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山之作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兼论学术史线索问题

在对东南亚青铜鼓的研究中，弗朗茨·黑格尔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被视为具有开山价值的著述。该书德文原版于1902年印行，中文版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较为典型的十九世纪晚期博物馆器物研究作品，几乎挨件穷尽式地研究153件样本的一切细节：传承记录，尺寸和形态，纹样，铭文。而后世的铜鼓研究引以为基础的，不管是赞同还是批判，黑格尔铜鼓分类体系的说明只占10页左右，而且其中还包括大篇幅的各型样本列表。因此，该书的可读性其实不高，读者群也十分狭窄。自问世以来，该书似乎没有英文本，是否有日文本也未可知。但是，至少对于中国的铜鼓研究而言，黑格尔具有“原典”价值，因此，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石钟健、蒋廷瑜等先生，三十多年一直以《东南亚古代金属鼓》的汉译为中国铜鼓研究的头等大事，为其翻译和出版奔走，蒋廷瑜的译序和黎广秀的译后记都有所透露。
《东南亚古代金属鼓》的最大贡献在铜鼓的分类体系上。就铜鼓的形态研究而言，黑格尔身处于一个连续发生的序列之中。黑格尔的分类工作建立在此前德累斯顿枢密官迈耶和夫瓦的六分法基础之上，将铜鼓分成四种基本型和三种过渡型。嗣后研究铜鼓的西方学者巴门特尔、戈鹭波和革尔登等基本采纳了黑格尔分类方式，未作显著改动。中国的铜鼓研究者们在70年代之后提出多种分类方案，最终遵循中国考古学的命名方案，形成以首见地点命名的八分法，但是每种分类法基本都是以黑格尔分类方案为设定对话对象的。日本学者没有像中国学者一样大刀阔斧地改用新的命名方式和体系，但是在原有的黑格尔I型铜鼓之前添加了以黑格尔称之为“迷失型”的盖列特铜鼓为代表的“先黑格尔I型”铜鼓，亦即中国考古学定义的“万家坝型”。上述分类方式的变迁表明，不论倾向与否，黑格尔的分类体系构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和东南亚古代铜鼓研究的基础。而且迄今为止，在铜鼓研究仍算蓬勃的中国、日本和越南学界，讨论并未逾出黑格尔所关心的形式分类问题太远，至少在功能和使用上没有出现可以与黑格尔六分法相媲美的范式。在分类方案上，黑格尔提出的各过渡型的存在表明各基本型并不是等量齐观，也没有构成单线连续发展线索的观点很晚才被重新“发现”，而其传播论理论底层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分析和剥离。
由于中国学者在70年代之后的研究多以黑格尔为对话对象，看起来构成了学术史上自德国迈耶和夫瓦，经奥地利黑格尔，到中国诸学者的颇具迷惑性的单线线索。如果考虑到《东南亚古代金属鼓》的汉译到2004年才出版的话，中国学者如何知晓迈耶-夫瓦和黑格尔体系的？而且，蒋廷瑜、李昆声等先生数十年前访问欧洲时发现欧洲已经久无铜鼓研究学者了，博物馆陈列中的铜鼓甚至可能出现型式和断代舛误，黑格尔在其故土的声名远不及在东亚之隆。这种由西而东的单线线索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他在1907年写作的《苗族调查报告》中摘录了黑格尔的铜鼓分类方案，而该书不仅于30年代译成中文，其中的铜鼓部分又被郑师许《铜鼓史略》几近原文转载。这是东亚学术界研究中国和东南亚青铜鼓的起始，也是应该得到阐发的中日铜鼓研究的共享基体。而黑格尔，甚至迈耶和夫瓦看起来更像是闪亮但孤立的杰出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