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古希腊语教材中暗藏的“微言大义”

劉小楓先生近年来对西方古典学颇为着力,可谓有目共睹。在讲座和著作中他一再强调:古典著作恰恰是關乎心性的涵養,教養的培育的,而技術化的大學教育使得年輕人們遠離了這些經典。 他还亲自编修古典语文教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得以接觸古典希臘文明的機會,自然深感欣慰。然而细读下来,发现这本古希腊语教材中字里行间仍然潜伏着“微言大义”----令人感叹:真不愧是劉小楓。
作者开篇名义:此書與其他語言教科書不同的一個特點在於它的編修立意是“超越坊間常見的以講授語法為主的語言教科書, 使讀者可以借助小學功夫來感受翻譯作品 難以盡然傳達出的精神氣息,加深對傳世不衰的古希臘作品的理解。” 这句话中所讲的“精神气息”为何?无疑就形成了一种暗示:此書中語言之外的東西比語言本身会使人產生更大的興趣。的确如此:通讀完一遍以後,對奇形怪狀的古希臘文並未留下很深印象,倒是對其他的一些內容印象頗深,並且感觸良多。
熟悉劉小楓的學術歷程的人大都熟悉他近些年在學術領域不斷的週期性“跳槽”,大學學習美學,後轉為哲學,其後轉為神學,中間又搞過社會學理論和國學,最終轉為現在的 政治哲學和古典語文學。在不同的領域中往返不斷學術經歷是他文本書寫時一再變幻的原因。
在編選自己的一本選集的時候,劉小楓解釋了自己近些年“學述文風變化頗大”的原因:“一,有意走出既定文化制度的文體;二,摸索切合自己關心的各種思想學術論題的不同文體”,並最終強調,“只是要區分單純個體信念式的文體和切合文化理論品質的文體,並在這兩種不同的言路中前行”。
一、語言文字中的政治維度
劉先生開宗明義,在第一單元“古希臘語文與古典與文學”的第一節中借柏拉圖的觀點,指出“語言是把一個人調教成共同體一員的工具”(p5),而這就立即使語文學具有了政治意蘊,將文字與禮法聯繫起來了。
有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在課後佈置的思考題之中也暗含玄機。第一單元第四節中引用了古希臘“七賢時代”廣為流傳的一首歌謠,來說明“智慧一開始就是政治性的,而非形而上學性的,只有明智且願意從事艱苦事業的人才能當(聖)王”;然後,劉先生立即在課後題中針對此提出:試比較中國三代時期的聖王形象?又比如,甫一論斷“古希臘的君王與哲人的關係是受教育者與教育者的關係”,馬上佈置思考題:“如果是孔子,他會拒絕君王嗎?”,諸如此類——難怪有人說過,此書“分明是一本《古希臘語文與政治哲學教程》”。
毋庸置疑,列奧施特勞斯和卡爾施密特一定會出現在此書之中。果不其然----在第二單元第八節講解“廊下派”(即斯多葛主義)之時,劉先生不失時機地援引了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中關於廊下派的論述。劉小楓對這位納粹德國的代言哲學家之傾心令許多人深感不解,原因究竟何在?別著急,接著讀下去,在後面應該會找到答案。
二、帝王之師:君王與哲人
第五單元的題目是“色諾芬筆下的異國風情”,為何選擇這位以往並不受學界重視的作家呢?據劉小楓先生自己說:“色諾芬的主要著作以兩類形象為主角----君王和哲人……這兩類人在他的著作中究竟是什麼關係,乃是政治哲學史上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
當然,劉氏此見乃是深受施特勞斯影響的----正是施特勞斯將色諾芬從歷史遺忘的角落挽救了出來,詳盡地注釋了色諾芬的《希耶羅:或論僭主》,開啟了古典學研究的新境界,“在現代思想史上堪稱絕響”(p387)。
這本書所記載的是什麼內容呢?它記錄的是是一個僭主與一位元哲人之間的對話,哲人教導僭主:應該追求一個仁慈的霸主的生活。(p388)而按照施特勞斯的“顯白”與 “隱微”解經法,此部對話的真實含義極有可能是教導少數具有成為“僭主”的潛力的年輕人應選擇何種生活方式。由於色諾芬是蘇格拉底的弟子,故而蘇格拉底就被人懷疑在圖謀“培養僭主”----而劉先生無疑是對蘇格拉底持同情態度的。此中秘密就隱含在最後一章之中。
三、蘇格拉底之死:反對啟蒙,反思現代性
借助蘇格拉底之死這一思想史上的一大事件,劉小楓明確的反自由主義、反民主制度、反民族國家概念、反普世價值的立場顯露無疑---其實主旨仍是重新反思理解現代性,走出現代性的魔圈。這一點也是他自1993年寫作《現代性與現代中國: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後一以貫之的思路。
记得有人曾说过,在这个媒体治理术的时代,无论中西,启蒙的唯一形式就是反启蒙。而刘小枫已然成为“反启蒙”的代表人物,在这本希腊与教材中,他最后的教诲是:真正的哲人的唯一合理身份就是(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莫不如此)-----经过“微言大义”伪装的“人民公敌”。
结语:反启蒙反民主的自由主义
反启蒙其实也是刘氏从九十年代初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就开始的一贯态度。前后不同之处在于:早期是在对于中国传统与启蒙思想这双重批判中开辟的是通往上帝的拯救之路——基督教神学;如今则走向了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刘小枫在《书屋》上发表的根据关于尼采的政治哲学的巡回演讲稿整理的 文章《尼采的微言大义》,引发一时热议,文中借尼采之口对于自由主义的庸俗化倾向和如今的自由主义者们喜欢鼓吹的市民道德极尽批判之事)。借尼采之口,刘小枫重申了奴隶的道德与主人的道德之间的差异,并强调了贵族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与尼采、施米特一样,刘小枫不相信“人民”,他的期待与尼采一样,即超人。在施米特那里,这种超人就是有决断力的政治家。但刘小枫与施米特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自由民主宪政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刘小枫就很清楚的知道,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才是一对真正的敌人-----所以,他并无意努力调和两者之间存在的客观分歧。因此,刘小枫合理地忽略了今天正为自由主义者们所喧嚷着的“民主”口号,而从自由直接跳到了宪政。
刘小枫不愧是刘小枫----他虽然被施米特勾走了魂魄,却没有傀儡似的也要求“强权国家”。毕竟,他既不愿意在内心背弃施米特,又不想在现实中也成为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的新左派。随着学术上的一次又一次转向,刘小枫的面目也越来越模糊了。或许在多年以后,人们也许会更能看清这其中的奥妙?毕竟,“玄机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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