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发展与历史车轮的N种走向
张宏杰所著《坐天下很累》，是对历史文本的一种新的解读，如张越在序中所说：有趣。
作者在序章，以及后面的多个章节中，拿中国的皇帝与希腊罗马，以及欧洲国家的君主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中国皇帝的权力最大，大到无法无天的程度。中国的皇帝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权力的想象，是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加强的结果。历史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两千年来演变的最畸形，最可怕的权力体系。
中国有文本记载的王朝是夏朝（有的史学家不承认这个王朝的存在，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考古佐证），一般认为夏朝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而是一个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夏朝是部落社会向国家过度的一个王朝，其统治者的权力并不大，很可能只是所有部落中力量最强的，但在重大问题上，仍然需要得到其他部落的支持。
夏朝的替代者是商朝，商王的权力已经很大，但仍然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方国联盟。通俗的说，类似联邦制（但与现代联邦制国家不同），由子姓的殷商一系大族与其他姓氏的方国联合（比如居于西北渭河流域的周方，即后来的西周王朝的前身）。殷商族系是一个半游牧性质的部族，因此历史上曾经多次迁徙都城（没有稳定的都城，说明其统治体系不完善）。它经济发达，手工业兴盛，整体实力较强，通过联合其他方国驱逐夏朝的统治者而“受天命”。商的君主权限很大，但并不能左右其他方国的政局，其他方国的君主承认他的共主地位，但在方国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方国的君主说了算。这一点和现代联邦制有某种相似之处，共主是由各“方国”君主认定的（而且服从），但他并无权任命方国君主，因为方国君主是从自己的部族中承袭（或者选举）的。这就好像现代的联邦总统有权任命国务卿，但却无权任命各联邦长官（如美国的州长），因为各联邦首脑是由他们自己的民众选举的。以美国为例，总统甚至无权任命一个县长、乃至村长。因为在奉行自治的国家，这些官员都是由当地民众选举出来的，总统没有任命权。商王朝与各方国君主之间，在权力上实际上具有某种平行性，只不过商王的权力稍微比方国君主的权力大了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商王文丁发现西北地区的周方崛起后，已经威胁到自己的部族安全，诱杀其君主公季（《史记》中称“季历”，是周侯姬昌的父亲，即传说中那位会算卦的西伯侯的父亲）后，却不能改变公季的儿子姬昌继位的原因。一则是商王没有那个权限，第二是商王鞭长莫及。尽管后来纣王也囚禁了姬昌，但仍然不能改边周部族前赴后继的事实。
西周建立后，在集权上相较商朝更进了一步，周天子不但是天下共主，而且是诸侯的上司。限于当时交通不发达，中国的地域又十分广阔，周天子不可能直接统治，因而分封诸侯，让诸侯去管理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统治。与商朝那种权力平行的君臣关系相比，西周已经成为金字塔结构，但这种金字塔结构是扁平结构，而非明显的垂直结构。以诸侯国齐国，鲁国为例，就是周朝初年权力很大的两个诸侯，它们分别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太公、周公旦的封国。山东沿海地区原来是东夷（一个非常强大的部族）的地盘，周天子将齐、鲁两国分封在这里，实际上是防范、并同化这个部族。齐长于军事、鲁长于教化，齐鲁夹辅，周天子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同时，东夷实际上是姜姓部族，与被分封到齐国的姜氏在血缘上很亲近（姜姓，实际上是被汉化后的羌部族），这也可看出周天子对齐国的倚重，不仅依靠其打压东夷，还依赖其安抚。事实上，齐鲁两国不但影响周天子，同时也制约周天子。鲁国国君周公旦（在朝中任职，实际未就国，由其子担任君主）甚至可以摄政，也就是所谓的“周公佐成王”，可见当时的贵族权力之大。到了西周末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更是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
一定程度上，先秦时期的君主统治颇具贵族风度，君主与君主之间，君主与臣僚之间都颇有礼数，即便是一方战败或失势，也能保留生命与尊严，比如秦穆公俘虏晋惠公，晋文公俘虏曹共公……至于战场上击败对方而不消灭对方的战役就更加不胜枚举了。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随着权力的集中，以及丧失制约，政治上的血腥事件就层出不穷了。
先秦时期的权力架构，目前比较清楚的是西周，夏商都缺乏较为翔实的资料。西周的权力体系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从军事力量上来说，天子六军对比单独的诸侯占据数量优势，但是如果诸侯联合，天子仍然是弱势。同样，诸侯自己的武装是由各家卿大夫的私人武装组成的，如果卿大夫们联合造反，诸侯国的国君就该易位了，这有点像古罗马的贵族政治。诸侯相当于贵族政治的首脑，卿大夫们是元老院的议员。如果，中华大地并未被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否会像西欧一样，从贵族民主的母腹中诞生现代民主呢？这是历史车轮的一种走向。
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权力彻底极端化，将皇帝置于没有任何监督与制约的环境中。皇帝成为最大权力的化身，同时又成为无数野心家的血腥理想。无论是张宏杰作品中提及的王莽、朱元璋，还是洪秀全，他们在未登上皇位之前用尽阴谋诡计，登上皇位之后又造成血流成河。中国的皇帝，不论是打江山时的铁血极端，还是坐江山后的贪婪冷酷，都是十分罕见的。即便是廓大如汉武帝（曾遍求方士，四处求仙药，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智如唐太宗（祈求长生，服食印度僧人那罗迩娑婆进献的丹丸，暴卒。死时是年仅50岁的盛年。史料记载后期的唐太宗性情暴躁，神经衰弱，很多日常事务由太子代劳，类似于现代某种重金属中毒症状）还是不能避免长生不老的荒诞思想。以发布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搞三省六部制分权的唐太宗这般善于反省的君主尚且恋权（求长生是恋权的一种极致），更何况万历帝、嘉靖皇帝之流的花花太岁了。
唐朝的分权机制，实际上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到了宋朝、文人、市民的地位上升，皇帝的权力实际上受到进一步的制约（宋朝出现过文人联合逼皇帝退位的事件，疑似宋光宗），在某种意义上，宋朝的政治是一种文官政治、只有东晋时期六大家族的轮流执政（东晋皇帝权力非常弱，但多权臣）可与之相比。如果按照这个模式进步，会不会出现东方式的民主呢？这是历史车轮的另一种走向。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到了明朝，朱元璋开始大推历史倒车，他不但废除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所有的权力抓到自己手中），而且恢复了人殉制度（用活人殉葬，这是人权的极大倒退，是否废除人殉曾经是区分夷夏的标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就废除了人殉，秦穆公时代秦国因为没有废除人殉，秦国被东方国家视为蛮夷。孔子不但反对活人殉葬，甚至反对俑殉葬，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第一个用陶俑殉葬的人，难道断子绝孙了么？）。直到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时期，才废掉人殉，就连号称“宽仁”的明仁宗、明宣宗也不敢动祖宗成法一毫。杀人成性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死后都曾用大量的活人殉葬，其残忍程度史籍罕见。
明代更是用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等特务机构加强极权统治，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密布眼线。但是到明朝后期，尤其是明世宗、明神宗这祖孙俩宝贝，都躲在深宫里不上朝，多达数十年，这就导致了政治台前的变化。张居正、高拱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走上台前，并且“内阁”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明朝的内阁权力划分是首辅（相当于总理）、次辅（相当于常务副总理）、群辅（相当于主持一方工作的副总理）。内阁有重大决策，比如财政预算，先写好报告，称之为“票拟”，进呈皇帝，皇帝批准就钩红，也就是所谓“朱批”，这个预算就可以执行。反之，皇帝要修建花园或者娶小老婆，拟定圣旨，交到内阁，由首辅核定盖印，如果内阁臣僚不通过，皇帝的旨意仍然得不到执行。也就是说，皇帝可以拒绝内阁大臣的提案，内阁大臣也可以拒绝皇帝的旨意，互相之间制约。假设明朝的政治传统能遵循这个轨迹，那么会不会诞生英国的虚君共和制度呢？实际上这只能是书呆子的想法。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明朝再未出现张居正这样既善于理财，又善于任用人才，且强势的人物。而且，皇帝往往把朱批的权力交给掌印太监，这就形成了太监与内阁的党政，皇帝可以超越二者，两方都依赖皇帝，皇帝支持谁，谁就占上风。这就失去了制约皇帝的可能。
清代虽然没有明朝那样的专设特务机构，但仍然有防范人民的机关，比如江南织造局（表面是为皇帝置办织造事，实际上具有刺探江南民情的功用），另外大量的文字狱都说明清王朝的统治者更加的高明，他们不但控制百姓的行为，甚至试图控制他们的思想。
张宏杰在这本书中探讨了杨广、朱元璋、正德帝、崇祯帝、永历帝、嘉庆帝、洪秀全、光绪帝等八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标本。表面上看，探讨的是个人在皇帝位上的人性扭曲和变态，但实际上讨论的是权力本身的问题。权力导致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更加可怕的腐败。皇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在皇权之下，或者说在皇权模式之下，人没有自由，更没有尊严。同样，依附于权力本身的人也没有自由和尊严。说到底，皇帝们是一群既没有自由，也有没有尊严的人。他们压制人，所得到的只是憎恨；他们收买人，所得到的也不是赞美。如果将皇帝分类，无非两种，一种是被锁在现实囚笼中的人（失去皇位的）。一种是被锁在心灵囚笼中的人（未失去皇位，但被恐惧、忧虑、劳累折磨的皇帝，恐惧者如隋文帝朱元璋，忧虑劳累者如秦始皇康熙帝雍正帝嘉庆帝）。隋文帝杨坚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诛杀功臣，表面上是防止被篡夺，实际上是个人内心恐惧，表现为攻击性特质的人。
还好，皇权终究被推到了。但皇权思想距离我们并不远，在建国后的“皇帝案”中，堪称洋洋大观。现今，固然没有了皇帝案，但却满银幕的辫子戏、后宫戏、乃至于太监戏。感叹呀，这个民族的百姓，男人只瞪着《甄嬛传》里的男主角，女人只瞪着女主角；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历史车轮有N种走向，中国古代终究未能从帝王母腹中闪动一丝民主的胎气。
作者在序章，以及后面的多个章节中，拿中国的皇帝与希腊罗马，以及欧洲国家的君主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中国皇帝的权力最大，大到无法无天的程度。中国的皇帝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权力的想象，是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加强的结果。历史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两千年来演变的最畸形，最可怕的权力体系。
中国有文本记载的王朝是夏朝（有的史学家不承认这个王朝的存在，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考古佐证），一般认为夏朝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而是一个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夏朝是部落社会向国家过度的一个王朝，其统治者的权力并不大，很可能只是所有部落中力量最强的，但在重大问题上，仍然需要得到其他部落的支持。
夏朝的替代者是商朝，商王的权力已经很大，但仍然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方国联盟。通俗的说，类似联邦制（但与现代联邦制国家不同），由子姓的殷商一系大族与其他姓氏的方国联合（比如居于西北渭河流域的周方，即后来的西周王朝的前身）。殷商族系是一个半游牧性质的部族，因此历史上曾经多次迁徙都城（没有稳定的都城，说明其统治体系不完善）。它经济发达，手工业兴盛，整体实力较强，通过联合其他方国驱逐夏朝的统治者而“受天命”。商的君主权限很大，但并不能左右其他方国的政局，其他方国的君主承认他的共主地位，但在方国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方国的君主说了算。这一点和现代联邦制有某种相似之处，共主是由各“方国”君主认定的（而且服从），但他并无权任命方国君主，因为方国君主是从自己的部族中承袭（或者选举）的。这就好像现代的联邦总统有权任命国务卿，但却无权任命各联邦长官（如美国的州长），因为各联邦首脑是由他们自己的民众选举的。以美国为例，总统甚至无权任命一个县长、乃至村长。因为在奉行自治的国家，这些官员都是由当地民众选举出来的，总统没有任命权。商王朝与各方国君主之间，在权力上实际上具有某种平行性，只不过商王的权力稍微比方国君主的权力大了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商王文丁发现西北地区的周方崛起后，已经威胁到自己的部族安全，诱杀其君主公季（《史记》中称“季历”，是周侯姬昌的父亲，即传说中那位会算卦的西伯侯的父亲）后，却不能改变公季的儿子姬昌继位的原因。一则是商王没有那个权限，第二是商王鞭长莫及。尽管后来纣王也囚禁了姬昌，但仍然不能改边周部族前赴后继的事实。
西周建立后，在集权上相较商朝更进了一步，周天子不但是天下共主，而且是诸侯的上司。限于当时交通不发达，中国的地域又十分广阔，周天子不可能直接统治，因而分封诸侯，让诸侯去管理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统治。与商朝那种权力平行的君臣关系相比，西周已经成为金字塔结构，但这种金字塔结构是扁平结构，而非明显的垂直结构。以诸侯国齐国，鲁国为例，就是周朝初年权力很大的两个诸侯，它们分别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太公、周公旦的封国。山东沿海地区原来是东夷（一个非常强大的部族）的地盘，周天子将齐、鲁两国分封在这里，实际上是防范、并同化这个部族。齐长于军事、鲁长于教化，齐鲁夹辅，周天子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同时，东夷实际上是姜姓部族，与被分封到齐国的姜氏在血缘上很亲近（姜姓，实际上是被汉化后的羌部族），这也可看出周天子对齐国的倚重，不仅依靠其打压东夷，还依赖其安抚。事实上，齐鲁两国不但影响周天子，同时也制约周天子。鲁国国君周公旦（在朝中任职，实际未就国，由其子担任君主）甚至可以摄政，也就是所谓的“周公佐成王”，可见当时的贵族权力之大。到了西周末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更是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
一定程度上，先秦时期的君主统治颇具贵族风度，君主与君主之间，君主与臣僚之间都颇有礼数，即便是一方战败或失势，也能保留生命与尊严，比如秦穆公俘虏晋惠公，晋文公俘虏曹共公……至于战场上击败对方而不消灭对方的战役就更加不胜枚举了。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随着权力的集中，以及丧失制约，政治上的血腥事件就层出不穷了。
先秦时期的权力架构，目前比较清楚的是西周，夏商都缺乏较为翔实的资料。西周的权力体系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从军事力量上来说，天子六军对比单独的诸侯占据数量优势，但是如果诸侯联合，天子仍然是弱势。同样，诸侯自己的武装是由各家卿大夫的私人武装组成的，如果卿大夫们联合造反，诸侯国的国君就该易位了，这有点像古罗马的贵族政治。诸侯相当于贵族政治的首脑，卿大夫们是元老院的议员。如果，中华大地并未被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否会像西欧一样，从贵族民主的母腹中诞生现代民主呢？这是历史车轮的一种走向。
秦始皇统一中国，将权力彻底极端化，将皇帝置于没有任何监督与制约的环境中。皇帝成为最大权力的化身，同时又成为无数野心家的血腥理想。无论是张宏杰作品中提及的王莽、朱元璋，还是洪秀全，他们在未登上皇位之前用尽阴谋诡计，登上皇位之后又造成血流成河。中国的皇帝，不论是打江山时的铁血极端，还是坐江山后的贪婪冷酷，都是十分罕见的。即便是廓大如汉武帝（曾遍求方士，四处求仙药，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智如唐太宗（祈求长生，服食印度僧人那罗迩娑婆进献的丹丸，暴卒。死时是年仅50岁的盛年。史料记载后期的唐太宗性情暴躁，神经衰弱，很多日常事务由太子代劳，类似于现代某种重金属中毒症状）还是不能避免长生不老的荒诞思想。以发布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搞三省六部制分权的唐太宗这般善于反省的君主尚且恋权（求长生是恋权的一种极致），更何况万历帝、嘉靖皇帝之流的花花太岁了。
唐朝的分权机制，实际上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到了宋朝、文人、市民的地位上升，皇帝的权力实际上受到进一步的制约（宋朝出现过文人联合逼皇帝退位的事件，疑似宋光宗），在某种意义上，宋朝的政治是一种文官政治、只有东晋时期六大家族的轮流执政（东晋皇帝权力非常弱，但多权臣）可与之相比。如果按照这个模式进步，会不会出现东方式的民主呢？这是历史车轮的另一种走向。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到了明朝，朱元璋开始大推历史倒车，他不但废除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所有的权力抓到自己手中），而且恢复了人殉制度（用活人殉葬，这是人权的极大倒退，是否废除人殉曾经是区分夷夏的标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就废除了人殉，秦穆公时代秦国因为没有废除人殉，秦国被东方国家视为蛮夷。孔子不但反对活人殉葬，甚至反对俑殉葬，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第一个用陶俑殉葬的人，难道断子绝孙了么？）。直到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时期，才废掉人殉，就连号称“宽仁”的明仁宗、明宣宗也不敢动祖宗成法一毫。杀人成性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死后都曾用大量的活人殉葬，其残忍程度史籍罕见。
明代更是用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等特务机构加强极权统治，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密布眼线。但是到明朝后期，尤其是明世宗、明神宗这祖孙俩宝贝，都躲在深宫里不上朝，多达数十年，这就导致了政治台前的变化。张居正、高拱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走上台前，并且“内阁”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明朝的内阁权力划分是首辅（相当于总理）、次辅（相当于常务副总理）、群辅（相当于主持一方工作的副总理）。内阁有重大决策，比如财政预算，先写好报告，称之为“票拟”，进呈皇帝，皇帝批准就钩红，也就是所谓“朱批”，这个预算就可以执行。反之，皇帝要修建花园或者娶小老婆，拟定圣旨，交到内阁，由首辅核定盖印，如果内阁臣僚不通过，皇帝的旨意仍然得不到执行。也就是说，皇帝可以拒绝内阁大臣的提案，内阁大臣也可以拒绝皇帝的旨意，互相之间制约。假设明朝的政治传统能遵循这个轨迹，那么会不会诞生英国的虚君共和制度呢？实际上这只能是书呆子的想法。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明朝再未出现张居正这样既善于理财，又善于任用人才，且强势的人物。而且，皇帝往往把朱批的权力交给掌印太监，这就形成了太监与内阁的党政，皇帝可以超越二者，两方都依赖皇帝，皇帝支持谁，谁就占上风。这就失去了制约皇帝的可能。
清代虽然没有明朝那样的专设特务机构，但仍然有防范人民的机关，比如江南织造局（表面是为皇帝置办织造事，实际上具有刺探江南民情的功用），另外大量的文字狱都说明清王朝的统治者更加的高明，他们不但控制百姓的行为，甚至试图控制他们的思想。
张宏杰在这本书中探讨了杨广、朱元璋、正德帝、崇祯帝、永历帝、嘉庆帝、洪秀全、光绪帝等八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标本。表面上看，探讨的是个人在皇帝位上的人性扭曲和变态，但实际上讨论的是权力本身的问题。权力导致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更加可怕的腐败。皇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在皇权之下，或者说在皇权模式之下，人没有自由，更没有尊严。同样，依附于权力本身的人也没有自由和尊严。说到底，皇帝们是一群既没有自由，也有没有尊严的人。他们压制人，所得到的只是憎恨；他们收买人，所得到的也不是赞美。如果将皇帝分类，无非两种，一种是被锁在现实囚笼中的人（失去皇位的）。一种是被锁在心灵囚笼中的人（未失去皇位，但被恐惧、忧虑、劳累折磨的皇帝，恐惧者如隋文帝朱元璋，忧虑劳累者如秦始皇康熙帝雍正帝嘉庆帝）。隋文帝杨坚和明太祖朱元璋的诛杀功臣，表面上是防止被篡夺，实际上是个人内心恐惧，表现为攻击性特质的人。
还好，皇权终究被推到了。但皇权思想距离我们并不远，在建国后的“皇帝案”中，堪称洋洋大观。现今，固然没有了皇帝案，但却满银幕的辫子戏、后宫戏、乃至于太监戏。感叹呀，这个民族的百姓，男人只瞪着《甄嬛传》里的男主角，女人只瞪着女主角；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历史车轮有N种走向，中国古代终究未能从帝王母腹中闪动一丝民主的胎气。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