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乡土

 适逢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前夕，莫言的名字赫然在上。似乎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唯有传统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陶渊明之于桃花源，鲁迅之于绍兴，再到近代的韩少功、阿城等等，书写的起点都是从故乡开端。正处在风口浪尖的莫言，更是用东北高密乡一个接一个的传奇，改变了中国人启蒙中的感官感受。在看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时，就特别注意到他把一个名声远远低于苏童莫言们的名字列入范围，瞬起奇意。三个月后找来精选集时，居然发现作者所描述的故事竟离我如此之近。吕梁山印象，何尝不是每一位山西人民记忆的属地。有趣的是，作者本人是插队到山西的北京人，身份的转换再次让我挂起个问号：“除了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这片地区还有值得称道的事吗？”
　　答案仍然在书里。与乡土势不两立的城市，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地方。因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向来将传统和愚昧划等号，批得一文不值。到了沈从文跟京派的笔下，才变得浑圆，纵然那种至纯至净的田园牧歌难免刻意，不过开辟的这层角度滋养了往后的乡土元素。反而是活在城市的“漫游者”与“乡下人”，在生与死，追求与幻灭的过程中吸引我满腹的激情。作为一个山西人，当文章反复出现诸如“恓惶”“玉茭”“饸饹”的方言，甚至于像“咋”“娃娃”“款款”这么地道的口语脱口而出，就像在外奔波多年的游子赶回家中过春节，围炉夜话的浓浓暖意，重燃往日的火苗。李锐，一个外乡人，他对于土地与蓝天的思考，远远超过游山西村的各路人家。
　　还是来谈谈《厚土》这个集子。起初我以为是类似《马桥词典》的风俗记录，几篇之后才发现一段接着一段的故事，活像村委书记的长串笔记。既不是六朝志怪，也不是唐朝传奇，这位平静的撰文者不苟言笑，专门记录着村子里的风景家常。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同样一件假婚之事，不再是20年代作家对愚昧的口诛笔伐，反而变成生存的卑微。也不再像沈从文漫漫长河里的质朴湘西，恰是一幅山猪嗷嗷、粗鄙豪言的农家真情。这些农人对羊，对牛，对篝火，对锄具的狂热迷恋，又仿佛回到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土地才是赖以生存的命根。作者的思考由此开始。
　　一如传统的伦理教条，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是民间的头号纲领。无论是生于此地的本土光棍，还是由城市“入驻”的进步青年，孔武有力或是孱弱犹豫，吕梁山遵守是遗留的祖训，沿着种田——娶媳妇——生子的命运循环，繁衍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所有的故事都没跳脱这条隐形的线索，放牛童，合坟的银女，喝水的小工，遇挫结婚的好汉，娶了旧媳妇的瘸拐，扎根在村中的生命心力交瘁地苟活。他们没有希望，日复一日的上山下地造就着一批批光棍儿童身；他们甚至没有怨念，三句脏话逃不出吃喝拉撒的局限。每一把锄头撅下去，刨出一方方的黄土，日头下的蚁人们折射出两千年来亘古不变的原始生命力。无论谁当家做主，庙堂的影响微乎其微，饥饿仍然是生存的最大问题。难怪中国小说反复渲染对男性阳具的疯狂崇拜，谁都想做居高临下的皇帝，但一张健壮卓群的身体显得更切实际。只有异于常人的四季耕耘，人的价值才会源源不断地呈现给村民。
　　反观男性的对立面，女人，完全沦为另一种工具。她们没有名字，走投无路靠出卖身体给外村的男人，反被嫌弃村长玩弄狠狠抛弃。出嫁的新妇身怀子嗣，男人的苦苦紧逼殊不知女人难言之隐，孩子的父亲和爷爷是同一人。至于有名有姓的知青楷模玉香，即便荣膺抗洪英雄的光荣，最后不过在“先生”提议下跟个村中老头合坟，死了也得有归宿。我们审视这些无辜，隐忍，卑微，脆弱的女性时，又何尝听不到作者背后的声声叹息。在物质匮乏，生存挑战的贫困山区，自尊哪里比得上填饱肚子，思考何曾踏出一口破窑。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当知识精英高高在上地指责她们麻木的精神，愚昧的奴性，其实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作者一再隐藏起自己的悲天悯人，从旁观者嘴里理所当然的口吻中，听者纷纷，刻骨铭心。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是李锐似乎特别钟意各种动物，并且不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民间童谣，他的小人物遇到的是蛐蛐、苍蝇、黑蛇，或者是委琐的蝙蝠，冷清的乌鸦，不知可否理解为向民间传统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当我看到主要译作中，马悦然的大力褒奖，似乎暗示着一个讯息：世界眼中的中国，永远戴着乡土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