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打保龄 ——读书笔记兼分析华尔街运动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由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等要职的罗伯特•帕特南所著。罗伯特•帕特南以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见长，围绕“社会资本”展开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为当代民主政治与社会发育的融合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他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1993年出版）对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起到过非常突出的推动作用。
这本书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在研究方法和学科融合方式意义上，对各学科的范畴和深度扩展都作出了贡献，由此成为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作品，被各学科学者、研究者频繁引述。另一方面，《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也大量涉及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一并热门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教育、城市规划与管理、社会资本投资、犯罪研究和弱势群体保护等命题，提出了许多兼具前瞻意义和操作性的改进建议；更重要的是，开启了相关命题更全面新颖的认识角度，再加上此书有别于同类巨著更显流畅、平实的论述风格，使得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普通人从中汲取营养成为可能。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兴衰
一、导论（思考美国的社会变化）
二、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
三、为什么杀死了公民参与
四、那会怎么样
五、那该怎么办（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
概述
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一词，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目前没有学界普通认同的定义。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对个人、群体、组织的资源分配产生影响。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资本内嵌于社会结构当中，至少具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对等性”表现，简单来说，与人为善、开放式参与社区生活和公共事务，会因此获得社会网络的价值回报；二是“外部性”表现，在社会网络关系中，人的大部分投入，并不能立竿见影的获得收获，甚至不能寄望团体、社区、他人对此作出回馈。比如，捐助他人、为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公益团体出钱出力——反过来，许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价值，也可以为人们搭便车，一个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的人，可以在地震等灾祸来临时获得他人帮助.
从这两个表现方式来看，社会资本趋于贬值，陷入“公地悲剧”，由此引发社区生活衰落，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具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罗伯特•帕特南之前，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提出，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跨国资本金元霸权的合谋，让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和兴趣充当“公民”，而是沦为很一般的“消费者”——一个明显案例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吹捧“政府服务外包”，这正是将人们从接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公民”、“纳税人”角色，变成与政府间接相关的投票者，以及与外包公司直接联系的服务“消费者”。
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美国上个世纪及之前年代，浓厚的公共参与氛围因何形成。又或者说，简单的阴谋论不足以解释美国社区衰落这样一个宏大命题的全面理由。
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的价值
首先，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会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且更能信任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付出个人成本的制度。
其次，这三者还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之间，或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在社区资本与社区、群体监督下，违约成本虽然隐性存在却非常可观，必然制约人们违约冲动，由此降低每一次交易和合作的成本。
再次，使人们增强了获取有效信息、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会怎么样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第四部分分别考察了前述三者，对密切关系普通人生活质量的五方面问题的影响：儿童福利和教育、邻里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健康和幸福、民主运行和政府绩效。罗伯特•帕特南基于时间跨度极大的多组调查数据及其分析证明，在美国国内，社会资本指标得分较高的州，这五方面的表现更好：
——婴儿更健康地出生，青少年更不可能成为未婚父母、失学、犯罪、自杀；当学校、父母（其他抚养人）、教会等主体联系越紧密，教育质量越高；
——谋杀率越低；反之，在社会资本打分较低的州，即便政府建立了对谋杀等犯罪的严厉打击与控制体系，也不足以真正遏制犯罪率。数据证明，社会资本水平要比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单亲家庭化率和收入不平等等因素，更直接影响犯罪率；
——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人均寿命更长，且幸福感更强；
——更少发生逃税等对抗政府的行为，人们对他人和组织更趋包容。
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
1.政治参与方面。1960年代以后，投票率持续降低，不光是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的比率降低，而且各州、地方选举皆出现了类似趋势。青年一代对政治知识和政治事务的兴趣也大幅下降，表现为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字、给国会写信（以类似方式联系地方选区议员）、给媒体写信或撰稿、组织和参与政治集会，规模都有惊人的衰落。
不仅有意、有兴趣参与政治的人减少了，而且连仍在参与政治的美国人也出现了剧烈的立场和观点变化，温和者越来越少，而两极分化、尖锐激烈的少部分人热衷代表普遍“民意”。
2.公民参与（民间社团参与）方面。罗伯特•帕特南在撰写《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这本书时（1990年代末期），美国人的民间结社规模及其活动频度，仍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相比1960年代，结社数量甚至还有上升。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不论是全国性社团，还是地方性社团，也无分何种功能宗旨的社团，成员数量都出现了雪崩式下滑。留在、新加入社团的美国公民，活动频度、参与程度、捐款额度相比其上一辈，都有下降。
3.宗教参与方面。1990年代已经持续存在大量例行公事参与宗教仪式的非教徒，也有很多人公开宣称不理睬那些形式。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近代立国以来就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组织推动的志愿、慈善活动占这些活动总规模的相当大比重。宗教参与式微，不能不说是美式公共参与受欢迎程度下滑的生动体现。
4.工作联系方面。美国各大工会的入会率自1960年代起下降，已为世人所知。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美国内外的学界和政界人士都没有形成统一说辞。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工会组织形式上存在巨大硬伤，体现为寡头集权，并由此衍生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弊病。
问题是，这些问题一直就存在，并不是工会衰落才出现的新颖现象。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真正起压倒性影响的就是“入会率降低”本身，折射出青年人对联合起来斗争这种形式已经提不起兴趣，不管这种形式的组织方式是否完善、是否发生过负责人贪污的往事。
这个结论为同期美国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行业工会（学会）会员人数下降的事实所印证，这些更为专业、运作透明的行业工会也被其成员所抛弃了。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就此还谈到了一个重要缘由。1960年代至今，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范畴扩展，启动了多轮、多层次的产业转移，市场竞争加剧，信息技术更是出现了革命性飞跃。这样一来，美国的、美国人就业的产业主体就从原有的制造业，一步步转化为制造服务业、金融产业、服务业、商贸业。这些行业和产业采用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劳动合同条款（用人方式），刻意刺激职员间的职场竞争，客观上不利于人们按之前的工会组织方式、活动模式进行联合。而美国年轻一代相比其上辈，更加不愿意将工作伙伴视为最好的朋友。
5.非正式社会联系方面。人们与朋友、邻居乃至家人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更为关注竞技体育、娱乐活动，看的人、看的时候增多，做的人、做的时候减少，建立了“粉丝-偶像”的单向联系，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更不容易搭建。
6.利他主义、志愿活动、慈善活动方面。这几种活动，一贯被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标准。近几十年里，三种活动的参与人数、频率、效用都在递减；更为悲哀的是，继续投身于其间的人，多是年纪较大、养成了活动习惯的老年人。
7.互惠、诚实、信任方面。在此方面，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都在递减。
8.反常的三方面增长：小型团体、社会活动与互联网。
小型团体以其灵活性、松散性，赢得了年轻一代的青睐。
社会活动规模效应
社会活动的规模效应，可以使年轻人，通过与现代传媒和互联网平台的相互利用，达成各自目的。
互联网聚集了大批原本在社会资本方面匮乏的小人物，以及原有的公共积极分子。前者着眼于“可以说”、“有机会说”；后者则可以借此创造更大的名气，获取更多的利益。
互联网对人们社会资本有利的一面体现为：产生了效率更高的信息传播、人际互动渠道；帮助许多人打破组织与地理的界限；提高边缘人群的参与度；（互联网的匿名性）推动人们更平等、更坦诚的交流。
而不利的表现也很显著，包括：拉大经济和社会资源获得不均衡的各类人群的“数字鸿沟”，进而固化不均衡和不平等；使公共参与肤浅化、标签化；加剧同类人群思想认知的同质化和极端化；比电视更有效的削弱人们参与现实社区活动的动力和兴趣。
原因分析：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将出现上述八方面趋势的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劳动方式和家庭关系的改变，夫妻双职工家庭承受更多时间和财务压力；
其次，畸形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畸形市郊化、市中心空心化，产生长距离、长时间、高强度通勤生活方式；
第三，电视娱乐、互联网占据人们更多的闲暇时间；
第四，美国人代际更替。经历了大萧条、二战、战后大政府时代的几代人逐渐老去、故去，使公共参与习惯的传递趋于递减；婴儿潮一代、X一代成长为消费者主体，对社区、公民、公共概念相对陌生。
拯救社区和公共参与
以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为例。这一时期的开端，即迎来了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剧烈转型的开始，剧烈的城市化、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新兴的现代工业及其配套的劳动方式和管理模式、被称为无比庸俗的市民文化娱乐，都曾直接削弱了美国的社会和谐，造成族群、阶层矛盾……贫穷、犯罪、腐败、疾病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的新闻关键词。当事的思想家、社会学者们同样在哀叹世风日下、公众浅薄自私、社会信任沦丧。
罗伯特•帕特南说，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很像，洋溢着科技革新和不平等的繁荣，但也充满着对人际关系更紧密融合的怀旧情绪”，“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怎样改革我们的机构，使我们适应新世界的要求，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得到延续。”
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才使美国人在一百一十多年前（政府治理最无能低效、社会信任最脆弱的时候），着力发起结社活动，积极推动公共行政、预算公开等制度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报纸媒体也是在那时得以定型，不同肤色、阶层的美国人开始尝试打破裂痕互助……这些因素既为因，也为果，相互促进、互相强化。
这本书推出十余年来，美国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已大有改观，仅以政治参与，和利他主义、志愿活动、慈善活动两方面为例，该国政界、企业界、社会活动家充分利用了内外契机，积极发挥互联网新兴社会化媒体的功效，促成了社会信任在原本较高基础上的重建的提升。这也足见罗伯特•帕特南分析、建言的前瞻性和操作性，映射出《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的深刻指导意义。
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在现今陷入了困境，这是各学科学者、各阶层人们都十分忧虑的事情。而这种困境的具体体现，有许多要比十余年前在美国出现和存在的现象还要严重，并且，我们这边原本就没有1930-1960三十年社会资本建构的一个原有高潮，许多社会建设工作迟滞，很难打开局面、很难为人们所信任，几乎谈不上驱动参与。
占领华尔街：美国式的“革命”
此次游行人员最初以失业者、士兵、学生为主，他们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也处于最容易被忽略的底层。但在当前全球经济暗淡无光，美国经济也面临巨大压力这一宏观经济大背景下，示威者们对华尔街这一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控诉，以及对国家经济前途的担忧，却引发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全社会的共鸣，并引起全球的强烈关注。
向社会运动演变
美国一些专家认为，抗议活动已逐步向规模浩大的社会运动演变，暴露出了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可能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这次抗议活动最初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行动口号为“占领华尔街”。最初只有几十个年轻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扎营，随后规模越来越大，并蔓延到多个城市，并得到工会和学生的支持。
抗议者认为，那1%最富有的人群掌握着社会财富的40%，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华尔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目前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导致危机的“苦果”由纳税人吞咽。
“占领华尔街”
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早已表明，1%富人操控的美国政府是怎样尽力维护富人利益、镇压民众反抗的。不过，富人精英们总是低估贫穷“愚民”的力量，最后终究要向“愚民”们让步，也早已被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等历史证明。美国垄断资本主媒喉舌喋喋不休地说，99%的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诉求”。其实“我们是99%”就是第一号明确诉求，它意味着99%的大众再也不愿忍受1%富人的肆意盘剥和掠夺，要求美国政府改变一味维护1%富人利益的“分配不公”；而“银行被拯救、我们被出卖”，“停止战争、富人加税”等标语，不就是抗议示威者的“明确诉求”吗？福克斯广播公司就在报道中引述共和党人的说法，把这次抗议示威定位为“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市场”，说这次运动完全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假如“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注定要富了1%，穷了99%，按照“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难道不能反对？
由于欧美垄断资本再度激发出贪得无厌的资本本性，通过货币霸权和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本国99%大众创造的财富，贫富两极分化再度恶性发展，破灭了“中产阶级”的致富希望，重陷“贫穷阶级”于绝望境地。于是，“工人运动”演变为“全民运动”，99%大众反对1%富人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运而生”。美国1%富人及其操控的美国政府要想“维稳”，要想扑灭这个99%的全民运动，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二是通过“富人加税、穷人减税”和“增加就业、增加社保”加以安抚亦或双管齐下。
美国“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通过“平等”原则实现的变革来拯救国家。“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和社会运动，它与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与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有一定的区别，但又与其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来改善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平等和人性化。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平等对于自由的意义，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自由只能导致特权，扶助弱者，赋予他们更充分的发展机会就是为平等的自由创造条件。国家应为这种发展提供社会条件，创造机会。他们提出国家干涉调节利益矛盾，减少贫富差距。主张制定新的国家税收政策和国有化计划，建立混合经济，通过社会改良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 而在政治层面上，美国新一轮大选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两党如何借势而为，很引人关注。此次抗议活动，两党其实都是矛头所指。打着变革口号上任的奥巴马，没有交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满意答卷。而共和党在是否对富人减税等方面的主张，显然也与底层民众的期望有一定距离。事实上，此次抗议活动的最终着眼点是对生活质量的诉求，两党是否会为了选票而在社会福利、税收、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讨好选民的改变？是否又会带来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动？这些都引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期，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希腊、葡萄牙等西方国家也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后危机时代，大部分西方国家实体经济复苏迟滞，结构性失业难题短期无法解决，银行资产和家庭财富缩水，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萎靡，更有一些国家在财政赤字与债务的陷阱中难以自拔。对未来生活的沮丧和国家经济信心的缺失，正是当前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共同社会心态。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关注两方面国际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西方世界也许正酝酿着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更要做好西方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嫁”危机的准备。
民主政体与社会资本
──论罗伯特•帕特南的民主理论及其政治学方法论的创新
（一）对修正民主理论的再修正
古典民主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叶受到了熊彼特的严厉批判和大量修正，从而形成了当代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的新的民主理论强调了一种可以验证的程序方法，深深地留下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在这里，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无足轻重；公民的才能和美德被抛在一边。
但是，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并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社会福利，从而形成所谓的“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井”。民主并不等于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民主必须体现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关于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和文化内涵等问题，正是帕特南近年来研究的中心课题。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使他声誉鹊起，受到了世界各国政界、政治学界和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经他阐发的“社会资本”理论已经得到普遍运用，从而成为比较政治分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帕特南以他二十年来对意大利的研究为基础，考察了民主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作的秘密。他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必须得到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强大支持。这种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公德。这一结论与修正民主理论大相径庭，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相反；但与古典民主理论却有一些契合之处。但是，帕特南对民主政治的公民传统的强调并不是向古典民主理论的简单复归，而是他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坚定结论。因此，这一结论就不是假设，而是历史真实；不是直感，而是科学。
（二）民主、公德与历史传统
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几乎成为学术界乃至一般公众的基本共识。对于民主理论中的这一基本共识的挑战，并进而揭示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是帕特南对民主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
在比较研究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发展和1970年代以来的地方政府改革时，帕特南惊奇地发现，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发展程度和民主水平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北方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相对成功，政府廉洁高效，民主水平较高；与之相比，南方的地方政府改革就不那么成功，政府腐败比比皆是，民主水平较低。帕特南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完全不能从经济发展方面得到解释。
为此，帕特南提出了公德与公民共同体问题。 帕特南认为，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2）政治平等。
（3）团结、信任与宽容。
（4）结社与合作。
通过对意大利公民的投票率、读报率、结社率等多方面的实际调查检测，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的南北之间公民共同体存在的水平也有明显的差异。北方比南方要更加接近于公民共同体。帕特南认为，对于南北政府绩效和民主水平的差异的解释，公民共同体要比经济发展更有说服力，一个地区越有公德，其民主政府也越有效率。那么，意大利的南北之间这种社会公德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那是历史传统。帕特南追溯了公民共同体的起源，认为在中世纪末期的十一世纪这种南北差异就开始形成。从十一世纪开始形成的这种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的差异逐渐演化为意大利南北各自的政治文化传统，绵延至今。公民文化传统可能既对制度绩效产生极大作用，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
（三）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帕特南分析和解释意大利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理论是他的民主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他的独特发明。帕特南的贡献在于，他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提升为他的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并进而发展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一般资本一样，越是具有社会资本的社会就越能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与一般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它通常是一种公共财富；而一般资本通常则是私人财富。正如所有公共财富一样，社会资本也会出现估价不足和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开展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而不断得到生产和积累。
帕特南认为，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互利互惠规范，二是公民参与网络。与某些学者的强势社团会削弱政府，强社会弱国家的主张完全相反，帕特南认为，由公民参与的横向关系网络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资本会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和广泛评论。与此同时，帕特南自己则对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关于美国社会资本减少的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公民文化的衰落危及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帕特南强调，需要探索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加强政府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
（四）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创新
帕特南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而且在于他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在方法论上的新突破。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西德尼•塔罗分析的那样，帕特南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综合运用了战后美国政治学发展中一切积极有效的分析方法，比如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和政治文化理论，七十年代的政策研究，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博弈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方法，而且融合得当，天衣无缝。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点：
（1）注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2）现实与历史相结合。
（3）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五）结论
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及其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年来政治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界讨论的重大课题。各种理论争鸣层出不穷，有对其大加褒奖者，有对其发展完善者，有对其批评修正者，也有对其大肆挞伐者。其中，对帕特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核心概念不准确。（2）逻辑关系不清楚。（3）历史解释不可靠。（4）国家作用遭忽视。帕特南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1）扭转了政治学研究的方向，使政治学研究摆脱了行为主义刻意追求价值中立的困境，走出了单纯的数据分析与钻牛角尖的死胡同。（2）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显示了政治学研究的强大生命力。（3）丰富和发展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民主理论，为包括意大利、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巩固具有各自特色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启示。
里根：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方法
这本书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在研究方法和学科融合方式意义上，对各学科的范畴和深度扩展都作出了贡献，由此成为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作品，被各学科学者、研究者频繁引述。另一方面，《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也大量涉及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一并热门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教育、城市规划与管理、社会资本投资、犯罪研究和弱势群体保护等命题，提出了许多兼具前瞻意义和操作性的改进建议；更重要的是，开启了相关命题更全面新颖的认识角度，再加上此书有别于同类巨著更显流畅、平实的论述风格，使得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普通人从中汲取营养成为可能。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兴衰
一、导论（思考美国的社会变化）
二、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
三、为什么杀死了公民参与
四、那会怎么样
五、那该怎么办（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
概述
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一词，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目前没有学界普通认同的定义。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对个人、群体、组织的资源分配产生影响。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资本内嵌于社会结构当中，至少具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对等性”表现，简单来说，与人为善、开放式参与社区生活和公共事务，会因此获得社会网络的价值回报；二是“外部性”表现，在社会网络关系中，人的大部分投入，并不能立竿见影的获得收获，甚至不能寄望团体、社区、他人对此作出回馈。比如，捐助他人、为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公益团体出钱出力——反过来，许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价值，也可以为人们搭便车，一个从未参加过公益活动的人，可以在地震等灾祸来临时获得他人帮助.
从这两个表现方式来看，社会资本趋于贬值，陷入“公地悲剧”，由此引发社区生活衰落，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具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罗伯特•帕特南之前，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提出，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跨国资本金元霸权的合谋，让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和兴趣充当“公民”，而是沦为很一般的“消费者”——一个明显案例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吹捧“政府服务外包”，这正是将人们从接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公民”、“纳税人”角色，变成与政府间接相关的投票者，以及与外包公司直接联系的服务“消费者”。
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美国上个世纪及之前年代，浓厚的公共参与氛围因何形成。又或者说，简单的阴谋论不足以解释美国社区衰落这样一个宏大命题的全面理由。
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的价值
首先，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会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且更能信任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付出个人成本的制度。
其次，这三者还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之间，或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在社区资本与社区、群体监督下，违约成本虽然隐性存在却非常可观，必然制约人们违约冲动，由此降低每一次交易和合作的成本。
再次，使人们增强了获取有效信息、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会怎么样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第四部分分别考察了前述三者，对密切关系普通人生活质量的五方面问题的影响：儿童福利和教育、邻里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健康和幸福、民主运行和政府绩效。罗伯特•帕特南基于时间跨度极大的多组调查数据及其分析证明，在美国国内，社会资本指标得分较高的州，这五方面的表现更好：
——婴儿更健康地出生，青少年更不可能成为未婚父母、失学、犯罪、自杀；当学校、父母（其他抚养人）、教会等主体联系越紧密，教育质量越高；
——谋杀率越低；反之，在社会资本打分较低的州，即便政府建立了对谋杀等犯罪的严厉打击与控制体系，也不足以真正遏制犯罪率。数据证明，社会资本水平要比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单亲家庭化率和收入不平等等因素，更直接影响犯罪率；
——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人均寿命更长，且幸福感更强；
——更少发生逃税等对抗政府的行为，人们对他人和组织更趋包容。
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
1.政治参与方面。1960年代以后，投票率持续降低，不光是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的比率降低，而且各州、地方选举皆出现了类似趋势。青年一代对政治知识和政治事务的兴趣也大幅下降，表现为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字、给国会写信（以类似方式联系地方选区议员）、给媒体写信或撰稿、组织和参与政治集会，规模都有惊人的衰落。
不仅有意、有兴趣参与政治的人减少了，而且连仍在参与政治的美国人也出现了剧烈的立场和观点变化，温和者越来越少，而两极分化、尖锐激烈的少部分人热衷代表普遍“民意”。
2.公民参与（民间社团参与）方面。罗伯特•帕特南在撰写《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这本书时（1990年代末期），美国人的民间结社规模及其活动频度，仍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相比1960年代，结社数量甚至还有上升。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不论是全国性社团，还是地方性社团，也无分何种功能宗旨的社团，成员数量都出现了雪崩式下滑。留在、新加入社团的美国公民，活动频度、参与程度、捐款额度相比其上一辈，都有下降。
3.宗教参与方面。1990年代已经持续存在大量例行公事参与宗教仪式的非教徒，也有很多人公开宣称不理睬那些形式。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近代立国以来就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组织推动的志愿、慈善活动占这些活动总规模的相当大比重。宗教参与式微，不能不说是美式公共参与受欢迎程度下滑的生动体现。
4.工作联系方面。美国各大工会的入会率自1960年代起下降，已为世人所知。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美国内外的学界和政界人士都没有形成统一说辞。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工会组织形式上存在巨大硬伤，体现为寡头集权，并由此衍生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弊病。
问题是，这些问题一直就存在，并不是工会衰落才出现的新颖现象。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真正起压倒性影响的就是“入会率降低”本身，折射出青年人对联合起来斗争这种形式已经提不起兴趣，不管这种形式的组织方式是否完善、是否发生过负责人贪污的往事。
这个结论为同期美国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行业工会（学会）会员人数下降的事实所印证，这些更为专业、运作透明的行业工会也被其成员所抛弃了。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就此还谈到了一个重要缘由。1960年代至今，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范畴扩展，启动了多轮、多层次的产业转移，市场竞争加剧，信息技术更是出现了革命性飞跃。这样一来，美国的、美国人就业的产业主体就从原有的制造业，一步步转化为制造服务业、金融产业、服务业、商贸业。这些行业和产业采用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劳动合同条款（用人方式），刻意刺激职员间的职场竞争，客观上不利于人们按之前的工会组织方式、活动模式进行联合。而美国年轻一代相比其上辈，更加不愿意将工作伙伴视为最好的朋友。
5.非正式社会联系方面。人们与朋友、邻居乃至家人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更为关注竞技体育、娱乐活动，看的人、看的时候增多，做的人、做的时候减少，建立了“粉丝-偶像”的单向联系，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更不容易搭建。
6.利他主义、志愿活动、慈善活动方面。这几种活动，一贯被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标准。近几十年里，三种活动的参与人数、频率、效用都在递减；更为悲哀的是，继续投身于其间的人，多是年纪较大、养成了活动习惯的老年人。
7.互惠、诚实、信任方面。在此方面，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都在递减。
8.反常的三方面增长：小型团体、社会活动与互联网。
小型团体以其灵活性、松散性，赢得了年轻一代的青睐。
社会活动规模效应
社会活动的规模效应，可以使年轻人，通过与现代传媒和互联网平台的相互利用，达成各自目的。
互联网聚集了大批原本在社会资本方面匮乏的小人物，以及原有的公共积极分子。前者着眼于“可以说”、“有机会说”；后者则可以借此创造更大的名气，获取更多的利益。
互联网对人们社会资本有利的一面体现为：产生了效率更高的信息传播、人际互动渠道；帮助许多人打破组织与地理的界限；提高边缘人群的参与度；（互联网的匿名性）推动人们更平等、更坦诚的交流。
而不利的表现也很显著，包括：拉大经济和社会资源获得不均衡的各类人群的“数字鸿沟”，进而固化不均衡和不平等；使公共参与肤浅化、标签化；加剧同类人群思想认知的同质化和极端化；比电视更有效的削弱人们参与现实社区活动的动力和兴趣。
原因分析：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将出现上述八方面趋势的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劳动方式和家庭关系的改变，夫妻双职工家庭承受更多时间和财务压力；
其次，畸形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畸形市郊化、市中心空心化，产生长距离、长时间、高强度通勤生活方式；
第三，电视娱乐、互联网占据人们更多的闲暇时间；
第四，美国人代际更替。经历了大萧条、二战、战后大政府时代的几代人逐渐老去、故去，使公共参与习惯的传递趋于递减；婴儿潮一代、X一代成长为消费者主体，对社区、公民、公共概念相对陌生。
拯救社区和公共参与
以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为例。这一时期的开端，即迎来了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剧烈转型的开始，剧烈的城市化、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新兴的现代工业及其配套的劳动方式和管理模式、被称为无比庸俗的市民文化娱乐，都曾直接削弱了美国的社会和谐，造成族群、阶层矛盾……贫穷、犯罪、腐败、疾病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的新闻关键词。当事的思想家、社会学者们同样在哀叹世风日下、公众浅薄自私、社会信任沦丧。
罗伯特•帕特南说，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很像，洋溢着科技革新和不平等的繁荣，但也充满着对人际关系更紧密融合的怀旧情绪”，“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怎样改革我们的机构，使我们适应新世界的要求，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得到延续。”
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才使美国人在一百一十多年前（政府治理最无能低效、社会信任最脆弱的时候），着力发起结社活动，积极推动公共行政、预算公开等制度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报纸媒体也是在那时得以定型，不同肤色、阶层的美国人开始尝试打破裂痕互助……这些因素既为因，也为果，相互促进、互相强化。
这本书推出十余年来，美国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已大有改观，仅以政治参与，和利他主义、志愿活动、慈善活动两方面为例，该国政界、企业界、社会活动家充分利用了内外契机，积极发挥互联网新兴社会化媒体的功效，促成了社会信任在原本较高基础上的重建的提升。这也足见罗伯特•帕特南分析、建言的前瞻性和操作性，映射出《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的深刻指导意义。
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在现今陷入了困境，这是各学科学者、各阶层人们都十分忧虑的事情。而这种困境的具体体现，有许多要比十余年前在美国出现和存在的现象还要严重，并且，我们这边原本就没有1930-1960三十年社会资本建构的一个原有高潮，许多社会建设工作迟滞，很难打开局面、很难为人们所信任，几乎谈不上驱动参与。
占领华尔街：美国式的“革命”
此次游行人员最初以失业者、士兵、学生为主，他们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也处于最容易被忽略的底层。但在当前全球经济暗淡无光，美国经济也面临巨大压力这一宏观经济大背景下，示威者们对华尔街这一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控诉，以及对国家经济前途的担忧，却引发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全社会的共鸣，并引起全球的强烈关注。
向社会运动演变
美国一些专家认为，抗议活动已逐步向规模浩大的社会运动演变，暴露出了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可能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这次抗议活动最初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行动口号为“占领华尔街”。最初只有几十个年轻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扎营，随后规模越来越大，并蔓延到多个城市，并得到工会和学生的支持。
抗议者认为，那1%最富有的人群掌握着社会财富的40%，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华尔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目前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导致危机的“苦果”由纳税人吞咽。
“占领华尔街”
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早已表明，1%富人操控的美国政府是怎样尽力维护富人利益、镇压民众反抗的。不过，富人精英们总是低估贫穷“愚民”的力量，最后终究要向“愚民”们让步，也早已被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等历史证明。美国垄断资本主媒喉舌喋喋不休地说，99%的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诉求”。其实“我们是99%”就是第一号明确诉求，它意味着99%的大众再也不愿忍受1%富人的肆意盘剥和掠夺，要求美国政府改变一味维护1%富人利益的“分配不公”；而“银行被拯救、我们被出卖”，“停止战争、富人加税”等标语，不就是抗议示威者的“明确诉求”吗？福克斯广播公司就在报道中引述共和党人的说法，把这次抗议示威定位为“反资本主义”、“反自由市场”，说这次运动完全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假如“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注定要富了1%，穷了99%，按照“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难道不能反对？
由于欧美垄断资本再度激发出贪得无厌的资本本性，通过货币霸权和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本国99%大众创造的财富，贫富两极分化再度恶性发展，破灭了“中产阶级”的致富希望，重陷“贫穷阶级”于绝望境地。于是，“工人运动”演变为“全民运动”，99%大众反对1%富人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运而生”。美国1%富人及其操控的美国政府要想“维稳”，要想扑灭这个99%的全民运动，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二是通过“富人加税、穷人减税”和“增加就业、增加社保”加以安抚亦或双管齐下。
美国“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通过“平等”原则实现的变革来拯救国家。“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和社会运动，它与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与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有一定的区别，但又与其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来改善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平等和人性化。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平等对于自由的意义，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自由只能导致特权，扶助弱者，赋予他们更充分的发展机会就是为平等的自由创造条件。国家应为这种发展提供社会条件，创造机会。他们提出国家干涉调节利益矛盾，减少贫富差距。主张制定新的国家税收政策和国有化计划，建立混合经济，通过社会改良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 而在政治层面上，美国新一轮大选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两党如何借势而为，很引人关注。此次抗议活动，两党其实都是矛头所指。打着变革口号上任的奥巴马，没有交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满意答卷。而共和党在是否对富人减税等方面的主张，显然也与底层民众的期望有一定距离。事实上，此次抗议活动的最终着眼点是对生活质量的诉求，两党是否会为了选票而在社会福利、税收、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讨好选民的改变？是否又会带来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动？这些都引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期，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希腊、葡萄牙等西方国家也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后危机时代，大部分西方国家实体经济复苏迟滞，结构性失业难题短期无法解决，银行资产和家庭财富缩水，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萎靡，更有一些国家在财政赤字与债务的陷阱中难以自拔。对未来生活的沮丧和国家经济信心的缺失，正是当前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共同社会心态。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关注两方面国际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西方世界也许正酝酿着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更要做好西方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嫁”危机的准备。
民主政体与社会资本
──论罗伯特•帕特南的民主理论及其政治学方法论的创新
（一）对修正民主理论的再修正
古典民主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叶受到了熊彼特的严厉批判和大量修正，从而形成了当代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的新的民主理论强调了一种可以验证的程序方法，深深地留下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在这里，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无足轻重；公民的才能和美德被抛在一边。
但是，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并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社会福利，从而形成所谓的“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井”。民主并不等于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民主必须体现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关于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和文化内涵等问题，正是帕特南近年来研究的中心课题。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使他声誉鹊起，受到了世界各国政界、政治学界和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经他阐发的“社会资本”理论已经得到普遍运用，从而成为比较政治分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帕特南以他二十年来对意大利的研究为基础，考察了民主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作的秘密。他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必须得到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强大支持。这种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公德。这一结论与修正民主理论大相径庭，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相反；但与古典民主理论却有一些契合之处。但是，帕特南对民主政治的公民传统的强调并不是向古典民主理论的简单复归，而是他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坚定结论。因此，这一结论就不是假设，而是历史真实；不是直感，而是科学。
（二）民主、公德与历史传统
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几乎成为学术界乃至一般公众的基本共识。对于民主理论中的这一基本共识的挑战，并进而揭示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是帕特南对民主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
在比较研究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发展和1970年代以来的地方政府改革时，帕特南惊奇地发现，意大利的地方政治发展程度和民主水平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北方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相对成功，政府廉洁高效，民主水平较高；与之相比，南方的地方政府改革就不那么成功，政府腐败比比皆是，民主水平较低。帕特南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完全不能从经济发展方面得到解释。
为此，帕特南提出了公德与公民共同体问题。 帕特南认为，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2）政治平等。
（3）团结、信任与宽容。
（4）结社与合作。
通过对意大利公民的投票率、读报率、结社率等多方面的实际调查检测，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的南北之间公民共同体存在的水平也有明显的差异。北方比南方要更加接近于公民共同体。帕特南认为，对于南北政府绩效和民主水平的差异的解释，公民共同体要比经济发展更有说服力，一个地区越有公德，其民主政府也越有效率。那么，意大利的南北之间这种社会公德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那是历史传统。帕特南追溯了公民共同体的起源，认为在中世纪末期的十一世纪这种南北差异就开始形成。从十一世纪开始形成的这种公民文化与公民道德的差异逐渐演化为意大利南北各自的政治文化传统，绵延至今。公民文化传统可能既对制度绩效产生极大作用，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
（三）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帕特南分析和解释意大利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理论是他的民主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他的独特发明。帕特南的贡献在于，他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提升为他的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并进而发展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一般资本一样，越是具有社会资本的社会就越能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与一般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它通常是一种公共财富；而一般资本通常则是私人财富。正如所有公共财富一样，社会资本也会出现估价不足和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开展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而不断得到生产和积累。
帕特南认为，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互利互惠规范，二是公民参与网络。与某些学者的强势社团会削弱政府，强社会弱国家的主张完全相反，帕特南认为，由公民参与的横向关系网络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资本会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和广泛评论。与此同时，帕特南自己则对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关于美国社会资本减少的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公民文化的衰落危及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帕特南强调，需要探索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加强政府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
（四）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创新
帕特南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而且在于他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在方法论上的新突破。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西德尼•塔罗分析的那样，帕特南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综合运用了战后美国政治学发展中一切积极有效的分析方法，比如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和政治文化理论，七十年代的政策研究，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博弈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方法，而且融合得当，天衣无缝。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点：
（1）注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2）现实与历史相结合。
（3）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五）结论
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及其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年来政治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界讨论的重大课题。各种理论争鸣层出不穷，有对其大加褒奖者，有对其发展完善者，有对其批评修正者，也有对其大肆挞伐者。其中，对帕特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核心概念不准确。（2）逻辑关系不清楚。（3）历史解释不可靠。（4）国家作用遭忽视。帕特南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1）扭转了政治学研究的方向，使政治学研究摆脱了行为主义刻意追求价值中立的困境，走出了单纯的数据分析与钻牛角尖的死胡同。（2）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显示了政治学研究的强大生命力。（3）丰富和发展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民主理论，为包括意大利、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巩固具有各自特色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启示。
里根：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方法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