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阳光
李青被父亲赶出家门的时候，白晃晃的阳光照射着脏水横流的眷村小巷。这意象想必混杂着白先勇的诸多回忆。一个作家的创作素材无外乎三种，一为自身经历；二为道听途说；三为凭空想象，后两者归根结底都需要第一种做支架。对我而言，回忆往事总会夹杂着许多非人为的因素，比如气味的混杂、阳光的感觉、空气的流动等等。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些特殊的非人为因素也会变得十分独特，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基础，似乎那时的阳光和空气与现在完全不是同一种构成似的。看白先勇的作品时常会给我这种感觉，他的文字总是充满了怀旧的情绪，无论什么样的故事，那种主人公骨子里对过去时光的缅怀是永远挥不去的。就像垂暮的老人回忆青春奋斗的岁月那般，白先勇似乎在为那些虽然也有黑暗，但回想起来总十分美好的旧时光写墓志铭，简短的几页故事，概括了一个逝去的时代。
一
相比《台北人》大部分故事的时代背景，《孽子》显得“现代”许多。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北，一群家庭背景各异的少年，一个市中心隐秘的公园，一段段动人心魄的人情故事，整部小说由很多可以分离出来的故事构成，凸显出白先勇擅长的短篇小说写作技巧。但这松散的故事却被李青这个当事人及旁观者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部长篇作品。白先勇并没有将李青设定为绝对主角，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平分秋色。小玉的寻父梦、老鼠悲惨的家庭生活、吴敏对张先生的眷恋、杨教头的桃源春（及后来的安乐乡）、丽月的故事、傅老爷子与儿子的故事，以及后半部渐渐浮出水面的龙凤恋等，这些分枝将一棵丰满的情节树撑得异常充实。这样的群像式写作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图卷。虽然新公园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但是里面人物则反映了处于转型时期的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
《孽子》最直接的主题是父子情，这一点是公认的，无须赘言。无论是李青与父亲，小玉与生父，还是王夔龙与父亲，抑或傅老爷子与儿子，这几段父子之间的故事都是异常鲜明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中三位父亲都是军人出身，白先勇或许通过军人强化了中国传统父权社会的印象。军人总是显得严肃、追求纪律与服从，多年的戎马生涯难免会对他们的私生活造成影响。在父权的压迫下，同性恋少年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或者离家出走，或者饮弹自尽，或者杀人远逃。这些悲剧性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文化在家庭生活中的映射，要解决这些困境只能通过掌权者对于传统的破除，尝试着选择弱势一方的角度看问题。傅老爷子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做到了这点的父亲，但是儿子已死，迟到的领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能通过救助这些流浪少年来赎罪。
白先勇并没有在父子情中加入过多的温情因素，不同于公视的电视剧改编，小说中并没有提及李青与父亲的和解。虽然可以从情节中推断傅老爷子做了相关的工作，李青也渐渐体恤父亲，理解父亲，但他父亲的心理变化则未见描述。白先勇对于父权社会的变革或许抱着的是悲观的态度，因此小说并没有给出一个美满的结局。小说的结局甚至不是总结性的，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开放结局。除夕夜李青与刚认识的少年罗平一起慢跑在忠孝路上，时间上他们在朝着新的一年行进，空间上则是一条笔直的大路，透露出了作者谨慎的乐观。
三
然而在读《孽子》时很难忽略为数不多却形象鲜明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小玉的表姐丽月，还是小玉的母亲，亦或是李青的母亲，这些女性是父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她们都为追去自己的爱情做出了努力，而结果均不美满。尤其李青的母亲最后身患恶疾，孤身惨死，她是一个象征性的悲剧角色。不自主的婚姻、缺乏有效沟通的夫妻生活、悲剧收尾的私奔、小儿子的病故，这些情节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中。但不可否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白先勇将情节安排地自然而贴切。
对于主人公李青而言，兄弟情也是他成长道路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母亲的偏心，他一开始对弟弟并无多少好感。直到母亲与人私奔后，他才渐渐开始关心弟弟。弟娃后来因肺炎早夭，李青心中为此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愧疚，这一份愧疚与他对父亲的愧疚一样沉重，是压在他心头难以自已的。一些偶然的故地重游，或者在特定的情境下，关于弟娃的回忆会突然袭上心头，让他失去控制。白先勇对于这种感情冲击的刻画让我起鸡皮疙瘩，不得不放下书本回想那些相似的时刻。试想在某些时候，一阵凉风，一束日光，一片树荫，一种气味就会让我们回想起很多深藏在心底的往事。这些往事可能是不足道的，但为什么它们如此容易涌上心头呢？白先勇牢牢抓住了思维容易被环境激发的特性，李青每次回想起弟娃，其实也是在回忆自己过去十多年“正常人”的生活。其中表达出来的不仅是对弟娃的思念，也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怀念，以及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不知所措。李青将弟娃的口琴送给赵英的情节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他心灵的解脱。
对于我而言，《孽子》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种对时代的准确刻画。白先勇如同一个用时光作画的人，他能够准确抓住每一时代的感觉，无论是写当代还是写过去，都能够放下自身的偏见，将笔触融入到时代语境中。因而，虽则作品多有怀旧之情，但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今人感怀往昔，而是当时人在若干年后回望当年的惆怅之感。《孽子》写的是“当代”的故事，与连载时的读者而言并没有时间距离，这种真实感在现在读来就沉积为时代感了。白先勇用他的工笔画笔为我们在纸页间留了一束束七十年代的阳光，一阵阵七十年代的微风，一道道七十年代的风景，翻开书页我们便仿佛置身于新公园，置身于台北乡间追逐白鹭鸶，置身于六十年代曼哈顿的街头……
四
白先勇出身于军人家庭，深知大家庭的零零总总，也深刻感受过传统父权社会的压力，而他自己的性取向无疑也使其感官敏锐化，对于题材的积累和运用都具有他人难以比拟的优势。早在《台北人》中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白先勇便透露出了对《孽子》这一题材的积累，虽然《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像一个残篇，显得不完整而且被《台北人》中其他精彩的小说掩盖了光芒，但是在读《孽子》时还是应该注意这一短篇的先导性作用。这是白先勇第一次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短篇，但其写作此篇时是否已经有《孽子》的灵感则不得而知了。《孽子》对于后期的同性恋文艺作品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杨凡在《美少年之恋》中安排的一个嫖客角色，即和李青接过的那个体育老师如出一辙。虽然《孽子》以同性恋来激化父子矛盾，使父权社会对“例外者”的压制更其明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时候读者会将小说诸多的社会文化意义简单化为同性恋文化。这一点不禁让人惋惜，毕竟《孽子》是一部蕴藏着太过内涵的作品，从不同层面解读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2012年9月10日 写
一
相比《台北人》大部分故事的时代背景，《孽子》显得“现代”许多。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北，一群家庭背景各异的少年，一个市中心隐秘的公园，一段段动人心魄的人情故事，整部小说由很多可以分离出来的故事构成，凸显出白先勇擅长的短篇小说写作技巧。但这松散的故事却被李青这个当事人及旁观者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部长篇作品。白先勇并没有将李青设定为绝对主角，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平分秋色。小玉的寻父梦、老鼠悲惨的家庭生活、吴敏对张先生的眷恋、杨教头的桃源春（及后来的安乐乡）、丽月的故事、傅老爷子与儿子的故事，以及后半部渐渐浮出水面的龙凤恋等，这些分枝将一棵丰满的情节树撑得异常充实。这样的群像式写作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图卷。虽然新公园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但是里面人物则反映了处于转型时期的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
《孽子》最直接的主题是父子情，这一点是公认的，无须赘言。无论是李青与父亲，小玉与生父，还是王夔龙与父亲，抑或傅老爷子与儿子，这几段父子之间的故事都是异常鲜明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中三位父亲都是军人出身，白先勇或许通过军人强化了中国传统父权社会的印象。军人总是显得严肃、追求纪律与服从，多年的戎马生涯难免会对他们的私生活造成影响。在父权的压迫下，同性恋少年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或者离家出走，或者饮弹自尽，或者杀人远逃。这些悲剧性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文化在家庭生活中的映射，要解决这些困境只能通过掌权者对于传统的破除，尝试着选择弱势一方的角度看问题。傅老爷子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做到了这点的父亲，但是儿子已死，迟到的领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能通过救助这些流浪少年来赎罪。
白先勇并没有在父子情中加入过多的温情因素，不同于公视的电视剧改编，小说中并没有提及李青与父亲的和解。虽然可以从情节中推断傅老爷子做了相关的工作，李青也渐渐体恤父亲，理解父亲，但他父亲的心理变化则未见描述。白先勇对于父权社会的变革或许抱着的是悲观的态度，因此小说并没有给出一个美满的结局。小说的结局甚至不是总结性的，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开放结局。除夕夜李青与刚认识的少年罗平一起慢跑在忠孝路上，时间上他们在朝着新的一年行进，空间上则是一条笔直的大路，透露出了作者谨慎的乐观。
三
然而在读《孽子》时很难忽略为数不多却形象鲜明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小玉的表姐丽月，还是小玉的母亲，亦或是李青的母亲，这些女性是父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她们都为追去自己的爱情做出了努力，而结果均不美满。尤其李青的母亲最后身患恶疾，孤身惨死，她是一个象征性的悲剧角色。不自主的婚姻、缺乏有效沟通的夫妻生活、悲剧收尾的私奔、小儿子的病故，这些情节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中。但不可否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白先勇将情节安排地自然而贴切。
对于主人公李青而言，兄弟情也是他成长道路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母亲的偏心，他一开始对弟弟并无多少好感。直到母亲与人私奔后，他才渐渐开始关心弟弟。弟娃后来因肺炎早夭，李青心中为此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愧疚，这一份愧疚与他对父亲的愧疚一样沉重，是压在他心头难以自已的。一些偶然的故地重游，或者在特定的情境下，关于弟娃的回忆会突然袭上心头，让他失去控制。白先勇对于这种感情冲击的刻画让我起鸡皮疙瘩，不得不放下书本回想那些相似的时刻。试想在某些时候，一阵凉风，一束日光，一片树荫，一种气味就会让我们回想起很多深藏在心底的往事。这些往事可能是不足道的，但为什么它们如此容易涌上心头呢？白先勇牢牢抓住了思维容易被环境激发的特性，李青每次回想起弟娃，其实也是在回忆自己过去十多年“正常人”的生活。其中表达出来的不仅是对弟娃的思念，也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怀念，以及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不知所措。李青将弟娃的口琴送给赵英的情节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他心灵的解脱。
对于我而言，《孽子》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种对时代的准确刻画。白先勇如同一个用时光作画的人，他能够准确抓住每一时代的感觉，无论是写当代还是写过去，都能够放下自身的偏见，将笔触融入到时代语境中。因而，虽则作品多有怀旧之情，但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今人感怀往昔，而是当时人在若干年后回望当年的惆怅之感。《孽子》写的是“当代”的故事，与连载时的读者而言并没有时间距离，这种真实感在现在读来就沉积为时代感了。白先勇用他的工笔画笔为我们在纸页间留了一束束七十年代的阳光，一阵阵七十年代的微风，一道道七十年代的风景，翻开书页我们便仿佛置身于新公园，置身于台北乡间追逐白鹭鸶，置身于六十年代曼哈顿的街头……
四
白先勇出身于军人家庭，深知大家庭的零零总总，也深刻感受过传统父权社会的压力，而他自己的性取向无疑也使其感官敏锐化，对于题材的积累和运用都具有他人难以比拟的优势。早在《台北人》中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白先勇便透露出了对《孽子》这一题材的积累，虽然《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像一个残篇，显得不完整而且被《台北人》中其他精彩的小说掩盖了光芒，但是在读《孽子》时还是应该注意这一短篇的先导性作用。这是白先勇第一次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短篇，但其写作此篇时是否已经有《孽子》的灵感则不得而知了。《孽子》对于后期的同性恋文艺作品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杨凡在《美少年之恋》中安排的一个嫖客角色，即和李青接过的那个体育老师如出一辙。虽然《孽子》以同性恋来激化父子矛盾，使父权社会对“例外者”的压制更其明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时候读者会将小说诸多的社会文化意义简单化为同性恋文化。这一点不禁让人惋惜，毕竟《孽子》是一部蕴藏着太过内涵的作品，从不同层面解读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2012年9月10日 写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