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的敦煌五十年

        18.3万字，常书鸿先生轻轻捋了一遍在敦煌的日子。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国家有难，自然决心献身祖国。弃掉巴黎的浮世美景，常书鸿在1936年秋回归北平。他知道，回归意味着放弃了悠然自得的学生生活以及扬名世界的可能，但他从未想过，在回国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所秉承的“为艺术而艺术”信仰逐步崩塌了。
        常书鸿于1943年抵达敦煌，面对世界艺术宝藏的巨大欢乐，被极端的苦难与贫穷对冲。一位艺术家，一个六人团队的“所长”，到敦煌的当务之急，不是筹建团队进行考察，而是于寒风中拉起木板除积沙、驱赶附近的牛羊啃树皮、向县长借钱筑围墙、自己修栈道……
        “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来往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常书鸿这样总结他的工作。
        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可是经费告罄。在短短十几页的初到敦煌叙述中，常书鸿提到最多的，是钱。“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重庆教育部分文没有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
        妻子陈芝秀离开了，团队里的董希文、张琳英离开了，新一批学生中对美术史颇有钻研的李浴、临摹壁画有清健之风的潘洁兹……都离开了，透风简易的土窑洞里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儿女，与庞大沧桑的莫高窟对望。
 
        关于文革，常书鸿只用了100多个字：“十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千百万人倒下了，有的再没有起来。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因为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还是留给后人去写吧！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常书鸿决心淡忘，他曾经的同事高尔泰却没有。在高尔泰《寻找家园》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讲述常书鸿先生。
        高尔泰这样写道：“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1968年后，批斗会少了，大多时候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象，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我突然明白了，为何常书鸿先生将他的自传写得如此违和、平淡甚至小心翼翼。一面处处提及各种级别的领导，时不时自我批评，再加上“晚年很幸福”的总结。只是在全书结尾，他喊着“敦煌啊敦煌，我永远的故乡！”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悦耳响声，莫高窟内婀娜多姿的飞天形象，直入梦来。
        就这样，历史的大手把艺术的独立性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