳加岛成长的十年里，父亲的教育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父亲的师承——张三丰的道教徒的身份——使得在张无忌的早期教育里，另一部重要的典籍，《庄子》中顺天无为的理念同样深埋在他的内心。
在张无忌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个在原始丛林长大的孩子，身上却不存在任何丛林法则的印记。无论是从张无忌以无上的威望登顶教主宝座后对各派势力的无所作为来看，还是从张无忌并未试图严格控制明教基层的武装力量来分析，仁慈和无为都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最为可贵的品质，这一点，即使在他距离向全天下发号施令一步之遥的时候都未曾改变。然而遗憾的是，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里，强大的敌人并不会相信任何高洁的品质而无视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就像天水一朝神秘的烛影斧声疑案一样，张无忌在濠州军区视察时的遭遇也将成为永久的谜团。香港历史学家王晶先生认为在光明顶朱元璋向年轻的教主表示效忠，却遭到了张无忌的提防和训斥，1357年这一不起眼的小事导致了濠州事变，这一点由于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在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朱元璋在场而难以采信，也很难解释张无忌在到达濠州巡视时为何会毫无警惕。我个人倾向于接受朱元璋不会忘记缚虎容易纵虎难的古训，终结了这位也许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君主的年轻政治家的生命。虽然我在我的通俗历史研究著作《天之剑与龙之刀》中为他安排了一个更为理想和美妙的结局，但这更多是根源于国人对大团圆结局的喜爱，但无论如何，张无忌的生死并不重要，因为从这一刻起，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残酷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在附录部分，史密斯教授对于张三丰武学成就的质疑，仅仅从张是否获得了全本《九阳真经》的角度，我表示部分赞同。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1259年第三次华山剑术研讨会中，十三岁的他所表现出的超人的武术天赋。在从未学习过格斗术的情况下——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不可能从唯一的老师觉远僧人处习得任何格斗技巧——经过短暂的学习，击败了蒙古著名武术家尹克西。张无忌在习得九阳神功后的种种迹象也表明，九阳神功仅仅是关于内在的武功和格斗理念的专著，如何将之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格斗技巧，则有赖于张三丰的天赋和不懈努力。更有力的证明是，张三丰在一百岁的时候尚未将其最著名的武学——太极拳——传给门下的弟子，除非我们能假定张三丰能控制自己的寿命，否则必须接受他在艰难地创立自己的武学体系这一事实。
又及：吾兄托余于大陆觅一谙熟中国武侠史之青年研究生辅助研究一事已有眉目，孔君高茅，有志于此，其学识才情均为近年所罕见者，谨向吾兄荐之，料必不至失望也。
匆颂
著安
弟查良镛拜上
原载《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学报》2010年第七期，翻译为中文时尽量保持英文原文风格，有部分删节。现经查良镛先生同意，刊登于此以飨读者。转载请注明出处。
承蒙惠赐大作《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During the Yuan 》，欣喜非常。吾兄于大作中纵论元代中国武术界发展及其与政治史之关系，笔锋雄健一如往昔，大节处纵横捭阖，细微处丝丝入扣。书中对我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中国武侠史研究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吾兄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或许是出于您对中国武侠史的偏爱，又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您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
在拜读大作时，我心中时时浮起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六年前我在剑桥准备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时，您手持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在康桥的落日余晖中，吾兄曾提及有意对中国武侠史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如今六年时光倏忽而过，《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During the Yuan 》已然付梓，尚望先生之《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早日完成，不胜期盼。
先生的大作，坚持剑桥一贯的严谨学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对元代武侠史上诸如张三丰的武功来源、龙门运输公司灭门案、僧侣空见的为人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而先生对元代武术界内部结构的宏观分析和演变考证，以及其对于蒙元末期政治变动和军事冲突的影响的分析，更是我在中国武侠历史研究道路上所匮乏的。纪传体作为中国几千年来正史的表现形式，在探讨个人行为影响历史进程的视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奥利地学者茨威格在其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有过类似的尝试——但在历史格局的总体把握上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所以在阅读《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During the Yuan 》之间，欣喜之情无法抑制，此作填补中国武侠史一大空白，料必为剑桥中国史研究之最为夺目之明珠。
中国之有侠客，由来久矣。迨至书之以流传后世，则自太史公始。太史公做《刺客列传》，书豫让、聂政、荆轲等事迹，赞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在中国人儒雅的外表下，浪漫主义的侠客精神始终在血液中流淌。正如先生在绪论中而言：要勾勒出蒙元帝国的兴衰全貌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而要分析武术界的行为模式而不了解侠客这一特殊群体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像研究骑士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的美德和荣耀同样荒谬。
在蒙古人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政权崩溃的历程中，被明教徒众视为明尊在俗世的代言人的张无忌所发挥的作用，无疑远大于蒙元政权的掘墓人韩山童、刘福通、朱元璋等人。而在研究张无忌统治的开端和终结的种种肇因，我们会不可避免的发现，张无忌在孩童时期接受的言传身教自始至终起到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对他的父亲张翠山而言，行侠仗义的理念深植内心，即使在他遭遇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并受到后者对于行侠仗义的终极目的的质问仍然没有动摇。这一点，在张翠山得知自己的妻子是导致师兄受伤残废的罪魁祸首时得到了证明——他因为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而毅然自杀了。在卡纳加岛成长的十年里，父亲的教育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父亲的师承——张三丰的道教徒的身份——使得在张无忌的早期教育里，另一部重要的典籍，《庄子》中顺天无为的理念同样深埋在他的内心。
在张无忌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个在原始丛林长大的孩子，身上却不存在任何丛林法则的印记。无论是从张无忌以无上的威望登顶教主宝座后对各派势力的无所作为来看，还是从张无忌并未试图严格控制明教基层的武装力量来分析，仁慈和无为都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最为可贵的品质，这一点，即使在他距离向全天下发号施令一步之遥的时候都未曾改变。然而遗憾的是，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里，强大的敌人并不会相信任何高洁的品质而无视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就像天水一朝神秘的烛影斧声疑案一样，张无忌在濠州军区视察时的遭遇也将成为永久的谜团。香港历史学家王晶先生认为在光明顶朱元璋向年轻的教主表示效忠，却遭到了张无忌的提防和训斥，1357年这一不起眼的小事导致了濠州事变，这一点由于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在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朱元璋在场而难以采信，也很难解释张无忌在到达濠州巡视时为何会毫无警惕。我个人倾向于接受朱元璋不会忘记缚虎容易纵虎难的古训，终结了这位也许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君主的年轻政治家的生命。虽然我在我的通俗历史研究著作《天之剑与龙之刀》中为他安排了一个更为理想和美妙的结局，但这更多是根源于国人对大团圆结局的喜爱，但无论如何，张无忌的生死并不重要，因为从这一刻起，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残酷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在附录部分，史密斯教授对于张三丰武学成就的质疑，仅仅从张是否获得了全本《九阳真经》的角度，我表示部分赞同。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1259年第三次华山剑术研讨会中，十三岁的他所表现出的超人的武术天赋。在从未学习过格斗术的情况下——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不可能从唯一的老师觉远僧人处习得任何格斗技巧——经过短暂的学习，击败了蒙古著名武术家尹克西。张无忌在习得九阳神功后的种种迹象也表明，九阳神功仅仅是关于内在的武功和格斗理念的专著，如何将之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格斗技巧，则有赖于张三丰的天赋和不懈努力。更有力的证明是，张三丰在一百岁的时候尚未将其最著名的武学——太极拳——传给门下的弟子，除非我们能假定张三丰能控制自己的寿命，否则必须接受他在艰难地创立自己的武学体系这一事实。
又及：吾兄托余于大陆觅一谙熟中国武侠史之青年研究生辅助研究一事已有眉目，孔君高茅，有志于此，其学识才情均为近年所罕见者，谨向吾兄荐之，料必不至失望也。
匆颂
著安
弟查良镛拜上
原载《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学报》2010年第七期，翻译为中文时尽量保持英文原文风格，有部分删节。现经查良镛先生同意，刊登于此以飨读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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