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读书两茫茫
近些年来，一直缺少重量级的学术八卦，生活缺少了很多滋味，七月份《读书》的换帅为“文化人”和媒体提供了不少饭后谈资，从网络到纸媒一番铺天盖地地议论，把一件原本无足轻重的小事炒成时下热点，倒也引来眼球无数。
三十年《读书》回头望
提起《读书》，似乎人们总要从李洪林那篇《读书无禁区》开始，但无论是以建国以前的眼光，还是按90年代以后的偏好，这篇文章在内容、措词等方面算不上佳作。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特殊时期，它打破沉闷的气氛，发人所未发。建国后的很长时间是“知识”体面丢尽的年月，之前在思想上的压抑，在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推动下，一下子就被释放出来，十几年没有接触过正经书籍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空前的。而《读书》的定位恰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类刊物”，大量引介的西书、思想类的作品，非常符合当时人的偏好，成就了《读书》，也成就了诸多活跃在学术一线的新秀。
现在看起来，在八十年代要坚持这么一本刊物并不容易，但有在出版局主事的陈翰伯在背后支持，有资深出版人陈原主持大局，胡乔木随后也公平支持，前期的编委成员范用又是建国前就加入共产党的，人民出版社党组曾着其负责《读书》（1951年三联书店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1986年方独立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风气是自上而下，随着老干部、知识界重拾话语权，《读书》的存在也是为他们推动改革在吹风，种种这些最终使得《读书》平稳的走过来。
当然不仅如此，在整个八十年代，《读书》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老辈学术出版人，像陈翰伯、陈原，非常熟悉国内出版界应该着力的领域，他们两人先后主持的“商务汉译名著”，是近几十年最重要的译作丛书；第一批编委中的范用，则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做三联前身之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学徒，深谙出版的精髓，也是巴金《随想录》等书的编辑。除了他们对学术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外，他们对读书人的爱好非常熟悉，其本人也都是玩书、介绍书的行家，像范用的《爱读书的广告》、陈原的《书林漫步》等等，这是从民国传下的老传统，而《读书》在八十年代很好地承接了这个传统，像黄裳、姜德明、吕叔湘、金克木、张中行、冯亦代等人的文章在《读书》屡屡出现，这无疑迎合了很多老知识分子的口味。这两种思路也就是沈昌文津津乐道的“旧学新知”。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垄断的地位和高超的编辑技巧使《读书》吸引了青年学者，笼络了老辈学者。但不久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变，学术建制逐渐成熟、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也复杂化，刊物书籍种类也逐渐增多，人们可以选择阅读和发言的场所逐渐增多，读者群逐渐在分化，《读书》的定位必然不能满足所有的人，更为严重的或许是八九十年代的巨变以及其后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突显”，在思想评论方面以引介、鼓动为主要方式的《读书》明显满足不了读者新的需求。此时的主编沈昌文定位《读书》为“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他本人也强调闲读书、读闲书，这时的《读书》实际上是取了阅读的非功利一面。而另外一方面，沈昌文是一个精明的书商，娴于审时度势，长于与人沟通，不仅使《读书》获得了大量海外学者的支持，保持了部分引介新知的功能，《读书》的繁体字版本也在九十年代于港台发行。
而由于沈昌文对尖锐问题以及思想性文章地刻意回避，在1996年沈昌文退休之前，学术界便开始担心《读书》是否能延续过去的思想评论的传统，时任三联总经理的董秀玉在其后的一次回应中，提到《读书》的创始人是学问家兼出版家，走思想路线和学术理念的路子是很清楚的，而轮到她和沈昌文就已经不是学问家了，因此她比较倾向请学问家，这可以保证《读书》不偏离宗旨，经过协调，最终汪晖继任主编。
在随后的十年中，汪晖主持下的《读书》切实地履行了思想路线和学术理念，从汪晖刚上来引入的考古学开始，随后引入了三农、生态、女权主义等话题，包括了经济学、法学、环保、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这大大扩展了沈昌文时代以及范用时代所涉及的领域。但这种社科等严肃的学术问题引入以后，必然会冲淡《读书》此前较强的人文趣味，趋向学术化、专业化，虽然这在学术界、思想界有着比较好的反响，但引起了很多老读者的不满，因为“读不懂”了，不少读者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对很多老读者来说，《读书》只是他们的休闲读物，当它的话题越来越沉重，言词越来越拗口的时候，怀旧的情绪不免开始上涨。
然而这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近十几年包括《读书》在内的任何刊物在公共思想界的重要性都已经大大地降低，尤其是当前网络媒体迅速扩张的时代，任何平面媒体的变动都不足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但《读书》例外，因为它所涉及的争议是当前学术界纷争的缩影。
许纪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就是公共思想界从“同一”走向了“分化”，经过思想与学术、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三拨论争与分化，在90年代末，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山头林立。在90年代后期，刘军宁、贺卫方等人引入了哈耶克的作品、出版了“公共论丛”、“宪政译丛”等著作，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引起思想界的极大触动，而汪晖、甘阳等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汪在《天涯》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及此后的文章全面分析了全球化背后的压迫关系等，从思想界的分歧从观念上深入到利益。从1998年开始，两派人物加入讨论，“新左派”的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和汪晖等人，自由主义的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论战的场所从《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并逐渐扩散。
或许笔者在这里仅引用许纪霖先生的分析会有偏见以及简化叙述之嫌，也不管汪晖如何置辩自己并非新左派而是新批判知识分子，事实上，不仅两派学者刊发了大量的文章，相应的追随者也产生了大量的口水，互相批判对方代表某些利益群体等等，这成了九十年代末，新世纪之初思想界最显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汪主编的《读书》不可避免同人化，自然也就被不同意汪晖观点的人看成是某派别的舆论阵地、丧失了包容性。《南都周刊》最近的专题中，袁伟时认为，“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某位《读书》老读者则说，《读书》看起来似乎中立，也发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导位置的绝对是“新左派”的文章，当然这些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代表了一部分人对《读书》的看法，这才是汪晖以及近年来《读书》备受指责之处。
换帅阴谋论
基于种种原因，三联书店结束了汪晖十一年的主编过程，随他而去的还有黄平，使这次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便是《新京报》的记者在三联书店未出公告的时代就率先暗示了汪晖离去的消息，但当时未经证实，反而受到了《读书》编辑孟晖以及关联人士《书城》李少君等人的强烈指责。然而戏剧性的变化是在7月11日，《中华读书报》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不但没有解决《新京报》带来的疑惑，反而引发了更大的讨论，甚至有人猜测汪晖如何受某股势力的迫害被排挤出局。
其实相似的事情，在沈昌文离去后一段时间，也曾发生过。随着汪晖在1997年以后陆续刊发了“新左派”的文章，在持其它立场的一些《读书》读者眼里，《读书》沦为替政府说话的境地。这或许也并不是十分重要，相似的事情发生在长江读书奖之中。该奖项由费孝通任名誉主席，汪晖、黄平和汪丁丁任评选学术委员会，钱理群等人任委员，评选结果出来后，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赫然在列，违反了通常意义上的程序正义，从而引发了评选过程是否公正的争议，秦晖、徐友渔、朱学勤、葛剑雄等学者均发表了个人看法，而媒体则冠之以“学术腐败、丑闻”，而其它的参与者或有提及汪晖的道德水准等。
长江读书奖公布以前，戴睛刊发了《绝不花钱买宣传》，指责《读书》背弃了独立的立场，这话汪晖没有出来反驳，但让甘阳很不舒服，他认为，“把《读书》说成是官方的“宣传”品，却是信口雄黄，严重损坏了《读书》及其编者和作者的名誉”，除此以外，提及有人为沈昌文造势，营造沈是受到迫害而退休，笔名为“亦远”的人对此质疑，提及《读书》纪念光碟中删除了涉及沈昌文被迫辞职的文章，并质疑甘阳行文的语气过于官气。“亦远”的文章被挂名沈昌文在网上到处转载，再加上与此同时媒体对长江读书奖的攻击，很多人以为这背后存在黑手。随后大跌眼镜的是甘阳的《无可奈何答昌文，百般不解说〈读书〉》，他破口大骂道“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这在近十几年学者的公开争论中非常罕见。
除此以外，甘阳揣测沈的心理，认为他“希望造成自己是受迫害而被迫退休的光荣形象”，“把《读书》当成了自家的私物，不能占有就宁可毁去，似乎不毁掉《读书》作陪葬他的退休就不值，似乎不搞臭搞垮别人主持的《读书》，就不足以发泄他个人的失落感”，不仅如此，沈还“用尽种种迹近无赖的手段破坏《读书》的工作，包括大量截取扣压作者寄给《读书》的稿件”等。在甘阳那里，不仅沈昌文对退休心生怨恨，当年沈昌文就利用给他的那点权力，把时任《读书》编辑部主任王焱先生赶出《读书》和三联书店。最终不仅亦远自己声明本人并非沈昌文，并逐条批驳了甘一文，三联总经理董秀玉出来声明，明确说明，主编任免权在三联书店社委会，但需新闻出版署同意，沈退休确因年纪到限，而涉及沈退休的文章一事则与此无关。
事隔多年，故事再一次被提起或者粉刷重演，韩德强等新左派主持的论坛“乌有之乡”，洁理的文章认为《读书》此次换帅事件，是自由主义人士找高层，通过三联书店党委撤换了主编，是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扼杀，是自由主义伙同政府对言论进行控制等等，也有讲法直指沈昌文，认为沈昌文是此次换帅事件的幕后黑手。洗岩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国改革》，到今天的《读书》，为时不过两年，新左派三大公共言论的纸媒阵地已经三易其二，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天涯》在苦苦支撑，而自由主义此刻站在权力一边，而独有《读书》等左翼声音，肩负起了质疑和批评权力的责任。汪晖在《南都周刊》认为此次换帅是“官僚体制加强统一管理的力量，总想夺取或取消《读书》这个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诸如《新京报》这样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还是市场的媒体力量。”意指三联书店的管理层收权，过于独立的他及黄平不再受欢迎等等，在《南方人物周刊》更表示，“则是用组织和行政的逻辑扼杀这个思想空间”。这和钱理群的论调相当，钱理群担心《读书》换帅“将舆论空间体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编”。
事实到底如何，谁都不知道，作为局外人也不应该妄自揣测，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读书》至始自终都是三联书店的下属期刊，人事任免权也从未旁落他人，从范用到沈昌文、从沈昌文到汪晖，主编从来都不是选出来的，所谓民意对主编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作为曾经的《读书》主编和顶头上司，范用说“我是党员，当然要对党负责。”，而沈昌文的任命则是“领导坚持让我去《读书》，因为我的党员身份，特别派我去把关”，而汪晖的任命也是经过了陈原面试、社委会的批准。这就需要追问，《读书》什么时候不是官僚下的产物，什么时候逃离过体制的控制了？即便《读书》的历史有过反抗的声音，戴着脚镣跳舞下的争论也只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各自上头有人罢了，何曾存在过钱理群提到的“体制内的民间刊物”的状态。因此汪晖说出上述一段话，是不了解《读书》的历史呢，还是过于天真地看待《读书》的独立性，让人不解。
即便假设《读书》以及三联书店是独立于意识形态的，那作为行为主体的三联书店也有足够的权利和能力去挑选和任命主编也都是三联书店绝对的权力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晖只是一个打工的。三联书店对《读书》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主编，得失成败的承担者都是三联书店，而与他人无关。
谁做主编，《读书》为何？
不管此次换帅是某派的阴谋，还是因为三联的收权，抑或如三联所说主编不能身兼二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汪晖作为《读书》的主编是否合格？《读书》的主编应该是什么样子？
如果汪晖人与其对立派别的讨论还只是学术之争，那么长江读书奖的事件是汪晖在个人行为上的硬伤，虽然这和汪晖的学术评判、编辑水平毫无关联，但基于其主编的职位，很难让人相信其把握公正评判的立场。不仅在此次事件，在《读书》2002年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汪晖写到，“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文意剑指雷颐2001年年中公布与哈贝马斯见面时对话，因为其中涉及了中国当前对立的两个思想、学术派别之争，以及对新左派的批评。其后徐友渔致函编辑部做了批评，回复徐的信中，汪认为，因为雷颐提及汪时是以《读书》主编的身份，因此针对汪，便是“伤害了《读书》杂志正在进行的思想和学术的讨论，也伤害了《读书》的作者和编者”，言外之意，批评主编便等于批评杂志，也就是批评了《读书》的作者和编辑，这种逻辑闻所未闻，成名大报、著名期刊从未见过如此行事，如此行事使得《读书》丧失了公正交流平台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汪晖绝不合格，早就应该引咎辞职。
尽管汪晖认为，“《读书》有自己的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某一派的阵地。你只要看一看这十一年中为《读书》写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不可能被划在一个单纯的派别里”，但这不代表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任命汪晖之时，学术界、思想界未分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还不存在，那尚且没有问题，但之后两派观点立场差异是如此之大，纷争如此之广，以汪晖立场之鲜明，即便汪晖无心偏颇，也很难吸引与之相对的学术观点的文章，而《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同人刊物，从逻辑上来看，《读书》成为某派的阵地也势在必然，而《读书》成为新左派的阵地，这不仅自由主义的人在说，新左派更以此为豪，例如前面引用洗岩的话，而此次换帅，乌有之乡网站的网友则感到痛失阵地。但不管如何，事已至此，谈《读书》与汪晖之间关系已经不重要了，正如董秀玉所言，为什么没有人谈潘振平、吴彬？如果真心关心《读书》，未来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吗？
什么样的编辑才是合格的编辑？作为学术思想类刊物的编辑，尤其是非同人性质的此类刊物，非常忌讳编辑存在鲜明的立场，否则即便无心，也会破坏刊物的开放性，而成名的学者往往因为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会观点清晰、立场明确，两者几乎存在天然的冲突。有人提出，如果不是成名学者，又如何能做出好的刊物、鉴别好的文章呢？然而即便是世界上顶级的学术期刊，也未必需要顶级的学者来主编，而美国大部分大学的法律评论则是由学生主编，北京大学以书代刊的《北大法律评论》也是由学生主编，未见其水准差到哪里去，并且在学术期刊中，往往引入匿名审稿人以保证稿件质量。编辑的作用在于联络作者、策划选题、兼收并蓄，善于协调、组织，这需要编辑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取心，也就是沈昌文提出的“无能、无为、无我”。对于《读书》这种涉及学科广泛的刊物，编辑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量，而学者往往追求思想深度，除非天资聪慧，一般很难博览百家，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编辑组稿倾向于主动，那么对不懂的专业的发言、组稿难免会有失偏颇。
作为《读书》，从最初的“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类”刊物，到现在关注民生、深入到主义的偏近“学术”刊物，《读书》近十几年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定位不清晰，它不通俗、不大众，连前任范用、沈昌文等都嫌看不懂，所以它很难吸引把读书当成闲趣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流失了原先因此而喜爱《读书》的读者。而另外一方面，尽管当下《读书》上的作者有不少是学术名家，但《读书》不是学术刊物。尽管汪晖认为，自他上任主编使《读书》增强了学术性和思想的深度，但让人质疑的是，《读书》的文章没有文章分类号、摘要、关键字，文中文后也没有参考文献和注释，更别提匿名审稿等等，任何一本正式的学术刊物，如何引用读书，这样的刊物如何能当学术二字。并且即便是有人把《读书》当成学术刊物，在当前学科分化的趋势，《读书》当下学科博杂的状态，《读书》敌得过专业的学术期刊吗？
论起思想性，就更让人生疑，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有思想的，《万象》、《书象》就没有思想吗？《读书》的文章如何证明比别人更有思想？故作深沉、严肃的话题和思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需要指出，当下中国问题复杂，已经远远超出思想争论的层面，没有学术以及实践层面的支撑，如何能正确的对各派思想进行判断，这很容易陷于空谈，沦为口水之争，其实早在九十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脱离了思想纷争，投身于学术或实践，正是出于此种意义。而汪晖认为的《读书》近十年成为成为某些思想讨论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过于自夸，近十年媒体迅速成长，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等都起过重要的影响，随后网络发达的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曾因为网络的传播而扩大了影响，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今年的山西奴工案等等。《读书》一支独秀的时代早已不存在，又何来“中心舞台”？
更为有意思的是，多数人提起《读书》的过往，总会冠以“思想旗帜”，那么是谁的思想旗帜，或许可能代表八十年代同一化的思想诉求，但现在是主流媒体的吗，是民间吗？恐怕谁都代表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读书》的式微是思想多元化的结果，也映衬了《读书》辉煌过的八十年代的思想是多么的匮乏，那么问题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旗帜吗？而今《读书》只是一本刊物，不管是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是新左派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是娱乐的、还是严肃的，都有存在的必要，哪怕如汪晖所说，《读书》应该专注于不同的声音，以边缘的视角看世界，都可以，只要三联书店愿意。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读者的检验，没有永远领先的思想，只有被人接受的思想，读者如果不满意可以建议，仍不满意大可用脚投票，现在已经不比八十年代，读者有着非常广阔的选择。不管明里暗地传来什么样的压迫，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话语空间一直在扩大，可以看的、说的东西越来越宽广，也并没有一本非看不可的杂志。
2007年作
三十年《读书》回头望
提起《读书》，似乎人们总要从李洪林那篇《读书无禁区》开始，但无论是以建国以前的眼光，还是按90年代以后的偏好，这篇文章在内容、措词等方面算不上佳作。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特殊时期，它打破沉闷的气氛，发人所未发。建国后的很长时间是“知识”体面丢尽的年月，之前在思想上的压抑，在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推动下，一下子就被释放出来，十几年没有接触过正经书籍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空前的。而《读书》的定位恰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类刊物”，大量引介的西书、思想类的作品，非常符合当时人的偏好，成就了《读书》，也成就了诸多活跃在学术一线的新秀。
现在看起来，在八十年代要坚持这么一本刊物并不容易，但有在出版局主事的陈翰伯在背后支持，有资深出版人陈原主持大局，胡乔木随后也公平支持，前期的编委成员范用又是建国前就加入共产党的，人民出版社党组曾着其负责《读书》（1951年三联书店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1986年方独立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风气是自上而下，随着老干部、知识界重拾话语权，《读书》的存在也是为他们推动改革在吹风，种种这些最终使得《读书》平稳的走过来。
当然不仅如此，在整个八十年代，《读书》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老辈学术出版人，像陈翰伯、陈原，非常熟悉国内出版界应该着力的领域，他们两人先后主持的“商务汉译名著”，是近几十年最重要的译作丛书；第一批编委中的范用，则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做三联前身之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学徒，深谙出版的精髓，也是巴金《随想录》等书的编辑。除了他们对学术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外，他们对读书人的爱好非常熟悉，其本人也都是玩书、介绍书的行家，像范用的《爱读书的广告》、陈原的《书林漫步》等等，这是从民国传下的老传统，而《读书》在八十年代很好地承接了这个传统，像黄裳、姜德明、吕叔湘、金克木、张中行、冯亦代等人的文章在《读书》屡屡出现，这无疑迎合了很多老知识分子的口味。这两种思路也就是沈昌文津津乐道的“旧学新知”。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垄断的地位和高超的编辑技巧使《读书》吸引了青年学者，笼络了老辈学者。但不久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变，学术建制逐渐成熟、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也复杂化，刊物书籍种类也逐渐增多，人们可以选择阅读和发言的场所逐渐增多，读者群逐渐在分化，《读书》的定位必然不能满足所有的人，更为严重的或许是八九十年代的巨变以及其后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突显”，在思想评论方面以引介、鼓动为主要方式的《读书》明显满足不了读者新的需求。此时的主编沈昌文定位《读书》为“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他本人也强调闲读书、读闲书，这时的《读书》实际上是取了阅读的非功利一面。而另外一方面，沈昌文是一个精明的书商，娴于审时度势，长于与人沟通，不仅使《读书》获得了大量海外学者的支持，保持了部分引介新知的功能，《读书》的繁体字版本也在九十年代于港台发行。
而由于沈昌文对尖锐问题以及思想性文章地刻意回避，在1996年沈昌文退休之前，学术界便开始担心《读书》是否能延续过去的思想评论的传统，时任三联总经理的董秀玉在其后的一次回应中，提到《读书》的创始人是学问家兼出版家，走思想路线和学术理念的路子是很清楚的，而轮到她和沈昌文就已经不是学问家了，因此她比较倾向请学问家，这可以保证《读书》不偏离宗旨，经过协调，最终汪晖继任主编。
在随后的十年中，汪晖主持下的《读书》切实地履行了思想路线和学术理念，从汪晖刚上来引入的考古学开始，随后引入了三农、生态、女权主义等话题，包括了经济学、法学、环保、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这大大扩展了沈昌文时代以及范用时代所涉及的领域。但这种社科等严肃的学术问题引入以后，必然会冲淡《读书》此前较强的人文趣味，趋向学术化、专业化，虽然这在学术界、思想界有着比较好的反响，但引起了很多老读者的不满，因为“读不懂”了，不少读者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对很多老读者来说，《读书》只是他们的休闲读物，当它的话题越来越沉重，言词越来越拗口的时候，怀旧的情绪不免开始上涨。
然而这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近十几年包括《读书》在内的任何刊物在公共思想界的重要性都已经大大地降低，尤其是当前网络媒体迅速扩张的时代，任何平面媒体的变动都不足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但《读书》例外，因为它所涉及的争议是当前学术界纷争的缩影。
许纪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就是公共思想界从“同一”走向了“分化”，经过思想与学术、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三拨论争与分化，在90年代末，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山头林立。在90年代后期，刘军宁、贺卫方等人引入了哈耶克的作品、出版了“公共论丛”、“宪政译丛”等著作，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引起思想界的极大触动，而汪晖、甘阳等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汪在《天涯》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及此后的文章全面分析了全球化背后的压迫关系等，从思想界的分歧从观念上深入到利益。从1998年开始，两派人物加入讨论，“新左派”的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和汪晖等人，自由主义的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论战的场所从《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并逐渐扩散。
或许笔者在这里仅引用许纪霖先生的分析会有偏见以及简化叙述之嫌，也不管汪晖如何置辩自己并非新左派而是新批判知识分子，事实上，不仅两派学者刊发了大量的文章，相应的追随者也产生了大量的口水，互相批判对方代表某些利益群体等等，这成了九十年代末，新世纪之初思想界最显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汪主编的《读书》不可避免同人化，自然也就被不同意汪晖观点的人看成是某派别的舆论阵地、丧失了包容性。《南都周刊》最近的专题中，袁伟时认为，“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某位《读书》老读者则说，《读书》看起来似乎中立，也发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导位置的绝对是“新左派”的文章，当然这些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代表了一部分人对《读书》的看法，这才是汪晖以及近年来《读书》备受指责之处。
换帅阴谋论
基于种种原因，三联书店结束了汪晖十一年的主编过程，随他而去的还有黄平，使这次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便是《新京报》的记者在三联书店未出公告的时代就率先暗示了汪晖离去的消息，但当时未经证实，反而受到了《读书》编辑孟晖以及关联人士《书城》李少君等人的强烈指责。然而戏剧性的变化是在7月11日，《中华读书报》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不但没有解决《新京报》带来的疑惑，反而引发了更大的讨论，甚至有人猜测汪晖如何受某股势力的迫害被排挤出局。
其实相似的事情，在沈昌文离去后一段时间，也曾发生过。随着汪晖在1997年以后陆续刊发了“新左派”的文章，在持其它立场的一些《读书》读者眼里，《读书》沦为替政府说话的境地。这或许也并不是十分重要，相似的事情发生在长江读书奖之中。该奖项由费孝通任名誉主席，汪晖、黄平和汪丁丁任评选学术委员会，钱理群等人任委员，评选结果出来后，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赫然在列，违反了通常意义上的程序正义，从而引发了评选过程是否公正的争议，秦晖、徐友渔、朱学勤、葛剑雄等学者均发表了个人看法，而媒体则冠之以“学术腐败、丑闻”，而其它的参与者或有提及汪晖的道德水准等。
长江读书奖公布以前，戴睛刊发了《绝不花钱买宣传》，指责《读书》背弃了独立的立场，这话汪晖没有出来反驳，但让甘阳很不舒服，他认为，“把《读书》说成是官方的“宣传”品，却是信口雄黄，严重损坏了《读书》及其编者和作者的名誉”，除此以外，提及有人为沈昌文造势，营造沈是受到迫害而退休，笔名为“亦远”的人对此质疑，提及《读书》纪念光碟中删除了涉及沈昌文被迫辞职的文章，并质疑甘阳行文的语气过于官气。“亦远”的文章被挂名沈昌文在网上到处转载，再加上与此同时媒体对长江读书奖的攻击，很多人以为这背后存在黑手。随后大跌眼镜的是甘阳的《无可奈何答昌文，百般不解说〈读书〉》，他破口大骂道“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这在近十几年学者的公开争论中非常罕见。
除此以外，甘阳揣测沈的心理，认为他“希望造成自己是受迫害而被迫退休的光荣形象”，“把《读书》当成了自家的私物，不能占有就宁可毁去，似乎不毁掉《读书》作陪葬他的退休就不值，似乎不搞臭搞垮别人主持的《读书》，就不足以发泄他个人的失落感”，不仅如此，沈还“用尽种种迹近无赖的手段破坏《读书》的工作，包括大量截取扣压作者寄给《读书》的稿件”等。在甘阳那里，不仅沈昌文对退休心生怨恨，当年沈昌文就利用给他的那点权力，把时任《读书》编辑部主任王焱先生赶出《读书》和三联书店。最终不仅亦远自己声明本人并非沈昌文，并逐条批驳了甘一文，三联总经理董秀玉出来声明，明确说明，主编任免权在三联书店社委会，但需新闻出版署同意，沈退休确因年纪到限，而涉及沈退休的文章一事则与此无关。
事隔多年，故事再一次被提起或者粉刷重演，韩德强等新左派主持的论坛“乌有之乡”，洁理的文章认为《读书》此次换帅事件，是自由主义人士找高层，通过三联书店党委撤换了主编，是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扼杀，是自由主义伙同政府对言论进行控制等等，也有讲法直指沈昌文，认为沈昌文是此次换帅事件的幕后黑手。洗岩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国改革》，到今天的《读书》，为时不过两年，新左派三大公共言论的纸媒阵地已经三易其二，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天涯》在苦苦支撑，而自由主义此刻站在权力一边，而独有《读书》等左翼声音，肩负起了质疑和批评权力的责任。汪晖在《南都周刊》认为此次换帅是“官僚体制加强统一管理的力量，总想夺取或取消《读书》这个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诸如《新京报》这样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还是市场的媒体力量。”意指三联书店的管理层收权，过于独立的他及黄平不再受欢迎等等，在《南方人物周刊》更表示，“则是用组织和行政的逻辑扼杀这个思想空间”。这和钱理群的论调相当，钱理群担心《读书》换帅“将舆论空间体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编”。
事实到底如何，谁都不知道，作为局外人也不应该妄自揣测，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读书》至始自终都是三联书店的下属期刊，人事任免权也从未旁落他人，从范用到沈昌文、从沈昌文到汪晖，主编从来都不是选出来的，所谓民意对主编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作为曾经的《读书》主编和顶头上司，范用说“我是党员，当然要对党负责。”，而沈昌文的任命则是“领导坚持让我去《读书》，因为我的党员身份，特别派我去把关”，而汪晖的任命也是经过了陈原面试、社委会的批准。这就需要追问，《读书》什么时候不是官僚下的产物，什么时候逃离过体制的控制了？即便《读书》的历史有过反抗的声音，戴着脚镣跳舞下的争论也只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各自上头有人罢了，何曾存在过钱理群提到的“体制内的民间刊物”的状态。因此汪晖说出上述一段话，是不了解《读书》的历史呢，还是过于天真地看待《读书》的独立性，让人不解。
即便假设《读书》以及三联书店是独立于意识形态的，那作为行为主体的三联书店也有足够的权利和能力去挑选和任命主编也都是三联书店绝对的权力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晖只是一个打工的。三联书店对《读书》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主编，得失成败的承担者都是三联书店，而与他人无关。
谁做主编，《读书》为何？
不管此次换帅是某派的阴谋，还是因为三联的收权，抑或如三联所说主编不能身兼二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汪晖作为《读书》的主编是否合格？《读书》的主编应该是什么样子？
如果汪晖人与其对立派别的讨论还只是学术之争，那么长江读书奖的事件是汪晖在个人行为上的硬伤，虽然这和汪晖的学术评判、编辑水平毫无关联，但基于其主编的职位，很难让人相信其把握公正评判的立场。不仅在此次事件，在《读书》2002年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汪晖写到，“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文意剑指雷颐2001年年中公布与哈贝马斯见面时对话，因为其中涉及了中国当前对立的两个思想、学术派别之争，以及对新左派的批评。其后徐友渔致函编辑部做了批评，回复徐的信中，汪认为，因为雷颐提及汪时是以《读书》主编的身份，因此针对汪，便是“伤害了《读书》杂志正在进行的思想和学术的讨论，也伤害了《读书》的作者和编者”，言外之意，批评主编便等于批评杂志，也就是批评了《读书》的作者和编辑，这种逻辑闻所未闻，成名大报、著名期刊从未见过如此行事，如此行事使得《读书》丧失了公正交流平台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汪晖绝不合格，早就应该引咎辞职。
尽管汪晖认为，“《读书》有自己的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某一派的阵地。你只要看一看这十一年中为《读书》写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不可能被划在一个单纯的派别里”，但这不代表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任命汪晖之时，学术界、思想界未分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还不存在，那尚且没有问题，但之后两派观点立场差异是如此之大，纷争如此之广，以汪晖立场之鲜明，即便汪晖无心偏颇，也很难吸引与之相对的学术观点的文章，而《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同人刊物，从逻辑上来看，《读书》成为某派的阵地也势在必然，而《读书》成为新左派的阵地，这不仅自由主义的人在说，新左派更以此为豪，例如前面引用洗岩的话，而此次换帅，乌有之乡网站的网友则感到痛失阵地。但不管如何，事已至此，谈《读书》与汪晖之间关系已经不重要了，正如董秀玉所言，为什么没有人谈潘振平、吴彬？如果真心关心《读书》，未来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吗？
什么样的编辑才是合格的编辑？作为学术思想类刊物的编辑，尤其是非同人性质的此类刊物，非常忌讳编辑存在鲜明的立场，否则即便无心，也会破坏刊物的开放性，而成名的学者往往因为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会观点清晰、立场明确，两者几乎存在天然的冲突。有人提出，如果不是成名学者，又如何能做出好的刊物、鉴别好的文章呢？然而即便是世界上顶级的学术期刊，也未必需要顶级的学者来主编，而美国大部分大学的法律评论则是由学生主编，北京大学以书代刊的《北大法律评论》也是由学生主编，未见其水准差到哪里去，并且在学术期刊中，往往引入匿名审稿人以保证稿件质量。编辑的作用在于联络作者、策划选题、兼收并蓄，善于协调、组织，这需要编辑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取心，也就是沈昌文提出的“无能、无为、无我”。对于《读书》这种涉及学科广泛的刊物，编辑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量，而学者往往追求思想深度，除非天资聪慧，一般很难博览百家，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编辑组稿倾向于主动，那么对不懂的专业的发言、组稿难免会有失偏颇。
作为《读书》，从最初的“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类”刊物，到现在关注民生、深入到主义的偏近“学术”刊物，《读书》近十几年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定位不清晰，它不通俗、不大众，连前任范用、沈昌文等都嫌看不懂，所以它很难吸引把读书当成闲趣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流失了原先因此而喜爱《读书》的读者。而另外一方面，尽管当下《读书》上的作者有不少是学术名家，但《读书》不是学术刊物。尽管汪晖认为，自他上任主编使《读书》增强了学术性和思想的深度，但让人质疑的是，《读书》的文章没有文章分类号、摘要、关键字，文中文后也没有参考文献和注释，更别提匿名审稿等等，任何一本正式的学术刊物，如何引用读书，这样的刊物如何能当学术二字。并且即便是有人把《读书》当成学术刊物，在当前学科分化的趋势，《读书》当下学科博杂的状态，《读书》敌得过专业的学术期刊吗？
论起思想性，就更让人生疑，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有思想的，《万象》、《书象》就没有思想吗？《读书》的文章如何证明比别人更有思想？故作深沉、严肃的话题和思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需要指出，当下中国问题复杂，已经远远超出思想争论的层面，没有学术以及实践层面的支撑，如何能正确的对各派思想进行判断，这很容易陷于空谈，沦为口水之争，其实早在九十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脱离了思想纷争，投身于学术或实践，正是出于此种意义。而汪晖认为的《读书》近十年成为成为某些思想讨论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过于自夸，近十年媒体迅速成长，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等都起过重要的影响，随后网络发达的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曾因为网络的传播而扩大了影响，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今年的山西奴工案等等。《读书》一支独秀的时代早已不存在，又何来“中心舞台”？
更为有意思的是，多数人提起《读书》的过往，总会冠以“思想旗帜”，那么是谁的思想旗帜，或许可能代表八十年代同一化的思想诉求，但现在是主流媒体的吗，是民间吗？恐怕谁都代表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读书》的式微是思想多元化的结果，也映衬了《读书》辉煌过的八十年代的思想是多么的匮乏，那么问题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旗帜吗？而今《读书》只是一本刊物，不管是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是新左派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是娱乐的、还是严肃的，都有存在的必要，哪怕如汪晖所说，《读书》应该专注于不同的声音，以边缘的视角看世界，都可以，只要三联书店愿意。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读者的检验，没有永远领先的思想，只有被人接受的思想，读者如果不满意可以建议，仍不满意大可用脚投票，现在已经不比八十年代，读者有着非常广阔的选择。不管明里暗地传来什么样的压迫，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话语空间一直在扩大，可以看的、说的东西越来越宽广，也并没有一本非看不可的杂志。
2007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