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的敦煌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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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万字,常书鸿先生轻轻捋了一遍在敦煌的日子。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国家有难,自然决心献身祖国。弃掉巴黎的浮世美景,常书鸿在1936年秋回归北平。他知道,回归意味着放弃了悠然自得的学生生活以及扬名世界的可能,但他从未想过,在回国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所秉承的“为艺术而艺术”信仰逐步崩塌了。
常书鸿于1943年抵达敦煌,面对世界艺术宝藏的巨大欢乐,被极端的苦难与贫穷对冲。一位艺术家,一个六人团队的“所长”,到敦煌的当务之急,不是筹建团队进行考察,而是于寒风中拉起木板除积沙、驱赶附近的牛羊啃树皮、向县长借钱筑围墙、自己修栈道……
“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来往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常书鸿这样总结他的工作。
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可是经费告罄。在短短十几页的初到敦煌叙述中,常书鸿提到最多的,是钱。“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重庆教育部分文没有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
妻子陈芝秀离开了,团队里的董希文、张琳英离开了,新一批学生中对美术史颇有钻研的李浴、临摹壁画有清健之风的潘洁兹……都离开了,透风简易的土窑洞里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儿女,与庞大沧桑的莫高窟对望。
关于文革,常书鸿只用了100多个字:“十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千百万人倒下了,有的再没有起来。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因为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还是留给后人去写吧!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常书鸿决心淡忘,他曾经的同事高尔泰却没有。在高尔泰《寻找家园》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讲述常书鸿先生。
高尔泰这样写道:“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1968年后,批斗会少了,大多时候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象,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我突然明白了,为何常书鸿先生将他的自传写得如此违和、平淡甚至小心翼翼。一面处处提及各种级别的领导,时不时自我批评,再加上“晚年很幸福”的总结。只是在全书结尾,他喊着“敦煌啊敦煌,我永远的故乡!”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悦耳响声,莫高窟内婀娜多姿的飞天形象,直入梦来。
就这样,历史的大手把艺术的独立性撕得粉碎。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国家有难,自然决心献身祖国。弃掉巴黎的浮世美景,常书鸿在1936年秋回归北平。他知道,回归意味着放弃了悠然自得的学生生活以及扬名世界的可能,但他从未想过,在回国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所秉承的“为艺术而艺术”信仰逐步崩塌了。
常书鸿于1943年抵达敦煌,面对世界艺术宝藏的巨大欢乐,被极端的苦难与贫穷对冲。一位艺术家,一个六人团队的“所长”,到敦煌的当务之急,不是筹建团队进行考察,而是于寒风中拉起木板除积沙、驱赶附近的牛羊啃树皮、向县长借钱筑围墙、自己修栈道……
“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来往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常书鸿这样总结他的工作。
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可是经费告罄。在短短十几页的初到敦煌叙述中,常书鸿提到最多的,是钱。“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重庆教育部分文没有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
妻子陈芝秀离开了,团队里的董希文、张琳英离开了,新一批学生中对美术史颇有钻研的李浴、临摹壁画有清健之风的潘洁兹……都离开了,透风简易的土窑洞里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儿女,与庞大沧桑的莫高窟对望。
关于文革,常书鸿只用了100多个字:“十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千百万人倒下了,有的再没有起来。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因为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还是留给后人去写吧!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常书鸿决心淡忘,他曾经的同事高尔泰却没有。在高尔泰《寻找家园》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讲述常书鸿先生。
高尔泰这样写道:“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1968年后,批斗会少了,大多时候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象,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我突然明白了,为何常书鸿先生将他的自传写得如此违和、平淡甚至小心翼翼。一面处处提及各种级别的领导,时不时自我批评,再加上“晚年很幸福”的总结。只是在全书结尾,他喊着“敦煌啊敦煌,我永远的故乡!”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悦耳响声,莫高窟内婀娜多姿的飞天形象,直入梦来。
就这样,历史的大手把艺术的独立性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