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二元论
钱老的《我的精神自传》已经读了五天，文【这一定是不该出现的词汇】革回忆的部分尤其振聋发聩。说到国民性的问题上，钱老归纳中国知识分子三大劣根性之一就是二元论的思维定势，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一定要泾渭分明。今日在公车上巧遇让座一幕，我便忽发感慨，或许二元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沉疴旧疾。
多年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与父亲同乘公交车，偏巧全车的座位都坐满了人。一位姑娘见老人上车，可父亲却是刚做完痔疮手术，医生叮嘱勿坐，这样的私事老父自然不足为外人道，便谢绝姑娘一番好意，可谁知姑娘竟也是执拗的性子，涨红着脸硬是要让座，父亲虽不便，只好坐下方才了事。
我在现实生活里还识得这样一位叔叔：四十上下年纪，本也是古道热肠的热血汉子，无奈几年前大病一场，落下病根，虽从外表看来仍是精瘦年轻，但亲近之人才知，一病之后元气大伤，公交之上，自是再不能让座。而现今生活条件转好，医疗系统发达，可是有不少上了年纪之人的身体好过我这位叔叔。
可问题是，对于匆匆一面的公交车上偶遇的陌生人而言，又哪里知道这么多背后的故事？所以才会有掌掴拒不让座的年轻人的荒诞事情发生，才会有但凡去到一个陌生城市，见公交车上老人站立拉环，便武断定论，“这个城市的人素质太差”。
当然或许这只是少数情况，然而连让座这样被果断贴上“敬老爱幼”好人卡的事都可以如此复杂，更无论那些本身就真伪难辨的事情，则愈加的难以断清了。
而我再细想，这一种二元论实际上贯穿了从古至今，中国早已有之。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好与坏，忠与奸，苦与甜，所以岳飞永远是青山英魂，秦桧就一直是奸邪佞臣。正直永远是和忠贞、勇猛、凛冽、勤劳、仁爱、恭俭这样的词语连续在一起，而奸邪就一定是谄媚、胆怯、狡猾、放肆、卑鄙、无耻的。素不知女儿家既有团扇扑流莺的娇憨，又有临水葬落花的自伤。相比西方自古希腊就开始孕育起的叙事文学，美狄亚既有如此痴心，又兼如此狠绝的一面，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式的人物形象可是单薄逊色太多。所以当代文学一段很长时期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套路未必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源可因。而这一种简单的二元思想不仅仅反映在了文学的漫漫长河中，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亦然。我们之于法律的态度，便只有简单的犯罪/不犯罪概念，所以欠债就得还钱，杀人一定要偿命。犯罪者何须经过庭审，直接拉去批【也给括了吧】斗大会，有罪吗？有罪！然后群情激奋，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二元论的思维定势极易流于极端，如同最近激起激烈民【无奈肯定又被和谐】族情【又来了】绪的DY岛事件，要么是唯上级是瞻的奴才心理，要么就是fascism 式的暴【这个肯定被和谐】乱。在这一种激情涌动的暗潮面前，理智的声音被淹没。
我便开始思考，为何我们自古以来总是在走这样的路子？社会分析的触角往往伸向经济基础。陈文忠老师的一句话深刻概括了历史书上的一大段文字：西方发展工商业，最重要的是公平买卖，所以孕育民主，而中国小农经济，要依靠灌溉工程，所以需要专制主【这个词在哪里都是敏感的吗】义。这样想的话，这个问题似乎就很好解决了，一个人可以是矛盾的，所以历代前后作为不一的皇帝如过江之鲫，而对于人君来说，选贤与能就只有忠与不忠，从与不从，降与不降。君不见持辩证法思想的东坡居士半生闲居江湖，空叹早生华发么？
为了避开这一弊端，那么我们就必须突破二元论的思维定势，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情势瞬息万变，若一眼就可万年，沧海也能桑田，有哪来的闲心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又哪一个不是雷厉风行的主？沛公迟走一刻，便是项庄剑下之鬼，孔明稍是犹豫，就成司马公阶下之囚。如若我们掌握不好这个度，便极易沦为中庸主【剁了我的手吧】义。中庸有时候是中国的致胜法宝，它韬光养晦，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可有时候也是自伤武器，集体的在沉默中灭亡，可怜，可恨。就似钱老在书中提到的，重蹈周作人的悲剧——他没有守好民【特殊时期啊】族主【这个词哪里有问题了】义的底线，最终只落得个“汉【WHF这是我唯一的想法】奸文人”的骂名。没有守好民【最后一次了吧】族主【最后一次】义的底线，又岂止周作人一人？汪精卫少年诗云，“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的酣畅淋漓，荡气回肠，大义凛然，革命气魄力透纸背！他大概到死都是想着要救中国的，可惜一着不慎误终身。
他们不爱国吗？不，他们都是爱国的，可惜清醒得太甚，又不似鲁迅这样清醒得彻底，世界公民的意识太强大，只造成民【这句是临时加上的】族主【真的是最后一次了】义的淡薄，便所谓此消彼长。但话说回来，似鲁迅一般的痛苦愤懑，又有什么解脱可言呢？
所以我们虽然不赞二元主【我擦】义的机械思维，但依然主张仍是有一个基本标准或是说底线，可这样的说的话，若凡事皆用标准或底线衡量，是适合还是不适合，不正是另一层的二元论？
看来中国人不可避免总是要走入二元论的死胡同。
多年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与父亲同乘公交车，偏巧全车的座位都坐满了人。一位姑娘见老人上车，可父亲却是刚做完痔疮手术，医生叮嘱勿坐，这样的私事老父自然不足为外人道，便谢绝姑娘一番好意，可谁知姑娘竟也是执拗的性子，涨红着脸硬是要让座，父亲虽不便，只好坐下方才了事。
我在现实生活里还识得这样一位叔叔：四十上下年纪，本也是古道热肠的热血汉子，无奈几年前大病一场，落下病根，虽从外表看来仍是精瘦年轻，但亲近之人才知，一病之后元气大伤，公交之上，自是再不能让座。而现今生活条件转好，医疗系统发达，可是有不少上了年纪之人的身体好过我这位叔叔。
可问题是，对于匆匆一面的公交车上偶遇的陌生人而言，又哪里知道这么多背后的故事？所以才会有掌掴拒不让座的年轻人的荒诞事情发生，才会有但凡去到一个陌生城市，见公交车上老人站立拉环，便武断定论，“这个城市的人素质太差”。
当然或许这只是少数情况，然而连让座这样被果断贴上“敬老爱幼”好人卡的事都可以如此复杂，更无论那些本身就真伪难辨的事情，则愈加的难以断清了。
而我再细想，这一种二元论实际上贯穿了从古至今，中国早已有之。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好与坏，忠与奸，苦与甜，所以岳飞永远是青山英魂，秦桧就一直是奸邪佞臣。正直永远是和忠贞、勇猛、凛冽、勤劳、仁爱、恭俭这样的词语连续在一起，而奸邪就一定是谄媚、胆怯、狡猾、放肆、卑鄙、无耻的。素不知女儿家既有团扇扑流莺的娇憨，又有临水葬落花的自伤。相比西方自古希腊就开始孕育起的叙事文学，美狄亚既有如此痴心，又兼如此狠绝的一面，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式的人物形象可是单薄逊色太多。所以当代文学一段很长时期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套路未必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源可因。而这一种简单的二元思想不仅仅反映在了文学的漫漫长河中，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亦然。我们之于法律的态度，便只有简单的犯罪/不犯罪概念，所以欠债就得还钱，杀人一定要偿命。犯罪者何须经过庭审，直接拉去批【也给括了吧】斗大会，有罪吗？有罪！然后群情激奋，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二元论的思维定势极易流于极端，如同最近激起激烈民【无奈肯定又被和谐】族情【又来了】绪的DY岛事件，要么是唯上级是瞻的奴才心理，要么就是fascism 式的暴【这个肯定被和谐】乱。在这一种激情涌动的暗潮面前，理智的声音被淹没。
我便开始思考，为何我们自古以来总是在走这样的路子？社会分析的触角往往伸向经济基础。陈文忠老师的一句话深刻概括了历史书上的一大段文字：西方发展工商业，最重要的是公平买卖，所以孕育民主，而中国小农经济，要依靠灌溉工程，所以需要专制主【这个词在哪里都是敏感的吗】义。这样想的话，这个问题似乎就很好解决了，一个人可以是矛盾的，所以历代前后作为不一的皇帝如过江之鲫，而对于人君来说，选贤与能就只有忠与不忠，从与不从，降与不降。君不见持辩证法思想的东坡居士半生闲居江湖，空叹早生华发么？
为了避开这一弊端，那么我们就必须突破二元论的思维定势，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情势瞬息万变，若一眼就可万年，沧海也能桑田，有哪来的闲心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又哪一个不是雷厉风行的主？沛公迟走一刻，便是项庄剑下之鬼，孔明稍是犹豫，就成司马公阶下之囚。如若我们掌握不好这个度，便极易沦为中庸主【剁了我的手吧】义。中庸有时候是中国的致胜法宝，它韬光养晦，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可有时候也是自伤武器，集体的在沉默中灭亡，可怜，可恨。就似钱老在书中提到的，重蹈周作人的悲剧——他没有守好民【特殊时期啊】族主【这个词哪里有问题了】义的底线，最终只落得个“汉【WHF这是我唯一的想法】奸文人”的骂名。没有守好民【最后一次了吧】族主【最后一次】义的底线，又岂止周作人一人？汪精卫少年诗云，“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的酣畅淋漓，荡气回肠，大义凛然，革命气魄力透纸背！他大概到死都是想着要救中国的，可惜一着不慎误终身。
他们不爱国吗？不，他们都是爱国的，可惜清醒得太甚，又不似鲁迅这样清醒得彻底，世界公民的意识太强大，只造成民【这句是临时加上的】族主【真的是最后一次了】义的淡薄，便所谓此消彼长。但话说回来，似鲁迅一般的痛苦愤懑，又有什么解脱可言呢？
所以我们虽然不赞二元主【我擦】义的机械思维，但依然主张仍是有一个基本标准或是说底线，可这样的说的话，若凡事皆用标准或底线衡量，是适合还是不适合，不正是另一层的二元论？
看来中国人不可避免总是要走入二元论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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