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翻身》中47年土改和《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50-52的土改
这两次土改的背景是不同的,比较两次土改很有意思。韩丁文章写作于1947-48年的土地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山西张庄为背景。 他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土地改革提供了详实资料, 而Meisner 分析的是建国后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
第一,从历史条件看,1947年的土改时期,共产党还未取得内战胜利,“贫农团”还时常受到地主“反革命”的武力威胁,当时的阶级矛盾还伴随着国共矛盾,民族矛盾等,所以显得异常尖锐,有些时候甚至不可调和,出现了“恐怖主义”,让我们看到“土地改革” 和 “中国革命”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暗流涌动。韩丁也注意到,《土地法大纲》一执行起来就走了极端,例如“依靠贫农”被过分重视, 中农富农利益被忽略; 而1950-1952年的土改,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从国内矛盾上来看没有前一次土改尖锐,但是朝鲜战争以及中美矛盾也使民心不稳,引起了新政权对“反革命”的担心。 这次的土改让我看到国际形势如何影响国内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预期的平和宽厚最终还是演变为了执行“恐怖”和“激进”。第二,从微观的具体政策看,1947年的土改更加激进,实行了“平均主义”, 填平抹平,我们可以在张庄的土改动员现场看到这样的口号和标语; 而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则没有要实行“平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希望团结更多的人,从而稳固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是前一次土改暴露出仅仅改变生产关系是治标不治本的,关键还是提高生产力。在建国后,共产党把提高生产力问题放在改变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社会问题)之上,这是很明智的。与韩丁描写张庄,贫农们抱怨再也没有“油水”可捞,却没有想过如何提高生产力不同,在1952年的土改,Meisner已经通过数据说明农业产量,耕作技术等的进步(尽管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进步,改进是微不足道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 “Why was there a need for continued class struggle?” (没有理解如何回答Why was the 1949 Revolution necessary 这个问题。)
首先,地主阶级还是存在的,而“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生产关系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而共产党取得其合法性,以及团结其支持者(农民)所必须完成的任务。阶级斗争也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必要步骤;其次,阶级斗争是“表面”,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划分出不同阶级,最终目的是进行利益(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而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消灭地主阶级”的革命的必要过程,只有重新分配,将生产资料从地主转给农民,共产党的革命基础才得以稳固, 才可以继续得到农民的支持 (包括民心,内战)。
What was the role of the CCP in the Land Reform?
土改中,共产党制定政策,改造各个阶级的思想,在执行中发现问题进行“纠偏”,帮助“贫农团”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韩丁1947年的纪实文学中,可以看到贫农团是土改的执行者,党支部是决策者; 在Meisner 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共产党在土改中,以恐怖手段打击他们认为“潜在的”反革命的地主。
How did technique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help peasants understand what “class” meant?
我认为“自报公议”帮助了农民们真正理解“阶级”的含义,在“自报”的过程中,村民被要求报告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例如土地、牲畜、农具等;这让他们本身实实在在理解了“阶级”是和你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多少直接关联的,“公议”阶段很有趣,很多农民把道德因素、文化因素、个人情感因素掺入对“阶级成分”的判断中,当然也有一些坚持客观的贫农团成员。最后有共产党派出的“觉悟更高”的人指导农民,阶级和这些因素无关,应该抛开这些因素,以生产资料的拥有量为客观标准和标尺,并把一些有历史问题,道德上受到非议的人等等都纳入了“贫农”团。这一过程本身成为了对农民的教育过程,他们都对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虽然是和朴素的不是抽象的),在韩丁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女人容易感情用事,乱用“剥削”的字眼,不能客观理解“阶级”的划分标准,这一过程对她们的影响更大。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工人这个“阶级”由于概念比较模糊,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而那个铁匠被划成了“贫农”似乎和他实际的经济水平不符合,可以看出,当时的“阶级划分”还是有其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的。农民对于“阶级”的理解也比较简单化。
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Meisner 在第四章中对毛主义是典型民粹主义的分析,例如土地改革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整个改革的主体是农民,这无疑是与毛的最高指示分不开的,在韩丁的文章中,他写到“知识分子”干劲比地方干部高,戚云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土改工作队也是广泛吸纳地主子女、城市知识分子子女参加的,尽管如此,在改革的最前线,我们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对农民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造,相反他们必须放下身段才可以取得农民的认可, 在改革中他们也只是承担起辅助的角色,也许这也和毛的最高指示有关?和他对 “知识分子和专家极度不信任的”有关?
有一个问题是,韩丁似乎认为封建主义在1948年已经被铲除了,(参看中文版第707页),而Meisner认为1950的土改还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第87页),虽然从实践原因这个问题很好理解,也许还有一些地主残余没有被消灭,但是从韩丁的文章来看,贫农的反映和斗争热情是如此高昂,他们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充分释放甚至很多时候走了极端,似乎可以推论地主阶级已经残留十分少量,共产党当时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并以他们为目标是否矫枉过正呢?
我们看到在张庄的土地改革中,以阶级划分定一切,阶级成为生活的中心,阶级感情超过了亲情、友情、夫妻情,体现出的世态炎凉,人性的淡漠让人心寒,尽管阶级斗争是必须的,极端的手段似乎也是必须的 (上文已述),但这些极端手段的运用,阶级斗争对于之前社会联系的破坏(如宗族的、血缘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否也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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