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社会主义
最近耿云志先生修订再版了他的《胡适年谱》 ，与旧版相比，做了不少改进。这本年谱以三十几万字的篇幅，抒写了胡适的心路历程，堪称是胡适的思想传记。陈子善先生评价说，这是一本研读胡适的绝好的入门书。我个人关心的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瓜葛，也能在这部年谱中找到许多佐证材料。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与原《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后者鼓吹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建党，而胡适也开始了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毕生纠葛，直到晚年，才彻底厘清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所有关键问题。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学期间，就接触了古典自由主义，但他似乎并未完全领会其中精义，他侧重政治自由主义，他反复强调，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缺陷，是忽略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没有民主政治，便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这自然是伟大卓越的见解，对民主政治的提倡和坚持，是胡适留给中国珍贵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也没失去它的用处。但胡适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具体而言之，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甚少提倡，反而认为讲究平均、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在胡适那里，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的社会主义化是可以调和的，当然他也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发展是相背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的绝对贫困，相反，欧美各国资本家为自身利益计，不但不要使工人贫困，而是竭力设法使之富裕，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是其一大功绩。但胡适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步，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各种社会化立法和国家再分配使然。因此，胡适在论及这种社会主义时，并不坚持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就不是特别让人惊讶了。
胡适对政府的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观。1921年，他在《好政府主义》一文中说，政府只是一个工具，发挥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为达到这种进步，就不能不批驳“政治上的无为主义”。他说：“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他的这一说法很不自由主义，其源头也在美国，即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下的进步主义，这种美国式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充分介入公共事务以确保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实现。胡适的这些非自由主义思想，大约与他经济思想史的修养欠缺有关。早在1902年，梁任公就在他的《饮冰室自由书•干涉与放任》中简明扼要地厘清了西方经济思想的两大潮流，一派主放任主义自由竞争，一派主国家干涉，“社会主义者，……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不过梁任公也没有批评两派学理的能力，他以为此两者无是非之分，因时因地制宜则可。梁任公很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勃兴是一种必然，非社会主义不能解决劳工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胡适此时在这方面的认识，没有能超出梁任公。
因此，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否定个人主义，并说“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年的7月，他路过莫斯科，停留了三日，在参观了一些样板作品并与当地人做了一些交谈之后，大受震撼。若没有种种社会主义思想的铺垫，胡适大约不会受这么大的刺激。在莫斯科他还跟蔡和森见了一面，动了加入政治的念头，并设想组织“自由党”，其政纲之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见《年谱》P125--126页）
不过首倡“多研究些问题”的胡博士自然有其过人之处。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把胡适列为委员，胡适虽然坚辞，然献策说，要复兴农村，需要的是“无为的政治哲学”，消极的除弊比积极的兴利重要得多。从积极施为到消极无为，胡适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自我超越，从此复归自由主义的轨道。他说，“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绝不是欧美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的政治哲学”，政府须裁减机关和官吏，减除捐税，维持公共秩序，这样农村才能有复兴的条件和希望。在这一年年底，胡适更是全面确认了“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对个人主义和代议制的拥抱源于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欧美文化的把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则源于他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在举世议论社会主义统制经济优越性之时，他冷静地指出，没有私营工商业，中国的生产事业便只能停顿下来，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出现。胡适并不知道西方2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性之大辩论，他走过弯路，但他最终还是遵循自由主义的定义，研究中国的问题，给出了令人惊佩的答案。
在30年代与《独立评论》同人就“民治与独裁”的辩论中，胡适对民主政治和独裁的分析是天才之作。他认为在统治技术上，独裁要比民主困难得多，专制统治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而民主政治则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特别适宜于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一般民众只要集思广益，把各自的知识利用起来，就能做到独裁做不到的事情。但凡读过哈耶克的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人，对此都不能不感到震撼。如何利用分散在万千民众手中的个人知识，不但是经济系统的问题，也是政治系统的问题。哈耶克的文章发表于1945年，而胡适早在1933年，就做出了类似的判断。
40年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发表，胡适通过周德伟，了解了哈耶克的思想，通过周德伟的帮助，胡适最终完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体悟。在1954年3月5日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茶话会上，胡适作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的演讲，一面为自己过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和主张忏悔，一面讲述古典自由主义新知。胡适以花甲高龄，仍然好学不倦，仍能吐故纳新，令人钦服。
今天，那些仍然对社会主义寄予期望的人，真应该看看胡适一生的思想历程，或许，能得到一点启发吧。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与原《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后者鼓吹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建党，而胡适也开始了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毕生纠葛，直到晚年，才彻底厘清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所有关键问题。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学期间，就接触了古典自由主义，但他似乎并未完全领会其中精义，他侧重政治自由主义，他反复强调，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缺陷，是忽略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没有民主政治，便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这自然是伟大卓越的见解，对民主政治的提倡和坚持，是胡适留给中国珍贵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也没失去它的用处。但胡适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具体而言之，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甚少提倡，反而认为讲究平均、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在胡适那里，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的社会主义化是可以调和的，当然他也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发展是相背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的绝对贫困，相反，欧美各国资本家为自身利益计，不但不要使工人贫困，而是竭力设法使之富裕，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是其一大功绩。但胡适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步，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各种社会化立法和国家再分配使然。因此，胡适在论及这种社会主义时，并不坚持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就不是特别让人惊讶了。
胡适对政府的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观。1921年，他在《好政府主义》一文中说，政府只是一个工具，发挥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为达到这种进步，就不能不批驳“政治上的无为主义”。他说：“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他的这一说法很不自由主义，其源头也在美国，即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下的进步主义，这种美国式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充分介入公共事务以确保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实现。胡适的这些非自由主义思想，大约与他经济思想史的修养欠缺有关。早在1902年，梁任公就在他的《饮冰室自由书•干涉与放任》中简明扼要地厘清了西方经济思想的两大潮流，一派主放任主义自由竞争，一派主国家干涉，“社会主义者，……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不过梁任公也没有批评两派学理的能力，他以为此两者无是非之分，因时因地制宜则可。梁任公很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勃兴是一种必然，非社会主义不能解决劳工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胡适此时在这方面的认识，没有能超出梁任公。
因此，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否定个人主义，并说“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年的7月，他路过莫斯科，停留了三日，在参观了一些样板作品并与当地人做了一些交谈之后，大受震撼。若没有种种社会主义思想的铺垫，胡适大约不会受这么大的刺激。在莫斯科他还跟蔡和森见了一面，动了加入政治的念头，并设想组织“自由党”，其政纲之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见《年谱》P125--126页）
不过首倡“多研究些问题”的胡博士自然有其过人之处。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把胡适列为委员，胡适虽然坚辞，然献策说，要复兴农村，需要的是“无为的政治哲学”，消极的除弊比积极的兴利重要得多。从积极施为到消极无为，胡适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自我超越，从此复归自由主义的轨道。他说，“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绝不是欧美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的政治哲学”，政府须裁减机关和官吏，减除捐税，维持公共秩序，这样农村才能有复兴的条件和希望。在这一年年底，胡适更是全面确认了“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对个人主义和代议制的拥抱源于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欧美文化的把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则源于他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在举世议论社会主义统制经济优越性之时，他冷静地指出，没有私营工商业，中国的生产事业便只能停顿下来，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大林的出现。胡适并不知道西方2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性之大辩论，他走过弯路，但他最终还是遵循自由主义的定义，研究中国的问题，给出了令人惊佩的答案。
在30年代与《独立评论》同人就“民治与独裁”的辩论中，胡适对民主政治和独裁的分析是天才之作。他认为在统治技术上，独裁要比民主困难得多，专制统治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而民主政治则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特别适宜于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一般民众只要集思广益，把各自的知识利用起来，就能做到独裁做不到的事情。但凡读过哈耶克的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人，对此都不能不感到震撼。如何利用分散在万千民众手中的个人知识，不但是经济系统的问题，也是政治系统的问题。哈耶克的文章发表于1945年，而胡适早在1933年，就做出了类似的判断。
40年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发表，胡适通过周德伟，了解了哈耶克的思想，通过周德伟的帮助，胡适最终完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体悟。在1954年3月5日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茶话会上，胡适作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的演讲，一面为自己过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和主张忏悔，一面讲述古典自由主义新知。胡适以花甲高龄，仍然好学不倦，仍能吐故纳新，令人钦服。
今天，那些仍然对社会主义寄予期望的人，真应该看看胡适一生的思想历程，或许，能得到一点启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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