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苦口，效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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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只能读到范长江先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的电子版。不甘心之余细细搜索，知道最后一版是新华出版社1980年发行的，距今已有32年，的确难以寻到了。可这样的好书，我想不仅新闻专业的学生不论是基于学习写作技巧，了解新闻史，感悟身而为记者的职责，即使是普通人，也应当读一读，体会中国大地上曾有过的战乱荒芜，魑魅遍野，让舌尖心头尝一尝苦味，刺一刺逐渐麻痹的神经。
《中国的西北角》写于1935年，彼时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一触即发。曾经在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学习过的范长江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时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后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期间翻雪山，临沼泽，风餐露宿，路遇遍地饿殍，耐高原稀薄之氧气，忍未开化之流民的野蛮行径，路遇遍地饿殍，其中艰难困苦不难想象。他一路且行且写，记录着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自然地貌，真实再现了“时难年荒事业空”背景下中国西北部人民的生活惨象，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范长江是既《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延安采访的记者，他与毛泽东主席畅谈一日。在延安的所见所思所感，都对他日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文字间并没有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作祟，而是带着对红军的同情和敬意，将人放在人的地位上去关怀，去尊重，去悲悯，之后再考虑这个人承载的社会身份。这种极具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和作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尊敬范先生之余，好好反思自己身上纠结着的野蛮与兽性。
《中国的西北角》就像一味良药，苦口医心。良药的长成离不开范长江先生丰厚的学养为土壤，完善的外界条件为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先生那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赤子之心为种子。
范长江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央政治大学，北京大学都读过书，他丰富的知识在作品中有很多体现。一篇文章往往涉及不止政治、经济、文化之一方面，更有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地理知识的普及，交通，水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在本书第一章，第十四篇《大夏河回藏两要地》一文中说“盖藏民多黄教，黄教在事实上使藏族大多数之男子尽做喇嘛，喇嘛不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佛，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清代顺治、雍正、乾隆诸朝，努力奖励黄教，并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进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之多所顾虑耳”。短短的一段话，不仅包含了藏民族的历史，宗教，对其经济困境加以分析，更尖锐地指出了黄教误藏，而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一味鼓励宗教发展的阴险动机，心机之深，令人胆寒。
范先生不仅自身学问广博，他对待报道中信息的那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同样让我深深敬佩。在南坝的古江油关，记者对”古江油关“的地名产生了兴趣，即使高岗上有写着”古江油关“四个字的大碉楼，他依旧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获知此地的地名由来。这其中人言言殊，众说纷纭，范长江并没有粗略研究之后就给出结论，而是就正于专精蜀汉史地的学者，将问题搞得清楚明白，再做发布。对其中尚无可信参考资料的，则未敢臆定。这种兢兢业业求实的新闻专业主义作法，难道不该让如今假新闻泛滥，”网传“，“据悉””具知情人士爆料“之语层出不穷的新闻界汗颜吗？每个新闻系的学生拿范长江先生做新闻的态度来鞭策自己，做新闻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
从这本书中，我还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范长江先生的西北之行，每天最少也要走40里路。这路少有康庄大道，大多数都是山路，他写到：”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步行亦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链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境，处二小径外，绝无路可登。”这段话的描写朴实却又细致，我仿佛真的看到悬崖绝壁间，记者一行踽踽前行，小心翼翼，下面是万丈深渊，但是他们在努力走向离天空更近的地方，离太阳更近的地方，松动的土石，尖锐的峭壁，没有什么能阻止前进的脚步。
一路上不仅要克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困境，食物的供给也往往跟不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长江笔耕不辍，眼观世间百态，笔书所见所思，真是难得！我自问，像我这样未经历过生活艰辛的人，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能否像范先生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长江不愧是范仲淹的后人。苏轼曾说过：“古今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已有坚韧不拔之志”，范长江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然而，最使人感动的，是范长江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他的笔下，不是为哪一个利益集团说好话，打掩护，而是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世界的惨状。面对弱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饱含着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在张掖，作者写道“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惊奇的感觉……”这样的场景在文中有很多，作者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震撼着我们的内心。他本可以像个“老爷样儿”在大都市谋个一官半职，在十里洋场中风花雪月，醉生梦死，何必跑去大西北忍受这窒息的压抑？我想，是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新闻的热爱在召唤他。作者曾经在山林木屋中询问军头“人生的意义何在”，却被含笑避开了答复，但是范长江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愚昧，茫然而失望地失去自我，他还是在尽自己的努力，前行。这也正迎合了他在后文中提到的“各人的环境不同，认识不一。”
面对其他民族，他并没有将之视作蛮夷，而是在平等交往中发现对方的美。作者在林海穿行时遇到纯粹的藏族姑娘时，这样描写道：“女子装束甚简，赤足，袒胸，发束为十余条小辫，披于颈后，表现十足天然美！盖女人美的条件，以近代观点言之，为黑发，大眼，黑瞳，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需姿态自然。藏女因生长蛮荒，终日爬山越岭，受充分日光，水，空气之调养，加以长期之劳动，故体力充实，举动捷活，十足的具备现代美之要见。”这段话中，作者对待美的评价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人所推崇的女性纤弱美，病态美（缠足这类恶行实在令人发指！），字里行间不仅包含对自然，自由的追求，更有对女性的尊重。
李彬老师曾说过，新闻要有一股子精神气儿。范长江的新闻精神就像一位良药，为我们补气。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新闻人就应当像这些前辈们一样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并把这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们总是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其实大师是需要历史洗淘，沉淀才能逐渐放出光彩来。大师往往就在身边，只是世人等不及时间过去。《白蒙船》里的莫蒙老爷爷说：“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成为大师不应该是新闻人的目标，我们更应该像范长江那样朴素地做新闻，用平凡去感悟，用真诚去呐喊。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即使在困难中也不放弃，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去努力，像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一样，不怨天尤人，保持热情，敏锐的行动力。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守得云开见月明，少年之心不可老。
共勉。
《中国的西北角》写于1935年，彼时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一触即发。曾经在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学习过的范长江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时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后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期间翻雪山，临沼泽，风餐露宿，路遇遍地饿殍，耐高原稀薄之氧气，忍未开化之流民的野蛮行径，路遇遍地饿殍，其中艰难困苦不难想象。他一路且行且写，记录着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自然地貌，真实再现了“时难年荒事业空”背景下中国西北部人民的生活惨象，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范长江是既《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延安采访的记者，他与毛泽东主席畅谈一日。在延安的所见所思所感，都对他日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文字间并没有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作祟，而是带着对红军的同情和敬意，将人放在人的地位上去关怀，去尊重，去悲悯，之后再考虑这个人承载的社会身份。这种极具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和作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尊敬范先生之余，好好反思自己身上纠结着的野蛮与兽性。
《中国的西北角》就像一味良药，苦口医心。良药的长成离不开范长江先生丰厚的学养为土壤，完善的外界条件为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先生那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赤子之心为种子。
范长江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央政治大学，北京大学都读过书，他丰富的知识在作品中有很多体现。一篇文章往往涉及不止政治、经济、文化之一方面，更有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地理知识的普及，交通，水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在本书第一章，第十四篇《大夏河回藏两要地》一文中说“盖藏民多黄教，黄教在事实上使藏族大多数之男子尽做喇嘛，喇嘛不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佛，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清代顺治、雍正、乾隆诸朝，努力奖励黄教，并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进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之多所顾虑耳”。短短的一段话，不仅包含了藏民族的历史，宗教，对其经济困境加以分析，更尖锐地指出了黄教误藏，而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一味鼓励宗教发展的阴险动机，心机之深，令人胆寒。
范先生不仅自身学问广博，他对待报道中信息的那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同样让我深深敬佩。在南坝的古江油关，记者对”古江油关“的地名产生了兴趣，即使高岗上有写着”古江油关“四个字的大碉楼，他依旧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获知此地的地名由来。这其中人言言殊，众说纷纭，范长江并没有粗略研究之后就给出结论，而是就正于专精蜀汉史地的学者，将问题搞得清楚明白，再做发布。对其中尚无可信参考资料的，则未敢臆定。这种兢兢业业求实的新闻专业主义作法，难道不该让如今假新闻泛滥，”网传“，“据悉””具知情人士爆料“之语层出不穷的新闻界汗颜吗？每个新闻系的学生拿范长江先生做新闻的态度来鞭策自己，做新闻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
从这本书中，我还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范长江先生的西北之行，每天最少也要走40里路。这路少有康庄大道，大多数都是山路，他写到：”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步行亦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链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境，处二小径外，绝无路可登。”这段话的描写朴实却又细致，我仿佛真的看到悬崖绝壁间，记者一行踽踽前行，小心翼翼，下面是万丈深渊，但是他们在努力走向离天空更近的地方，离太阳更近的地方，松动的土石，尖锐的峭壁，没有什么能阻止前进的脚步。
一路上不仅要克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困境，食物的供给也往往跟不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长江笔耕不辍，眼观世间百态，笔书所见所思，真是难得！我自问，像我这样未经历过生活艰辛的人，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能否像范先生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长江不愧是范仲淹的后人。苏轼曾说过：“古今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已有坚韧不拔之志”，范长江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然而，最使人感动的，是范长江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他的笔下，不是为哪一个利益集团说好话，打掩护，而是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世界的惨状。面对弱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饱含着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在张掖，作者写道“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惊奇的感觉……”这样的场景在文中有很多，作者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震撼着我们的内心。他本可以像个“老爷样儿”在大都市谋个一官半职，在十里洋场中风花雪月，醉生梦死，何必跑去大西北忍受这窒息的压抑？我想，是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新闻的热爱在召唤他。作者曾经在山林木屋中询问军头“人生的意义何在”，却被含笑避开了答复，但是范长江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愚昧，茫然而失望地失去自我，他还是在尽自己的努力，前行。这也正迎合了他在后文中提到的“各人的环境不同，认识不一。”
面对其他民族，他并没有将之视作蛮夷，而是在平等交往中发现对方的美。作者在林海穿行时遇到纯粹的藏族姑娘时，这样描写道：“女子装束甚简，赤足，袒胸，发束为十余条小辫，披于颈后，表现十足天然美！盖女人美的条件，以近代观点言之，为黑发，大眼，黑瞳，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需姿态自然。藏女因生长蛮荒，终日爬山越岭，受充分日光，水，空气之调养，加以长期之劳动，故体力充实，举动捷活，十足的具备现代美之要见。”这段话中，作者对待美的评价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人所推崇的女性纤弱美，病态美（缠足这类恶行实在令人发指！），字里行间不仅包含对自然，自由的追求，更有对女性的尊重。
李彬老师曾说过，新闻要有一股子精神气儿。范长江的新闻精神就像一位良药，为我们补气。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新闻人就应当像这些前辈们一样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并把这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们总是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其实大师是需要历史洗淘，沉淀才能逐渐放出光彩来。大师往往就在身边，只是世人等不及时间过去。《白蒙船》里的莫蒙老爷爷说：“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成为大师不应该是新闻人的目标，我们更应该像范长江那样朴素地做新闻，用平凡去感悟，用真诚去呐喊。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即使在困难中也不放弃，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去努力，像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一样，不怨天尤人，保持热情，敏锐的行动力。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守得云开见月明，少年之心不可老。
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