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翻身》中47年土改和《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50-52的土改

这两次土改的背景是不同的，比较两次土改很有意思。韩丁文章写作于1947-48年的土地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山西张庄为背景。 他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土地改革提供了详实资料， 而Meisner 分析的是建国后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

第一，从历史条件看，1947年的土改时期，共产党还未取得内战胜利，“贫农团”还时常受到地主“反革命”的武力威胁，当时的阶级矛盾还伴随着国共矛盾，民族矛盾等，所以显得异常尖锐，有些时候甚至不可调和，出现了“恐怖主义”，让我们看到“土地改革” 和 “中国革命”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暗流涌动。韩丁也注意到，《土地法大纲》一执行起来就走了极端，例如“依靠贫农”被过分重视, 中农富农利益被忽略； 而1950-1952年的土改，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从国内矛盾上来看没有前一次土改尖锐，但是朝鲜战争以及中美矛盾也使民心不稳，引起了新政权对“反革命”的担心。 这次的土改让我看到国际形势如何影响国内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预期的平和宽厚最终还是演变为了执行“恐怖”和“激进”。第二，从微观的具体政策看，1947年的土改更加激进，实行了“平均主义”， 填平抹平，我们可以在张庄的土改动员现场看到这样的口号和标语； 而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则没有要实行“平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希望团结更多的人，从而稳固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是前一次土改暴露出仅仅改变生产关系是治标不治本的，关键还是提高生产力。在建国后，共产党把提高生产力问题放在改变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社会问题）之上，这是很明智的。与韩丁描写张庄，贫农们抱怨再也没有“油水”可捞，却没有想过如何提高生产力不同，在1952年的土改，Meisner已经通过数据说明农业产量，耕作技术等的进步（尽管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进步，改进是微不足道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 “Why was there a need for continued class struggle?” （没有理解如何回答Why was the 1949 Revolution necessary 这个问题。）

首先，地主阶级还是存在的，而“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生产关系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而共产党取得其合法性，以及团结其支持者（农民）所必须完成的任务。阶级斗争也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必要步骤；其次，阶级斗争是“表面”，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划分出不同阶级，最终目的是进行利益（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而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消灭地主阶级”的革命的必要过程，只有重新分配，将生产资料从地主转给农民，共产党的革命基础才得以稳固， 才可以继续得到农民的支持 （包括民心，内战）。

What was the role of the CCP in the Land Reform?

土改中，共产党制定政策，改造各个阶级的思想，在执行中发现问题进行“纠偏”，帮助“贫农团”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韩丁1947年的纪实文学中，可以看到贫农团是土改的执行者，党支部是决策者； 在Meisner 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共产党在土改中，以恐怖手段打击他们认为“潜在的”反革命的地主。

How did technique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help peasants understand what “class” meant?

我认为“自报公议”帮助了农民们真正理解“阶级”的含义，在“自报”的过程中，村民被要求报告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例如土地、牲畜、农具等；这让他们本身实实在在理解了“阶级”是和你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多少直接关联的，“公议”阶段很有趣，很多农民把道德因素、文化因素、个人情感因素掺入对“阶级成分”的判断中，当然也有一些坚持客观的贫农团成员。最后有共产党派出的“觉悟更高”的人指导农民，阶级和这些因素无关，应该抛开这些因素，以生产资料的拥有量为客观标准和标尺，并把一些有历史问题，道德上受到非议的人等等都纳入了“贫农”团。这一过程本身成为了对农民的教育过程，他们都对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虽然是和朴素的不是抽象的），在韩丁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女人容易感情用事，乱用“剥削”的字眼，不能客观理解“阶级”的划分标准，这一过程对她们的影响更大。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工人这个“阶级”由于概念比较模糊，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而那个铁匠被划成了“贫农”似乎和他实际的经济水平不符合，可以看出，当时的“阶级划分”还是有其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的。农民对于“阶级”的理解也比较简单化。

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Meisner 在第四章中对毛主义是典型民粹主义的分析，例如土地改革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整个改革的主体是农民，这无疑是与毛的最高指示分不开的，在韩丁的文章中，他写到“知识分子”干劲比地方干部高，戚云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土改工作队也是广泛吸纳地主子女、城市知识分子子女参加的，尽管如此，在改革的最前线，我们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对农民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造，相反他们必须放下身段才可以取得农民的认可， 在改革中他们也只是承担起辅助的角色，也许这也和毛的最高指示有关？和他对 “知识分子和专家极度不信任的”有关？

有一个问题是，韩丁似乎认为封建主义在1948年已经被铲除了,（参看中文版第707页），而Meisner认为1950的土改还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第87页），虽然从实践原因这个问题很好理解，也许还有一些地主残余没有被消灭，但是从韩丁的文章来看，贫农的反映和斗争热情是如此高昂，他们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充分释放甚至很多时候走了极端，似乎可以推论地主阶级已经残留十分少量，共产党当时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并以他们为目标是否矫枉过正呢？

我们看到在张庄的土地改革中，以阶级划分定一切，阶级成为生活的中心，阶级感情超过了亲情、友情、夫妻情，体现出的世态炎凉，人性的淡漠让人心寒，尽管阶级斗争是必须的，极端的手段似乎也是必须的 （上文已述），但这些极端手段的运用，阶级斗争对于之前社会联系的破坏（如宗族的、血缘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否也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