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种温情与敬意

   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鸿文书局买过钱穆（字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当年钱先生给清华大学学生们上课时的讲义。翻开扉页，即看见钱先生写在引言中的四句话。直至今日，这四句话也有让人有如醍醐灌“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着，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钱先生在此书中回忆了从孩提时代到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的经历。印象中的钱先生就如他的一贯形象：长衫、眼镜，有一份属于知识分子的从容旷达。在文字里，钱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他将《国史大纲》授权给商务印书馆时，要求必须是“繁体竖排”；在日常生活中，钱先生也极度恪守儒家的“修身、齐家”之道，有一份大儒风范。

  近日，读罢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钱先生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有一种别样体会。在史学界，有人奉钱先生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有人骂钱先生酸腐迂朽，但双方对钱先生“国学大师”的地位却是毫无争议的。钱先生遍读古籍，笔耕不辍，一个人学问好不好，往往从观点上就能看出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讲座性质的书里，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历史者“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化。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在此书里，钱先生否定了传统史学给封建文化定义的“专制黑暗”，也否定传统史学定义的秦以后“封建社会”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不过，钱先生此书的最大亮点还在于用“制度”与“人事”的观点考察历代政治，让历朝历代每一制度的解读都生动活泼起来了。比如，讲到九品中正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均贤从众，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讲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先生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在此书中，钱先生也特别注重历代政治得失对今日政治制度的启示，读起来让人精神振奋。比如，在讲到唐代科举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写明代大学士制度时，钱先生更像是在借古喻今“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

　　当然，了解钱穆先生的人不难发现，此书中也继承了钱先生一贯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尤其在讲述清代政治得失的时候，这种偏颇尤为明显。在书中，钱先生似乎不太承认满洲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但同时又认为满洲人聚居地为中国领土，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多见其坏而不见其好。另外，钱先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评价也颇显武断，暴露其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功力不足——但这都无损于此书的价值。

   我想，历史的价值正如钱先生在后记里面所说，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