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丛之舞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寄予厚望。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有的是因为改革的步伐没有跟得上发展的步伐，有的则是改革本身带来的副作用，也有的是被改革的惯性推动出来的。这些问题有大有小，大的可能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有缓有急，急的已经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寄望于十八大，看看在全社会共同的智慧下，执政党会制定哪些方针政策，更好地解决重要问题，尽快地处理紧迫问题。
那么，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哪些问题又是比较紧迫的呢？我个人认为，虽然对于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关于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在哪里，应该有一定的共识。就像华生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建立朝野共识比推动左右共识更重要。”曾几何时，“统一思想”一直是思想领域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然而这种“统一”往往是指党内的统一，并不是党内外一致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往往是由上而下的统一，很少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统一。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场合，“统一思想”无疑是比较重要的，能够发挥团体乃至社会的凝聚力，然而在有些时候，多听听不同意见可能更重要。而即便是要“统一思想”，也应该是执政部门向社会需要统一、高层政策向基层需求统一。这种“统一”远比党内的“左右”统一更重要，因为朝野共识要比左右共识更实际。我们与其在各种“主义”概念意识形态之间争来争去，还不如多干点实事。概念性的东西越多，越容易割裂社会。
最典型的无疑是华生在本书中多次提到的城乡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之所以还跟不上需要（其实城市化本身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只是还无法跟上越来越迫切的需求）、多年在城市当中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就是因为存在一个“城乡”的概念。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往往人为地排斥农民工，而后者无论在对城市的贡献还是个人的生活维度方面其实已经是标准的城市人口。而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城市户口”，别小看了这一个“户口”，薄薄的一页纸却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麻烦。而这些实实在在的麻烦就加大了农民工进城生活的成本，同时因为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了身份上的认同感，也就迫使农民工说到底只能是寄居于城市的农村人。这样的定位就直接导致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缓慢，并进一步导致了内需不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城市管理者宁愿修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大广场也不愿用这些钱为进城务工人员开一些绿灯，把城市当成城市人的城市，就是一种人为割裂社会的行为，其后患无穷。也有些城市人口恐惧对农民工敞开城市的大门，怕农民工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这一点就有点像美国工人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样，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干的都是美国人不愿意干和干不了的活，同样，进城务工人员进的活也是城里人不愿意干或干不了的活，他们的进城与城市市民又有何碍呢？而且，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取消不取消那一页纸的限制，农民工都已经进城而且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城市市民和管理者还要掩耳盗铃呢？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没有实际意义却有诸多限制的一个概念去割裂社会呢？
其实，农民工问题——亦即城市化问题早已经是社会共识，而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去改就是因为一种社会惯性或者干脆明白说是一种惰性。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就不应该被惰性束缚住了手脚。该改的不改，改革又从何谈起呢？
农民工问题是被概念束缚了思想，同样被概念束缚的还有国企的问题。现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姓“国”，就等于低效率。所以很多人想把国企完全私有化。但是对于这种私有化的后果却想得很少。把关系到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要素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本身无可非议，全世界都这么干。而一旦这些东西被私人占有，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国民党是怎么败的？不就是败在四大家族的手上吗？而如果我们完全把国企私有化，不用脑袋去想也知道，我们也将会出现“四大家族”或“几大家族”，能分到我们普通老百姓手里的能有多少？所以，国企的问题不是姓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兼管的问题。那些一心想把国全私有化的人，其实也是跌入概念化的陷阱。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质问的那样：“我想知道，那些盯着国企那点资产的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而华生也在本书中指出，如果把国企私有化，我国就真的会进入权贵资本主义了。这一提醒，可谓振聋发聩。
除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问题同样是华生所关注的重点。比如说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要求发展，于是全民的权利意识也就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微博的兴起，我们言论也相应变得更自由，全民民主在客观上也就相应有了生存的土壤。但是当然，由于社会惯性，一下子进入全民民主还不大可能，于是华生就建议先进行党内民主。而华生不断提及地由他亲自参与的价格双轨制的制定，对于我们的民主进程同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完全可以用“双轨制”的办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是高层的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就像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的，从村民选村主任开始，逐渐扩大到乡、县。如此一来，我们的民主进程就会循序渐进地进行了。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的三十多年，做对的做好的事其实很多，但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做得还不错，所以后续工作就要做得更好。改革已经进行，改革正在进行，改革仍将进行，要做的事和要做好的事比已经做对的事还要多。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里引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的结尾来结束本文：“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那么，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哪些问题又是比较紧迫的呢？我个人认为，虽然对于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关于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在哪里，应该有一定的共识。就像华生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建立朝野共识比推动左右共识更重要。”曾几何时，“统一思想”一直是思想领域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然而这种“统一”往往是指党内的统一，并不是党内外一致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往往是由上而下的统一，很少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统一。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场合，“统一思想”无疑是比较重要的，能够发挥团体乃至社会的凝聚力，然而在有些时候，多听听不同意见可能更重要。而即便是要“统一思想”，也应该是执政部门向社会需要统一、高层政策向基层需求统一。这种“统一”远比党内的“左右”统一更重要，因为朝野共识要比左右共识更实际。我们与其在各种“主义”概念意识形态之间争来争去，还不如多干点实事。概念性的东西越多，越容易割裂社会。
最典型的无疑是华生在本书中多次提到的城乡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之所以还跟不上需要（其实城市化本身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只是还无法跟上越来越迫切的需求）、多年在城市当中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就是因为存在一个“城乡”的概念。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往往人为地排斥农民工，而后者无论在对城市的贡献还是个人的生活维度方面其实已经是标准的城市人口。而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城市户口”，别小看了这一个“户口”，薄薄的一页纸却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麻烦。而这些实实在在的麻烦就加大了农民工进城生活的成本，同时因为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了身份上的认同感，也就迫使农民工说到底只能是寄居于城市的农村人。这样的定位就直接导致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缓慢，并进一步导致了内需不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城市管理者宁愿修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大广场也不愿用这些钱为进城务工人员开一些绿灯，把城市当成城市人的城市，就是一种人为割裂社会的行为，其后患无穷。也有些城市人口恐惧对农民工敞开城市的大门，怕农民工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这一点就有点像美国工人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样，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干的都是美国人不愿意干和干不了的活，同样，进城务工人员进的活也是城里人不愿意干或干不了的活，他们的进城与城市市民又有何碍呢？而且，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取消不取消那一页纸的限制，农民工都已经进城而且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城市市民和管理者还要掩耳盗铃呢？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没有实际意义却有诸多限制的一个概念去割裂社会呢？
其实，农民工问题——亦即城市化问题早已经是社会共识，而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去改就是因为一种社会惯性或者干脆明白说是一种惰性。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就不应该被惰性束缚住了手脚。该改的不改，改革又从何谈起呢？
农民工问题是被概念束缚了思想，同样被概念束缚的还有国企的问题。现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姓“国”，就等于低效率。所以很多人想把国企完全私有化。但是对于这种私有化的后果却想得很少。把关系到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要素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本身无可非议，全世界都这么干。而一旦这些东西被私人占有，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国民党是怎么败的？不就是败在四大家族的手上吗？而如果我们完全把国企私有化，不用脑袋去想也知道，我们也将会出现“四大家族”或“几大家族”，能分到我们普通老百姓手里的能有多少？所以，国企的问题不是姓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兼管的问题。那些一心想把国全私有化的人，其实也是跌入概念化的陷阱。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质问的那样：“我想知道，那些盯着国企那点资产的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而华生也在本书中指出，如果把国企私有化，我国就真的会进入权贵资本主义了。这一提醒，可谓振聋发聩。
除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问题同样是华生所关注的重点。比如说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要求发展，于是全民的权利意识也就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微博的兴起，我们言论也相应变得更自由，全民民主在客观上也就相应有了生存的土壤。但是当然，由于社会惯性，一下子进入全民民主还不大可能，于是华生就建议先进行党内民主。而华生不断提及地由他亲自参与的价格双轨制的制定，对于我们的民主进程同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完全可以用“双轨制”的办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是高层的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就像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的，从村民选村主任开始，逐渐扩大到乡、县。如此一来，我们的民主进程就会循序渐进地进行了。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的三十多年，做对的做好的事其实很多，但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做得还不错，所以后续工作就要做得更好。改革已经进行，改革正在进行，改革仍将进行，要做的事和要做好的事比已经做对的事还要多。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里引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的结尾来结束本文：“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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