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彰主过

       崇祯十二年五月，“熊文灿所抚贼张献忠反谷城”，不久于罗睺山大败左良玉，“帝大惊”。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本已因去年清军入侵之责屡遭言官弹劾，而对于张献忠处理不当的熊文灿又是自己荐举之人，此时自觉难辞其咎，于是自请督师讨贼。八月，崇祯作出决定，颁布谕旨：“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加，尤见守法振玩至意。…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凯旋之日，优叙隆酬。”而且特别关照杨嗣昌，不必预先立下军令状，从而为其留下回旋余地。出征之日，崇祯更是亲自作诗相赠。及其在外征战，又有亲笔手谕，内中有言：“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如果怀疑崇祯对于杨嗣昌的这种特殊感情只是因为期望他尽心平贼，那么襄阳陷落、襄王被杀之后，崇祯得知杨嗣昌的死讯，深深叹息，说他“功虽未成，志亦堪悯”，又亲作祭文，备显眷顾、惋惜、哀怜之情，种种举动，就不能用崇祯的功利之心解释了。相比于崇祯一朝的其他官员，杨嗣昌始终为帝眷顾，就显得特别不同寻常。除了他的才情、气质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崇祯十五年初，辽东吃紧，“南北交困”，而明朝“力竭矣”。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委婉的向崇祯提出与清议和的主张：“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崇祯长期在攘外还是安内的大政上犹豫不决，态度不明，此时心有灵犀，答复道：“可款则款，不妨便宜从事。”陈新甲自以为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于是立即着手执行，可是崇祯“因畏声气诸臣阻挠，故深密之”。不料陈新甲一时大意，将议和的重要文件外泄，于是言路哗然，指责兵部“主和辱国”。“帝愠甚”，降严旨切责新甲。他希望陈新甲能够主动承担责任，对车保帅，可是陈竟然不深思崇祯长期以来不明言和议的原因，仍然自以为是按旨办事，“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在申辩书上多引圣谕。于是“委过于上”，“帝益怒”，将其逮捕入狱，弃市。
       陈新甲其人，“为杨嗣昌引用，其人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帝初甚倚之。”《明史》至此，笔锋突转：“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如果我们再去看杨嗣昌请罪督师的两个原因：清兵入侵和熊文灿抚局之败，似都不应由他去承担所有责任。
       清兵入侵，杨嗣昌的议和因舆论和崇祯的摇摆而作罢，前已提及。再说熊文灿之起，先是崇祯派中使“往觇之”，中使对他评价为“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还朝，言于帝。然后杨嗣昌才以熊“有内援可引”而荐之。而孙传庭和洪承畴部因清军进犯而被调至北方边防，使得杨嗣昌“十面张网”战略难以实施，他向崇祯力争：“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而崇祯拒不接受。张献忠未叛之时，杨嗣昌就已提醒崇祯注意其不正常的举动，并且试图调兵遣将，包围谷城。—可是无论怎样，杨嗣昌却揽下了所有的责任，他这样对崇祯，你说崇祯该怎样对他？
       互相理解、舍身成全，对于平民百姓都是难事，更何况君臣之间？舍此不论，如万元吉所言，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任何一个决策，都有其不足之处，作为决策层的一员，阐明自己的意见当然不错，但是决策一出，个人再争下去也没有必要，而要尽量配合，承担责任，否则团队离心离德，将一事无成。当然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任其发展，可是既然身处庙堂，为了自身安危荣辱而推卸责任，像周延儒沉默使乖，陈演、魏藻德拖延不决，说他们失职，就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