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摘要
【按语：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通过评注李维的史书《自建城以来》，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进行史论，考察了古罗马建城以来的伟大政治宏业及其经验教训，其间特别比照了古罗马的尊严荣耀和今日意大利的凋敝沉沦。共3卷，卷1考察了罗马共和时期官方的谋略和决策；卷2考察了罗马建立大帝国中的官方谋略；卷3则考察了为了罗马的伟大私人所做出的贡献和行为。其中有几个关注点：1. 在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马基雅维利强烈地倾向于共和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共和主义色彩：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而共和制才能真正表达出公共利益，因而有利于扩张（卷2.2）。2.将罗马帝国成功和斯巴达/雅典帝国失败的主要原因追溯到制度上（如公民权的获取以及扩张中的联盟方式）是极有说服力的。3.马基雅维利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有限性观念，而这是一种很现代的观念：他拒绝了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带来了女人气和对世俗自由的放弃，而在面对着现世不可避免的盛衰命运时，他果断地拥抱了有限的世俗荣耀：“既然人们无法保持事物之间的平衡，也无法恰当地保持中庸之道，那么在为共和国创立制度时，就必须看重更加荣耀的方面”。【64】这让人想起伯利克里最后演讲中为帝国策略辩护时的语调，不过在马基雅维利这里似乎更指向了现代气质。另外，说贵族与平民的纷争维系了自由的论点，很有政治科学的味道，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或许可以回溯到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的作品是其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实践经验和文艺复兴精神的奇特混合：前者使得马基雅维利具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后者穿透冷酷的政治揭示出马基雅维利的一抹柔情和盼望。感动但丁（Dante）和马西利乌斯（Masilius of Padua）的激情同样在马基雅维利心中燃烧：当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崛起为强大的主权国家的时候，教皇体制（Papacy）与世俗政治纠缠在一起的败坏使得意大利沦为任人蹂躏的碎片；在现实中遭遇失意，在心灵上绝望的Machiavelli转而投向古罗马的世俗性的荣光和共和热情，甚至因而也鄙夷过分体制化了的基督教的虚伪和无能。因此马基雅维利那貌似冷酷的政治谋略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由文艺复兴催动的人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之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因为促使其产生的不是积极的政治现实要求，而恰恰是对现实的绝望，才转而在对古罗马的自由和荣耀的回忆和渴望中寻得其栖息之所。
但恰也因此，Machiavelli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记得古罗马的荣耀，对罗马帝国霸业的血腥的一面缺乏意识，也丢失了或意识不到斯多亚学派和基督教所植入的人道主义和对个体尊严的重视。Cicero那里的共和制深层地依赖自然法的支持，而Machiavelli虽然渴望共和，但当他抛弃了启示宗教的时候，还剩下什么呢？读了Cicero，我很惊诧于Machiavelli的共和主义里面的血腥味。而且他教导和崇尚那些霸术伎俩，恰好揭示出马基雅维利属于那个过分精明以至于世故卑劣、不堪作为的、早熟的意大利，揭示出他的政治激情最终不过是文人式的和过去式的。未来的大业却属于初兴的、刚阳而青春的、虔诚而团结的、渴望大地（海洋）的人民，即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
阅读使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冯克利先生译），强烈建议使用吉林出版社版《君主论 论李维》（薛军译），冯克利先生的译本太潦草了。】
导论 by Mansfield
“它（《论李维》）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滥觞（first source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是对古代自由的记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下同】马基雅维利不满于文艺复兴没有效法古人的政治德行（virtus, manliness），认为“行为胜过言辞，故罗马优于希腊，史家强过哲人。”【3】马基雅维利没有像培根那样，公开声称现代人可能比古代人更强大。 《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是共和制著名的虔诚信徒，认为共和国优于君主国：人民比君主更稳健、更优秀、善良，唯有在共和国才见到共同利益。《论李维》意在“让那些有可能读到这本著作的年轻人，是自己的灵魂摆脱其时代，转而愿意师法古罗马时代。”【7】《论李维》与《君主论》并不冲突，“《君主论》比表面看上去有着更多的共和主义倾向，同样，《论李维》也有着更多的君主论倾向。”【13】专制和共和可以互补。 马氏是第一个称赞党争有益的政治哲学家；赞成独裁制的开先河者；对腐败的讨论指出，“当公共精神荡然无存之时，共和国将陷入腐败并成为专制者的牺牲品，这似乎是在赞美传统的共和主义德行。”【19】“腐败并非道德的失败，就人民而言，它是共和主义德行的必然结果；就君主而言，它是其本性的必然结果。”【20】 指责基督教为现代的虚弱负责，“马基雅维利所钟爱的世俗功业，与基督教是格格不入的。”【22】
《论李维》大约完成于1518年左右，直到1531年才出版。完整名称《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书（Discourse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y）》:三卷：卷1讨论共和时期官方的谋略和行动；卷2讨论罗马如何变成帝国，涉及官方谋略中的对外政策；卷3讨论两个领域中的私人行动。
《论李维》献给Zanobi Buondelmonti和Cosimo Rucellai，两个似乎普通人。
卷一
在“前言”中，马基雅维利指责世人对古代艺术如雕塑等倾慕有加，但“在整饬共和国、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讨，控制战局，审判臣民和扩张帝国时，却不见有哪个君主或共和国求助于古人的先例。”【44】马氏将此归咎于基督教使世界赢弱不堪（weakness）、贪婪的惰怠（ambitious idleness）带来的罪恶，尤其是历史见识的缺乏（want of a right intelligence of history）。因此马基雅维利通过评注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历史书来提供真正的历史洞见，意在教育世人。
罗马的强盛和伟大值得考察。第一卷主要考察共和时期官方的谋略（public counsel）。“罗马城有一个无恃于任何人的自由的起点。”【47】有良好法律又富庶。马氏先叙述了Polybius的政体循环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及其蜕变的三个变种之间存在不稳定而恶性的循环。“三种好的短命、三种坏的恶劣。”【51】一种良好的类型是，“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在同一城邦内兼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51】斯巴达的Lycurgus就近乎完美地设计了混合政制。罗马虽然没有起初完美的设计，但平民（Plebs）和元老院（Senate）的冲突因机缘却逐渐导致走向了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混合政制：驱逐国王设立执政官就有了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成分；而平民的反抗导致创设护民官就纳入了民主制。“在这一混合体制下，它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此完美境界肇始于平民与元老院的不和。”【52】
马基雅维利用这种不和以及相应的创制的例子说，“驾驭共和国并为其制定法律者，必把人人设想为恶棍，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邪念。”【54】平民和元老的纷乱导致设立护民官保障平民的安宁。“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纷争并没有造成有损于公益的流放与暴力，却导致了有益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秩序。…如果纷争是创设护民官的原因，则应给与纷争（tumults）至高的赞扬才是，因为它不只让民众享有治权，且为罗马的自由树起一道屏障。”【56-7，这里有政治科学的味道；但这里“自由的屏障”何所指？】罗马人将自由的屏障交付给了平民，因为平民的支配欲没有贵族那么强。不过罗马史表明，护民官、监察官、军事执政官，马略强权到罗马的覆亡，似乎最终只有成为帝国的共和国和小小威尼斯/斯巴达两种选择。威尼斯和斯巴达都以限制外来居民而避免平民与元老院的冲突，而“罗马若想铲除骚乱的根源，它也就会失去扩张的动因。…扩张乃这种共和国之毒鸩。” 【62-3】不过，Machiavelli支持了罗马之路，“人间事变动无常，总有兴衰荣枯；许多事情总是没有理性的引导，却有必然性促你完成。所以，即使共和国的制度能使它不事扩张，却又必然性促其扩张，这会逐渐毁坏其基础，使它很快覆亡（But all human affairs being in movement, and incapable of remaining as they are, they must either rise or fall; and to many conclusions to which we are not led by reason, we are brought by necessity. So that when we have given institutions to a State on the footing that it is to maintain itself without enlargement, should necessity require its enlargement, its foundations will be cut from below it, and its downfall quickly ensue）。…既然人们无法保持事物之间的平衡，也无法恰当地保持中庸之道，那么在为共和国创立制度时，就必须看重更加荣耀的方面（since it is impossible, as I believe, to bring about an equilibrium, or to adhere strictly to the mean path, we must, in arranging our republic, consider what is the more honourable course for it to take）… 应当采取罗马的制度，而不是另一些共和国的制度，因为我不相信能在两种方式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64】
指控权（accusation）对维护共和国的自由最有用：公民害怕指控而不敢破坏自由；为针对某人的反感提供了发泄的法律渠道，“对那些扰乱共和国的变幻不定的情绪加以疏导。”【65】这是一种国内的、法律的救济手段。没有指控权，则谣言盛行，谣言则危害极大。
Romulus杀弟以及处死共同执掌王权的Titus，其大权独揽是为了公共福祉，“行为使其蒙羞，结果将给予宽恕。”【71】这是因为，“创建共和国者必须大权独揽。”【73】但王国或共和国的创立者虽值得赞美，那些专制施行者却应该受到谴责。马基雅维利却将宗教的创立者排在国家的创立者前面。第二任国王Numa转向宗教，“把它视为维护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78】因此Numa甚至比Romulus更伟大。马基雅维利赞美的是一种公民宗教，“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亵渎神明则是它们覆亡的肇端。”【80】君主或共和国，必须维护宗教礼仪和敬畏，这里马基雅维利批评了罗马教会败坏了意大利：1.教廷恶劣行径导致敬虔的信仰丧尽；2.教廷总让意大利保持四分五裂，“一个地方若不能如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由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来统辖，它的统一或幸福就无从谈起。”【83】而意大利之缺乏世俗的统一，恰好是因为教廷，“它栖身于一个世俗帝国，并且控制着这个帝国，它的势力和德行却不足以获得意大利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在面对意大利出现强人时，没有能力因担心失去对俗世利益的支配权而招纳强权自卫。”【83-4】 另一方面，罗马人利用宗教迫使平民选择贵族出任护民官。罗马人也按照必要性解释征兆（auspices）。甚至Samnites人对宗教失败的诉求也说明，“对宗教善加利用可以振奋人心。”【91】
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就算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这些人与野兽无异，他们虽然生性残暴而凶猛，却一直被圈养于牢笼之中受奴役。…他们习惯于受别人的统治…不知自我治理。”【92】“腐化之风无处不在的人民，不可能生活在自由之中，哪怕是片刻的自由。”【92】马基雅维利将思考限制于尚未腐化的人民。在Tarquin被放逐后，罗马能够立即获得并维系其自由，而在凯撒、卡里古拉和尼禄死后，罗马人却绝无可能维系和重新开创自由，因为后来的罗马人腐败不堪了。“只要有腐败，则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这种腐败，这种对自由生活的蔑视，是源于该城邦的不平等（inequality）。”【97】 马基雅维利说，道德风俗、制度和法律三者中，良好的风俗是基础，当风俗败坏是，法律创新无救，“不过，倘若法律创新与制度变革一起进行，其实是有所助益的。”【100】“在腐败的城邦维系共和国或予以更新极为困难或不可能，…假如确实要在这种地方创建或维持共和国，那就必须把它推向奉行monarchial的国家，而不是奉行民治的国家。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因其骄横而难以用法律驯化的人，可以用近乎王权的方式加以降服。”【101，君主制与共和并不截然区分，两者可以在法律上找到交汇因素。】
君主统治下的君主有覆亡的风险，其原因之一就是君主的软弱或邪恶。两个有德行君主相继主政能成就大业，而罗马的执政官是通过自由的投票产生，实际上是“无数个最有德行的君主，”【106】成就蔚为大观。 那整个命运冒险的时候，不可只用部分力量；决不可将功补过，而要赏罚分明，“举凡治理良好的共和国，从不允许公民将功补过。”【113】否则，那些立下大功者很快变得骄矜无度，文明的生活也随即瓦解。
因为罗马未曾被任何公民废除其自由，所以对公民较为宽容，也较少猜忌。“忘恩负义的恶行，要么源于贪婪，要么来自猜疑。”【123】出于猜忌的忘恩负义较可谅解，君主和人民都难以克服猜忌。“享有自由生活的城邦有两个目标，一是获取，二是维护自己的自由，它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犯下过失，必定是因为它过分地热衷于这些目标。”【124】不过人民的猜忌的理由要少一些。为了避免猜忌，君主应该亲征；而将领要么应避免傲慢无礼的举动，要么反其道而行之，取而代之。共和国则应该公民出战。接下来几章是一些策略，如“当共和国由于内部原因而产生弊端，或由于外部原因而面对逆境，其严重程度让人惶恐不安时，更为稳妥的策略，是与之妥协，而非予以消灭。”【133】“更明智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做出让步，让它们自行消灭，或至少把罪恶的出现长期拖延下去。”【134】这主要针对罗马的邻邦来说的，它们试图摧毁强大的罗马结果却反而被奴役，罗马设置了Dictator来应对挑战。
罗马的独裁官对共和国有益无害，“使罗马受到奴役的，并非独裁官的名号或地位，而是因为公民长期擅权而获得的权力。”【136】独裁官制度去对付那些刻不容缓的事，是非常规手段，而执政官则努力将独裁官的选举保留在执政官内部。
十人团（Decemvirate）的创立却导致危险的后果，掌握无限制的权力，为所欲为，腐败至极。这里的教训是：“所谓自由选举授予的权力对共和国无害，需要一个前提，即，除非具备适当条件并有适当的时限，人民绝不授予这种权力。”【140】 设置护民官之后，罗马平民犹不能满足，“希望分享贵族的荣耀和私产，…引发了土地法（Agarian law）之争，它最后成了共和国覆亡的原因。治理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保持共产充足，公民清贫。”【143】土地法限制贵族的财产，但向来形同虚设，而Grachi兄弟作为护民官试图复活之，则彻底摧毁了罗马的自由，冲突和杀戮“超越了公民政体的一切规则和习惯的限度。”【144】平民拥戴马略、贵族拥戴苏拉，此后凯撒成了罗马的第一个专制者。不过土地法引起的争执经历300年之久才使得罗马陷入奴役。 十人团（Decemivirate）事件上的教训：起源于平民和贵族各有所图，而机缘也在于考察雅典的Solon立法并为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结果十人团为所欲为，被废除，护民官和执政官得以恢复，罗马又恢复了古代自由的状态。“从Decemvirate的事例中还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一语腐化变质，使自身表现出相反的性情。”【158】 立法者不遵守法律是恶劣的先例，譬如对Decemvirate首领Appius就没有经过正当的审判就被处死。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在摆脱了侵害之后，便把它转嫁给别人，“要么受害，要么害人，似乎成了必然之理。”【165】共和国必须提防公民的伟大功业。
罗马平民委任的护民官都是贵族，这说明人易于被大道理所骗（“平民普遍认为，他们应当得到执政官的职位，因为他们是城市的多数，他们在征战中承受更多的风险，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维护着罗马的自由。”【167】），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受蒙骗（“平民要对自己人做出具体判断，这使他们更看到了那些人的弱点。看上去他们完全应得的东西，其实他们中间无人能够胜任。”）【167】私人和执政高官的话语和视角也因此有差异，因为高官有更多的细节。
罗马这样有自由开端的城市，也难以找到维护自由的法律，更别说那些直接陷身奴役的城市了。“欲使共和国覆灭，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让人民投身于大事业；凡是吹捧他们的人，他们总是笑纳不爽。”【183】马基雅维利攻击了Gentlemen,“就是那些靠着家产的丰厚回报，游手好闲之辈。…这号人，对任何共和国或任何地方，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189】 “在大体上或能够做到大体上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共和国；在有着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君主国，不然它就会失去平衡，难以长久。”【190】马基雅维利坚信，在同等条件下，“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人们的声音能被比作上帝的声音，是事出有因的。…人民一旦对某事有了憎恶，就会数百年保持不变。…在人民担任统治者的城邦，能在极端的实践内取得超乎寻常的扩展，比一直受君主统治的城邦大很多。….这是民治优于君主的统治使然….人民在美德与荣耀方面是大大胜出的。如果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构建文明生活、颁布新的法规政令方面优于人民，人们则在维系事务之良序上优点突出。”【197】关键在于君主国和共和国都需要受到法律的管束：在法律管束下，人民优于君主；在放纵无法之处，君主之肆意妄为超过人民。 就同盟而言，人民信守盟约也较君主更可靠。
卷二
本卷讨论“罗马人民那些扩张帝国的决策。”【209】“上天先是把德行放在亚述、又放在米底、然后放在波斯，最后是意大利和罗马。虽然在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个把世界的德性集于一身的帝国，然而德行却被分散于众多的民族，让他们过着有德性的生活（whereas at first Assyria was made the seat of its excellence, this was afterwards placed in Media, then in Persia, until at last it was transferred to Italy and Rome. And although after the Roman Empire, none has followed which has endured, or in which the world has centred its whole excellence, we nevertheless find that excellence diffused among many valiant nations）。”【208】在意大利，除了ultramontane之外，厚古薄今是有道理的。马基雅维利在要鼓励人们摆脱现时代，效法古罗马的同时，却也流露出不自信，“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算作自欺之人，因为我在自己这些文字中，也对古罗马时代大加赞美，谴责我们的时代。”【209】
Plutarch和Livy都倾向于认为罗马建立帝国更多地源于运气，而马基雅维利则相反认为更多地源自其德行（valour），“从来没有哪个共和国取得过罗马那样的成就，其原因在于，没有哪个共和国建立的制度，使它能有罗马那样的收获。军队的德行使得他们获得了帝国，而最早的立法者为他们制定的典章制度，维系着他们的收获。”【210】罗马人从未同时发起两次大战。“就帝国的获取而言，德行的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运气。”【212】
同罗马作战的民族，执着地捍卫着其自由。古代很多自由民族，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扩张地盘和财富，因为在共和国中，共同利益会成就伟业，而君主则常常与共同利益抵触，“成就城邦之丰功伟业者，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215】古人为何比今人更热爱自由？“这与导致今人羸弱的原因是一样的，是我们的教养不同于古人的教养所致，而这种不同，是我们的信仰不同于古人。我们的信仰，指明了真理和真理之道，使我们不看重现世的荣耀，而异教徒却对它极为推崇，把它视为至善，所以它们的行为也更加狂暴。…古代的宗教只赐福于充满世俗荣耀的人，如军队的统帅或共和国的君主。”【216】基督教将这个世界搞得女人气十足，天堂也被解除了武装，“这种教养，这些荒谬的解释,使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217】Free和Servile生活方式。
这也源于罗马人消灭了所有的共和国和所有的文明生活方式。罗马通过仁爱（轻易地允许外邦人获得公民权）和武力（毁灭周围的城邦），筹划了大帝国。相比之下，斯巴达和雅典的制度限制了外邦人的加入，从而自身无法强壮，没法建立大帝国。【深刻的洞见】共和国扩张有三种方式：平等结盟，彼此权力不相上下，这是Etruscans的方式；结为盟友，平等的法律，但不再让你拥有发号施令的身份、帝国的地位和名号，这是罗马人的方式；第三种是直接征服，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人的方式。扩张唯有采取罗马人的方式才能成就霸业。宗教和语言，洪灾和瘟疫等，淹没了诸如Etruscans伟大的历史。
罗马人速战速决以及一系列明智的方式（分配战利品和派出殖民者），“使罗马因战争而富于，而另一些君主国和共和国却因不智而被战争搞得穷困潦倒。”【228】在战争中，“金钱是必要的，但精兵强将本身就能赢得这种必要之物。”【237】这里很多论述与《君主论》一样，偏重于策略。马基雅维利批评了当今的军队体制，赞许古罗马的三队列体制，这里马基雅维利忽略了重型火炮等现代技术的影响，坚持认为步兵比骑兵更有用。罗马人向来在决断的事情上避免有害的中庸之道。不要利用城市的内部分裂去攻打之。
卷三
这一卷论述“那些具体的个人如何使罗马伟大，给这座城市带来众多的良好结果，讲述他们的事迹。”【316】教派或共和国的长久生存之道是返回其源头，“一切教派、共和国和王国的初创时期，必定包含着某些优秀的东西，利用它们可以重新获得最初的名望和生长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优秀的因素会受到败坏，除非有外力的介入，使其恢复原来的标准，不然的话它必然杀死机体。”【313】如罗马被法兰克人占领的事促动的反省。“共和国表现出的完美，或是因为某个人的德行，或是因为制度的优越。就后者而言，使罗马共和国回到其源头的制度，是平民护民官、监察官以及防范人们的野心和傲慢的所有法律。”【314】
Junius Brutus的适时装疯卖傻。国体更张之后，将反对现状的敌人用最令人难忘的方式处死，这是明智的。Tarquin之遭到驱逐在于其践踏王国的法律、实行残暴的统治。变更政体时是否腥风血雨，在于原来的政体是否暴力起家。“凡是想夺取共和国的权力、为其建立邪恶制度（wicked form）的人，需要找出那些能经受岁月磨损的因素。”【348，这句话很诡异，为强人献策同时道德上却具有极强的自由意识。】
太平时期的共和国的弊端在于不尊重俊杰：自己得不到官职；妒忌平庸之辈成为同僚和上司。补救之道在于“一是维持公民的贫困，这样他们在没有德行的情况下，无法用财富去腐化自己和别人。二是备战，以便总是可以发动战争，让杰出的公民有用武之地。”【369】Hannibal和Scipio之比较。
导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有二：“一是土地法引起的纷争，二是拖延任命。…从事实中可以看到，公民因这种任命而得到的权力，对该城造成了怎样的伤害。”【390】最后军队被统领所据有。“最有益于建立自由生活的做法，就是让公民保持贫困。”【392】女人祸国。应当提防公民的功业，“公民的威望，也是共和国专制统治的根由。若想防范这种事情，共和国需要建立某种制度，使得公民的威望有益于城市及其自由，而不是损害它。”【400】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主，“它们来自君主的邪恶，而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来自人的恶劣本性。”【402】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的人，无论面对何种命运，都能保持同样的勇气、同样的尊严。
江绪林 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Machiavelli的作品是其在佛罗伦萨的政治实践经验和文艺复兴精神的奇特混合：前者使得马基雅维利具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后者穿透冷酷的政治揭示出马基雅维利的一抹柔情和盼望。感动但丁（Dante）和马西利乌斯（Masilius of Padua）的激情同样在马基雅维利心中燃烧：当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崛起为强大的主权国家的时候，教皇体制（Papacy）与世俗政治纠缠在一起的败坏使得意大利沦为任人蹂躏的碎片；在现实中遭遇失意，在心灵上绝望的Machiavelli转而投向古罗马的世俗性的荣光和共和热情，甚至因而也鄙夷过分体制化了的基督教的虚伪和无能。因此马基雅维利那貌似冷酷的政治谋略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由文艺复兴催动的人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之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因为促使其产生的不是积极的政治现实要求，而恰恰是对现实的绝望，才转而在对古罗马的自由和荣耀的回忆和渴望中寻得其栖息之所。
但恰也因此，Machiavelli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记得古罗马的荣耀，对罗马帝国霸业的血腥的一面缺乏意识，也丢失了或意识不到斯多亚学派和基督教所植入的人道主义和对个体尊严的重视。Cicero那里的共和制深层地依赖自然法的支持，而Machiavelli虽然渴望共和，但当他抛弃了启示宗教的时候，还剩下什么呢？读了Cicero，我很惊诧于Machiavelli的共和主义里面的血腥味。而且他教导和崇尚那些霸术伎俩，恰好揭示出马基雅维利属于那个过分精明以至于世故卑劣、不堪作为的、早熟的意大利，揭示出他的政治激情最终不过是文人式的和过去式的。未来的大业却属于初兴的、刚阳而青春的、虔诚而团结的、渴望大地（海洋）的人民，即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
阅读使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冯克利先生译），强烈建议使用吉林出版社版《君主论 论李维》（薛军译），冯克利先生的译本太潦草了。】
导论 by Mansfield
“它（《论李维》）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滥觞（first source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是对古代自由的记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下同】马基雅维利不满于文艺复兴没有效法古人的政治德行（virtus, manliness），认为“行为胜过言辞，故罗马优于希腊，史家强过哲人。”【3】马基雅维利没有像培根那样，公开声称现代人可能比古代人更强大。 《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是共和制著名的虔诚信徒，认为共和国优于君主国：人民比君主更稳健、更优秀、善良，唯有在共和国才见到共同利益。《论李维》意在“让那些有可能读到这本著作的年轻人，是自己的灵魂摆脱其时代，转而愿意师法古罗马时代。”【7】《论李维》与《君主论》并不冲突，“《君主论》比表面看上去有着更多的共和主义倾向，同样，《论李维》也有着更多的君主论倾向。”【13】专制和共和可以互补。 马氏是第一个称赞党争有益的政治哲学家；赞成独裁制的开先河者；对腐败的讨论指出，“当公共精神荡然无存之时，共和国将陷入腐败并成为专制者的牺牲品，这似乎是在赞美传统的共和主义德行。”【19】“腐败并非道德的失败，就人民而言，它是共和主义德行的必然结果；就君主而言，它是其本性的必然结果。”【20】 指责基督教为现代的虚弱负责，“马基雅维利所钟爱的世俗功业，与基督教是格格不入的。”【22】
《论李维》大约完成于1518年左右，直到1531年才出版。完整名称《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书（Discourse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y）》:三卷：卷1讨论共和时期官方的谋略和行动；卷2讨论罗马如何变成帝国，涉及官方谋略中的对外政策；卷3讨论两个领域中的私人行动。
《论李维》献给Zanobi Buondelmonti和Cosimo Rucellai，两个似乎普通人。
卷一
在“前言”中，马基雅维利指责世人对古代艺术如雕塑等倾慕有加，但“在整饬共和国、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讨，控制战局，审判臣民和扩张帝国时，却不见有哪个君主或共和国求助于古人的先例。”【44】马氏将此归咎于基督教使世界赢弱不堪（weakness）、贪婪的惰怠（ambitious idleness）带来的罪恶，尤其是历史见识的缺乏（want of a right intelligence of history）。因此马基雅维利通过评注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历史书来提供真正的历史洞见，意在教育世人。
罗马的强盛和伟大值得考察。第一卷主要考察共和时期官方的谋略（public counsel）。“罗马城有一个无恃于任何人的自由的起点。”【47】有良好法律又富庶。马氏先叙述了Polybius的政体循环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及其蜕变的三个变种之间存在不稳定而恶性的循环。“三种好的短命、三种坏的恶劣。”【51】一种良好的类型是，“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在同一城邦内兼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51】斯巴达的Lycurgus就近乎完美地设计了混合政制。罗马虽然没有起初完美的设计，但平民（Plebs）和元老院（Senate）的冲突因机缘却逐渐导致走向了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混合政制：驱逐国王设立执政官就有了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成分；而平民的反抗导致创设护民官就纳入了民主制。“在这一混合体制下，它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此完美境界肇始于平民与元老院的不和。”【52】
马基雅维利用这种不和以及相应的创制的例子说，“驾驭共和国并为其制定法律者，必把人人设想为恶棍，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邪念。”【54】平民和元老的纷乱导致设立护民官保障平民的安宁。“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纷争并没有造成有损于公益的流放与暴力，却导致了有益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秩序。…如果纷争是创设护民官的原因，则应给与纷争（tumults）至高的赞扬才是，因为它不只让民众享有治权，且为罗马的自由树起一道屏障。”【56-7，这里有政治科学的味道；但这里“自由的屏障”何所指？】罗马人将自由的屏障交付给了平民，因为平民的支配欲没有贵族那么强。不过罗马史表明，护民官、监察官、军事执政官，马略强权到罗马的覆亡，似乎最终只有成为帝国的共和国和小小威尼斯/斯巴达两种选择。威尼斯和斯巴达都以限制外来居民而避免平民与元老院的冲突，而“罗马若想铲除骚乱的根源，它也就会失去扩张的动因。…扩张乃这种共和国之毒鸩。” 【62-3】不过，Machiavelli支持了罗马之路，“人间事变动无常，总有兴衰荣枯；许多事情总是没有理性的引导，却有必然性促你完成。所以，即使共和国的制度能使它不事扩张，却又必然性促其扩张，这会逐渐毁坏其基础，使它很快覆亡（But all human affairs being in movement, and incapable of remaining as they are, they must either rise or fall; and to many conclusions to which we are not led by reason, we are brought by necessity. So that when we have given institutions to a State on the footing that it is to maintain itself without enlargement, should necessity require its enlargement, its foundations will be cut from below it, and its downfall quickly ensue）。…既然人们无法保持事物之间的平衡，也无法恰当地保持中庸之道，那么在为共和国创立制度时，就必须看重更加荣耀的方面（since it is impossible, as I believe, to bring about an equilibrium, or to adhere strictly to the mean path, we must, in arranging our republic, consider what is the more honourable course for it to take）… 应当采取罗马的制度，而不是另一些共和国的制度，因为我不相信能在两种方式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64】
指控权（accusation）对维护共和国的自由最有用：公民害怕指控而不敢破坏自由；为针对某人的反感提供了发泄的法律渠道，“对那些扰乱共和国的变幻不定的情绪加以疏导。”【65】这是一种国内的、法律的救济手段。没有指控权，则谣言盛行，谣言则危害极大。
Romulus杀弟以及处死共同执掌王权的Titus，其大权独揽是为了公共福祉，“行为使其蒙羞，结果将给予宽恕。”【71】这是因为，“创建共和国者必须大权独揽。”【73】但王国或共和国的创立者虽值得赞美，那些专制施行者却应该受到谴责。马基雅维利却将宗教的创立者排在国家的创立者前面。第二任国王Numa转向宗教，“把它视为维护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78】因此Numa甚至比Romulus更伟大。马基雅维利赞美的是一种公民宗教，“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亵渎神明则是它们覆亡的肇端。”【80】君主或共和国，必须维护宗教礼仪和敬畏，这里马基雅维利批评了罗马教会败坏了意大利：1.教廷恶劣行径导致敬虔的信仰丧尽；2.教廷总让意大利保持四分五裂，“一个地方若不能如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由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来统辖，它的统一或幸福就无从谈起。”【83】而意大利之缺乏世俗的统一，恰好是因为教廷，“它栖身于一个世俗帝国，并且控制着这个帝国，它的势力和德行却不足以获得意大利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在面对意大利出现强人时，没有能力因担心失去对俗世利益的支配权而招纳强权自卫。”【83-4】 另一方面，罗马人利用宗教迫使平民选择贵族出任护民官。罗马人也按照必要性解释征兆（auspices）。甚至Samnites人对宗教失败的诉求也说明，“对宗教善加利用可以振奋人心。”【91】
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就算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这些人与野兽无异，他们虽然生性残暴而凶猛，却一直被圈养于牢笼之中受奴役。…他们习惯于受别人的统治…不知自我治理。”【92】“腐化之风无处不在的人民，不可能生活在自由之中，哪怕是片刻的自由。”【92】马基雅维利将思考限制于尚未腐化的人民。在Tarquin被放逐后，罗马能够立即获得并维系其自由，而在凯撒、卡里古拉和尼禄死后，罗马人却绝无可能维系和重新开创自由，因为后来的罗马人腐败不堪了。“只要有腐败，则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这种腐败，这种对自由生活的蔑视，是源于该城邦的不平等（inequality）。”【97】 马基雅维利说，道德风俗、制度和法律三者中，良好的风俗是基础，当风俗败坏是，法律创新无救，“不过，倘若法律创新与制度变革一起进行，其实是有所助益的。”【100】“在腐败的城邦维系共和国或予以更新极为困难或不可能，…假如确实要在这种地方创建或维持共和国，那就必须把它推向奉行monarchial的国家，而不是奉行民治的国家。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因其骄横而难以用法律驯化的人，可以用近乎王权的方式加以降服。”【101，君主制与共和并不截然区分，两者可以在法律上找到交汇因素。】
君主统治下的君主有覆亡的风险，其原因之一就是君主的软弱或邪恶。两个有德行君主相继主政能成就大业，而罗马的执政官是通过自由的投票产生，实际上是“无数个最有德行的君主，”【106】成就蔚为大观。 那整个命运冒险的时候，不可只用部分力量；决不可将功补过，而要赏罚分明，“举凡治理良好的共和国，从不允许公民将功补过。”【113】否则，那些立下大功者很快变得骄矜无度，文明的生活也随即瓦解。
因为罗马未曾被任何公民废除其自由，所以对公民较为宽容，也较少猜忌。“忘恩负义的恶行，要么源于贪婪，要么来自猜疑。”【123】出于猜忌的忘恩负义较可谅解，君主和人民都难以克服猜忌。“享有自由生活的城邦有两个目标，一是获取，二是维护自己的自由，它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犯下过失，必定是因为它过分地热衷于这些目标。”【124】不过人民的猜忌的理由要少一些。为了避免猜忌，君主应该亲征；而将领要么应避免傲慢无礼的举动，要么反其道而行之，取而代之。共和国则应该公民出战。接下来几章是一些策略，如“当共和国由于内部原因而产生弊端，或由于外部原因而面对逆境，其严重程度让人惶恐不安时，更为稳妥的策略，是与之妥协，而非予以消灭。”【133】“更明智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做出让步，让它们自行消灭，或至少把罪恶的出现长期拖延下去。”【134】这主要针对罗马的邻邦来说的，它们试图摧毁强大的罗马结果却反而被奴役，罗马设置了Dictator来应对挑战。
罗马的独裁官对共和国有益无害，“使罗马受到奴役的，并非独裁官的名号或地位，而是因为公民长期擅权而获得的权力。”【136】独裁官制度去对付那些刻不容缓的事，是非常规手段，而执政官则努力将独裁官的选举保留在执政官内部。
十人团（Decemvirate）的创立却导致危险的后果，掌握无限制的权力，为所欲为，腐败至极。这里的教训是：“所谓自由选举授予的权力对共和国无害，需要一个前提，即，除非具备适当条件并有适当的时限，人民绝不授予这种权力。”【140】 设置护民官之后，罗马平民犹不能满足，“希望分享贵族的荣耀和私产，…引发了土地法（Agarian law）之争，它最后成了共和国覆亡的原因。治理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保持共产充足，公民清贫。”【143】土地法限制贵族的财产，但向来形同虚设，而Grachi兄弟作为护民官试图复活之，则彻底摧毁了罗马的自由，冲突和杀戮“超越了公民政体的一切规则和习惯的限度。”【144】平民拥戴马略、贵族拥戴苏拉，此后凯撒成了罗马的第一个专制者。不过土地法引起的争执经历300年之久才使得罗马陷入奴役。 十人团（Decemivirate）事件上的教训：起源于平民和贵族各有所图，而机缘也在于考察雅典的Solon立法并为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结果十人团为所欲为，被废除，护民官和执政官得以恢复，罗马又恢复了古代自由的状态。“从Decemvirate的事例中还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一语腐化变质，使自身表现出相反的性情。”【158】 立法者不遵守法律是恶劣的先例，譬如对Decemvirate首领Appius就没有经过正当的审判就被处死。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在摆脱了侵害之后，便把它转嫁给别人，“要么受害，要么害人，似乎成了必然之理。”【165】共和国必须提防公民的伟大功业。
罗马平民委任的护民官都是贵族，这说明人易于被大道理所骗（“平民普遍认为，他们应当得到执政官的职位，因为他们是城市的多数，他们在征战中承受更多的风险，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维护着罗马的自由。”【167】），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受蒙骗（“平民要对自己人做出具体判断，这使他们更看到了那些人的弱点。看上去他们完全应得的东西，其实他们中间无人能够胜任。”）【167】私人和执政高官的话语和视角也因此有差异，因为高官有更多的细节。
罗马这样有自由开端的城市，也难以找到维护自由的法律，更别说那些直接陷身奴役的城市了。“欲使共和国覆灭，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让人民投身于大事业；凡是吹捧他们的人，他们总是笑纳不爽。”【183】马基雅维利攻击了Gentlemen,“就是那些靠着家产的丰厚回报，游手好闲之辈。…这号人，对任何共和国或任何地方，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189】 “在大体上或能够做到大体上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共和国；在有着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君主国，不然它就会失去平衡，难以长久。”【190】马基雅维利坚信，在同等条件下，“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人们的声音能被比作上帝的声音，是事出有因的。…人民一旦对某事有了憎恶，就会数百年保持不变。…在人民担任统治者的城邦，能在极端的实践内取得超乎寻常的扩展，比一直受君主统治的城邦大很多。….这是民治优于君主的统治使然….人民在美德与荣耀方面是大大胜出的。如果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构建文明生活、颁布新的法规政令方面优于人民，人们则在维系事务之良序上优点突出。”【197】关键在于君主国和共和国都需要受到法律的管束：在法律管束下，人民优于君主；在放纵无法之处，君主之肆意妄为超过人民。 就同盟而言，人民信守盟约也较君主更可靠。
卷二
本卷讨论“罗马人民那些扩张帝国的决策。”【209】“上天先是把德行放在亚述、又放在米底、然后放在波斯，最后是意大利和罗马。虽然在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个把世界的德性集于一身的帝国，然而德行却被分散于众多的民族，让他们过着有德性的生活（whereas at first Assyria was made the seat of its excellence, this was afterwards placed in Media, then in Persia, until at last it was transferred to Italy and Rome. And although after the Roman Empire, none has followed which has endured, or in which the world has centred its whole excellence, we nevertheless find that excellence diffused among many valiant nations）。”【208】在意大利，除了ultramontane之外，厚古薄今是有道理的。马基雅维利在要鼓励人们摆脱现时代，效法古罗马的同时，却也流露出不自信，“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算作自欺之人，因为我在自己这些文字中，也对古罗马时代大加赞美，谴责我们的时代。”【209】
Plutarch和Livy都倾向于认为罗马建立帝国更多地源于运气，而马基雅维利则相反认为更多地源自其德行（valour），“从来没有哪个共和国取得过罗马那样的成就，其原因在于，没有哪个共和国建立的制度，使它能有罗马那样的收获。军队的德行使得他们获得了帝国，而最早的立法者为他们制定的典章制度，维系着他们的收获。”【210】罗马人从未同时发起两次大战。“就帝国的获取而言，德行的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运气。”【212】
同罗马作战的民族，执着地捍卫着其自由。古代很多自由民族，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扩张地盘和财富，因为在共和国中，共同利益会成就伟业，而君主则常常与共同利益抵触，“成就城邦之丰功伟业者，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215】古人为何比今人更热爱自由？“这与导致今人羸弱的原因是一样的，是我们的教养不同于古人的教养所致，而这种不同，是我们的信仰不同于古人。我们的信仰，指明了真理和真理之道，使我们不看重现世的荣耀，而异教徒却对它极为推崇，把它视为至善，所以它们的行为也更加狂暴。…古代的宗教只赐福于充满世俗荣耀的人，如军队的统帅或共和国的君主。”【216】基督教将这个世界搞得女人气十足，天堂也被解除了武装，“这种教养，这些荒谬的解释,使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217】Free和Servile生活方式。
这也源于罗马人消灭了所有的共和国和所有的文明生活方式。罗马通过仁爱（轻易地允许外邦人获得公民权）和武力（毁灭周围的城邦），筹划了大帝国。相比之下，斯巴达和雅典的制度限制了外邦人的加入，从而自身无法强壮，没法建立大帝国。【深刻的洞见】共和国扩张有三种方式：平等结盟，彼此权力不相上下，这是Etruscans的方式；结为盟友，平等的法律，但不再让你拥有发号施令的身份、帝国的地位和名号，这是罗马人的方式；第三种是直接征服，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人的方式。扩张唯有采取罗马人的方式才能成就霸业。宗教和语言，洪灾和瘟疫等，淹没了诸如Etruscans伟大的历史。
罗马人速战速决以及一系列明智的方式（分配战利品和派出殖民者），“使罗马因战争而富于，而另一些君主国和共和国却因不智而被战争搞得穷困潦倒。”【228】在战争中，“金钱是必要的，但精兵强将本身就能赢得这种必要之物。”【237】这里很多论述与《君主论》一样，偏重于策略。马基雅维利批评了当今的军队体制，赞许古罗马的三队列体制，这里马基雅维利忽略了重型火炮等现代技术的影响，坚持认为步兵比骑兵更有用。罗马人向来在决断的事情上避免有害的中庸之道。不要利用城市的内部分裂去攻打之。
卷三
这一卷论述“那些具体的个人如何使罗马伟大，给这座城市带来众多的良好结果，讲述他们的事迹。”【316】教派或共和国的长久生存之道是返回其源头，“一切教派、共和国和王国的初创时期，必定包含着某些优秀的东西，利用它们可以重新获得最初的名望和生长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优秀的因素会受到败坏，除非有外力的介入，使其恢复原来的标准，不然的话它必然杀死机体。”【313】如罗马被法兰克人占领的事促动的反省。“共和国表现出的完美，或是因为某个人的德行，或是因为制度的优越。就后者而言，使罗马共和国回到其源头的制度，是平民护民官、监察官以及防范人们的野心和傲慢的所有法律。”【314】
Junius Brutus的适时装疯卖傻。国体更张之后，将反对现状的敌人用最令人难忘的方式处死，这是明智的。Tarquin之遭到驱逐在于其践踏王国的法律、实行残暴的统治。变更政体时是否腥风血雨，在于原来的政体是否暴力起家。“凡是想夺取共和国的权力、为其建立邪恶制度（wicked form）的人，需要找出那些能经受岁月磨损的因素。”【348，这句话很诡异，为强人献策同时道德上却具有极强的自由意识。】
太平时期的共和国的弊端在于不尊重俊杰：自己得不到官职；妒忌平庸之辈成为同僚和上司。补救之道在于“一是维持公民的贫困，这样他们在没有德行的情况下，无法用财富去腐化自己和别人。二是备战，以便总是可以发动战争，让杰出的公民有用武之地。”【369】Hannibal和Scipio之比较。
导致罗马共和国瓦解的原因有二：“一是土地法引起的纷争，二是拖延任命。…从事实中可以看到，公民因这种任命而得到的权力，对该城造成了怎样的伤害。”【390】最后军队被统领所据有。“最有益于建立自由生活的做法，就是让公民保持贫困。”【392】女人祸国。应当提防公民的功业，“公民的威望，也是共和国专制统治的根由。若想防范这种事情，共和国需要建立某种制度，使得公民的威望有益于城市及其自由，而不是损害它。”【400】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主，“它们来自君主的邪恶，而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来自人的恶劣本性。”【402】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的人，无论面对何种命运，都能保持同样的勇气、同样的尊严。
江绪林 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