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旁观:古典叙述方式的认知局限
读书笔记之《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许子东,三联书店, 2000年版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清楚,条理分明。开篇,作者勾勒出集体书写的两层含义:个体的每一次书写都是对整体的改写;而每一次书写又是一次意识形态的介入 (p7)。在结构上,作者按照普洛普的形态神话学里对神话的分类方法,将所选取的50篇小说进行归类和概括。在选材上,作者也注意从三种角度选择样本: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p10-11);曾引起“社会争议”和受到政治批判的有关文革的小说(p11);被收入一些重要选本的有关文革的小说(p11-12)。从这三个角度选取样本,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和明智的。他们既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尺度,又能适当反映读者的接受程度。
书中,50篇小说被大致分为在横向上被分为四大段,29种情节。这四大段分别是开端,形势急转,意外发现,和结局 (p225)。在纵向上,这些小说又被归为四种叙事类型:符合大众趣味的“灾难”叙事,体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反省”叙事,先锋派的“荒诞”叙事,以及红卫兵和知青的“记忆”叙事(同上)。
在结构上,这书没的说。但是在对材料本身的挖掘和思考上,却是不够深入。举两例说明。作者这样概括符合大众趣味的“灾难”叙事:“只要不在灾难中死去,主人公在难后生活一定更加幸福。原先的情感缺憾也会得到弥补--从而显示‘因祸得福’的意义结构”(p225)。读者意犹未尽,而作者止笔于此,实在惹人恨。我自己的看法是,大众趣味的文革故事实际上已一个个的喜剧,是一个个建立在遗忘基础之上的喜剧。这是一个经历磨难之后,众神归位的逻辑。而大结局部分的众神归位,是整个故事高潮(这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传统小说叙事的框架)和中心。不管作者们是否有意,他们所安排的众神归位,实际上是对文革的一种合法化的尝试。因为,文革作为一种磨难,使得众神得到考验并最终达到神位上升的结果。这与周星驰与张曼玉版《济公》里,济公的失位、归位、升位的情节如出一辙。在叙事的层面来说,这些作家之所以采用古典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个现代的经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理解的无力。如果说,非得把这些作者豁免的话,那我也要给他们带上一个被暴力政治的“太监”的帽子。
对于先锋派的“荒诞”叙述,作者这样评价:【荒诞叙述】“既叙述文革之‘荒诞’,也坚持叙述方法之‘荒诞’。‘结局’一定不会比‘初始情景’更好,从而打破祸与福、坏事与好事之间的常规因果关系;‘灾难来临的种种方式’成为叙述重点;反派可以理解,主人公则在受难期间犯错,且未必有获救机会;小说结构常显示受难过程并无意义,有些错误也永远无法纠正。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荒诞叙述’是千方百计要将文革‘解释’成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p226)。作者在这么充满生机的归纳面前,得出一个如此死气沉沉的结论,实在丧气。这里的“不可解释”,实际上暗示的是,不能再用古典叙述方式生产出的认知思维去解释现在出现的这件事了。这不是不可理解,而是需要另外的思考方式去理解。在先锋叙述中,多数旁观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参与迫害主人公(p203)。旁观者原本是大众的象征,但在这里,他们作为大众的力量在一瞬间被凝固,表现出的是麻木和冷漠。他们是在场的缺席。而使在场的缺席成为可能的,恰恰是那个缺席的在场,那个大写的父。旁观者,又是目击者。目击者不仅经历事件,而且消化事件。在消化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目击者被规训。大写的父通过惩罚当事人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告诫这些旁观者。换句话说,这些旁观者才是真正的当事人,而被惩罚的当事人才是被蒙蔽的目击者。这一错位无法被传统的叙事认知方式所以理解,只能被关押在“不可解释”的大门内。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清楚,条理分明。开篇,作者勾勒出集体书写的两层含义:个体的每一次书写都是对整体的改写;而每一次书写又是一次意识形态的介入 (p7)。在结构上,作者按照普洛普的形态神话学里对神话的分类方法,将所选取的50篇小说进行归类和概括。在选材上,作者也注意从三种角度选择样本: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p10-11);曾引起“社会争议”和受到政治批判的有关文革的小说(p11);被收入一些重要选本的有关文革的小说(p11-12)。从这三个角度选取样本,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和明智的。他们既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尺度,又能适当反映读者的接受程度。
书中,50篇小说被大致分为在横向上被分为四大段,29种情节。这四大段分别是开端,形势急转,意外发现,和结局 (p225)。在纵向上,这些小说又被归为四种叙事类型:符合大众趣味的“灾难”叙事,体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反省”叙事,先锋派的“荒诞”叙事,以及红卫兵和知青的“记忆”叙事(同上)。
在结构上,这书没的说。但是在对材料本身的挖掘和思考上,却是不够深入。举两例说明。作者这样概括符合大众趣味的“灾难”叙事:“只要不在灾难中死去,主人公在难后生活一定更加幸福。原先的情感缺憾也会得到弥补--从而显示‘因祸得福’的意义结构”(p225)。读者意犹未尽,而作者止笔于此,实在惹人恨。我自己的看法是,大众趣味的文革故事实际上已一个个的喜剧,是一个个建立在遗忘基础之上的喜剧。这是一个经历磨难之后,众神归位的逻辑。而大结局部分的众神归位,是整个故事高潮(这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传统小说叙事的框架)和中心。不管作者们是否有意,他们所安排的众神归位,实际上是对文革的一种合法化的尝试。因为,文革作为一种磨难,使得众神得到考验并最终达到神位上升的结果。这与周星驰与张曼玉版《济公》里,济公的失位、归位、升位的情节如出一辙。在叙事的层面来说,这些作家之所以采用古典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个现代的经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理解的无力。如果说,非得把这些作者豁免的话,那我也要给他们带上一个被暴力政治的“太监”的帽子。
对于先锋派的“荒诞”叙述,作者这样评价:【荒诞叙述】“既叙述文革之‘荒诞’,也坚持叙述方法之‘荒诞’。‘结局’一定不会比‘初始情景’更好,从而打破祸与福、坏事与好事之间的常规因果关系;‘灾难来临的种种方式’成为叙述重点;反派可以理解,主人公则在受难期间犯错,且未必有获救机会;小说结构常显示受难过程并无意义,有些错误也永远无法纠正。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荒诞叙述’是千方百计要将文革‘解释’成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p226)。作者在这么充满生机的归纳面前,得出一个如此死气沉沉的结论,实在丧气。这里的“不可解释”,实际上暗示的是,不能再用古典叙述方式生产出的认知思维去解释现在出现的这件事了。这不是不可理解,而是需要另外的思考方式去理解。在先锋叙述中,多数旁观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参与迫害主人公(p203)。旁观者原本是大众的象征,但在这里,他们作为大众的力量在一瞬间被凝固,表现出的是麻木和冷漠。他们是在场的缺席。而使在场的缺席成为可能的,恰恰是那个缺席的在场,那个大写的父。旁观者,又是目击者。目击者不仅经历事件,而且消化事件。在消化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目击者被规训。大写的父通过惩罚当事人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告诫这些旁观者。换句话说,这些旁观者才是真正的当事人,而被惩罚的当事人才是被蒙蔽的目击者。这一错位无法被传统的叙事认知方式所以理解,只能被关押在“不可解释”的大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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