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苦口,效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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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只能读到范长江先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的电子版。不甘心之余细细搜索,知道最后一版是新华出版社1980年发行的,距今已有32年,的确难以寻到了。可这样的好书,我想不仅新闻专业的学生不论是基于学习写作技巧,了解新闻史,感悟身而为记者的职责,即使是普通人,也应当读一读,体会中国大地上曾有过的战乱荒芜,魑魅遍野,让舌尖心头尝一尝苦味,刺一刺逐渐麻痹的神经。
《中国的西北角》写于1935年,彼时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一触即发。曾经在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学习过的范长江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时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后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期间翻雪山,临沼泽,风餐露宿,路遇遍地饿殍,耐高原稀薄之氧气,忍未开化之流民的野蛮行径,路遇遍地饿殍,其中艰难困苦不难想象。他一路且行且写,记录着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自然地貌,真实再现了“时难年荒事业空”背景下中国西北部人民的生活惨象,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范长江是既《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延安采访的记者,他与毛泽东主席畅谈一日。在延安的所见所思所感,都对他日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文字间并没有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作祟,而是带着对红军的同情和敬意,将人放在人的地位上去关怀,去尊重,去悲悯,之后再考虑这个人承载的社会身份。这种极具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和作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尊敬范先生之余,好好反思自己身上纠结着的野蛮与兽性。
《中国的西北角》就像一味良药,苦口医心。良药的长成离不开范长江先生丰厚的学养为土壤,完善的外界条件为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先生那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赤子之心为种子。
范长江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央政治大学,北京大学都读过书,他丰富的知识在作品中有很多体现。一篇文章往往涉及不止政治、经济、文化之一方面,更有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地理知识的普及,交通,水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在本书第一章,第十四篇《大夏河回藏两要地》一文中说“盖藏民多黄教,黄教在事实上使藏族大多数之男子尽做喇嘛,喇嘛不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佛,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清代顺治、雍正、乾隆诸朝,努力奖励黄教,并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进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之多所顾虑耳”。短短的一段话,不仅包含了藏民族的历史,宗教,对其经济困境加以分析,更尖锐地指出了黄教误藏,而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一味鼓励宗教发展的阴险动机,心机之深,令人胆寒。
范先生不仅自身学问广博,他对待报道中信息的那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同样让我深深敬佩。在南坝的古江油关,记者对”古江油关“的地名产生了兴趣,即使高岗上有写着”古江油关“四个字的大碉楼,他依旧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获知此地的地名由来。这其中人言言殊,众说纷纭,范长江并没有粗略研究之后就给出结论,而是就正于专精蜀汉史地的学者,将问题搞得清楚明白,再做发布。对其中尚无可信参考资料的,则未敢臆定。这种兢兢业业求实的新闻专业主义作法,难道不该让如今假新闻泛滥,”网传“,“据悉””具知情人士爆料“之语层出不穷的新闻界汗颜吗?每个新闻系的学生拿范长江先生做新闻的态度来鞭策自己,做新闻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
从这本书中,我还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范长江先生的西北之行,每天最少也要走40里路。这路少有康庄大道,大多数都是山路,他写到:”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步行亦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链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境,处二小径外,绝无路可登。”这段话的描写朴实却又细致,我仿佛真的看到悬崖绝壁间,记者一行踽踽前行,小心翼翼,下面是万丈深渊,但是他们在努力走向离天空更近的地方,离太阳更近的地方,松动的土石,尖锐的峭壁,没有什么能阻止前进的脚步。
一路上不仅要克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困境,食物的供给也往往跟不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长江笔耕不辍,眼观世间百态,笔书所见所思,真是难得!我自问,像我这样未经历过生活艰辛的人,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能否像范先生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长江不愧是范仲淹的后人。苏轼曾说过:“古今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已有坚韧不拔之志”,范长江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然而,最使人感动的,是范长江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他的笔下,不是为哪一个利益集团说好话,打掩护,而是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世界的惨状。面对弱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饱含着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在张掖,作者写道“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惊奇的感觉……”这样的场景在文中有很多,作者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震撼着我们的内心。他本可以像个“老爷样儿”在大都市谋个一官半职,在十里洋场中风花雪月,醉生梦死,何必跑去大西北忍受这窒息的压抑?我想,是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新闻的热爱在召唤他。作者曾经在山林木屋中询问军头“人生的意义何在”,却被含笑避开了答复,但是范长江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愚昧,茫然而失望地失去自我,他还是在尽自己的努力,前行。这也正迎合了他在后文中提到的“各人的环境不同,认识不一。”
面对其他民族,他并没有将之视作蛮夷,而是在平等交往中发现对方的美。作者在林海穿行时遇到纯粹的藏族姑娘时,这样描写道:“女子装束甚简,赤足,袒胸,发束为十余条小辫,披于颈后,表现十足天然美!盖女人美的条件,以近代观点言之,为黑发,大眼,黑瞳,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需姿态自然。藏女因生长蛮荒,终日爬山越岭,受充分日光,水,空气之调养,加以长期之劳动,故体力充实,举动捷活,十足的具备现代美之要见。”这段话中,作者对待美的评价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人所推崇的女性纤弱美,病态美(缠足这类恶行实在令人发指!),字里行间不仅包含对自然,自由的追求,更有对女性的尊重。
李彬老师曾说过,新闻要有一股子精神气儿。范长江的新闻精神就像一位良药,为我们补气。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新闻人就应当像这些前辈们一样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并把这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们总是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其实大师是需要历史洗淘,沉淀才能逐渐放出光彩来。大师往往就在身边,只是世人等不及时间过去。《白蒙船》里的莫蒙老爷爷说:“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成为大师不应该是新闻人的目标,我们更应该像范长江那样朴素地做新闻,用平凡去感悟,用真诚去呐喊。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即使在困难中也不放弃,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去努力,像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一样,不怨天尤人,保持热情,敏锐的行动力。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守得云开见月明,少年之心不可老。
共勉。
《中国的西北角》写于1935年,彼时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一触即发。曾经在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学习过的范长江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时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后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期间翻雪山,临沼泽,风餐露宿,路遇遍地饿殍,耐高原稀薄之氧气,忍未开化之流民的野蛮行径,路遇遍地饿殍,其中艰难困苦不难想象。他一路且行且写,记录着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自然地貌,真实再现了“时难年荒事业空”背景下中国西北部人民的生活惨象,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范长江是既《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延安采访的记者,他与毛泽东主席畅谈一日。在延安的所见所思所感,都对他日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文字间并没有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作祟,而是带着对红军的同情和敬意,将人放在人的地位上去关怀,去尊重,去悲悯,之后再考虑这个人承载的社会身份。这种极具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和作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尊敬范先生之余,好好反思自己身上纠结着的野蛮与兽性。
《中国的西北角》就像一味良药,苦口医心。良药的长成离不开范长江先生丰厚的学养为土壤,完善的外界条件为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先生那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赤子之心为种子。
范长江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央政治大学,北京大学都读过书,他丰富的知识在作品中有很多体现。一篇文章往往涉及不止政治、经济、文化之一方面,更有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地理知识的普及,交通,水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在本书第一章,第十四篇《大夏河回藏两要地》一文中说“盖藏民多黄教,黄教在事实上使藏族大多数之男子尽做喇嘛,喇嘛不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佛,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清代顺治、雍正、乾隆诸朝,努力奖励黄教,并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进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之多所顾虑耳”。短短的一段话,不仅包含了藏民族的历史,宗教,对其经济困境加以分析,更尖锐地指出了黄教误藏,而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一味鼓励宗教发展的阴险动机,心机之深,令人胆寒。
范先生不仅自身学问广博,他对待报道中信息的那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同样让我深深敬佩。在南坝的古江油关,记者对”古江油关“的地名产生了兴趣,即使高岗上有写着”古江油关“四个字的大碉楼,他依旧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获知此地的地名由来。这其中人言言殊,众说纷纭,范长江并没有粗略研究之后就给出结论,而是就正于专精蜀汉史地的学者,将问题搞得清楚明白,再做发布。对其中尚无可信参考资料的,则未敢臆定。这种兢兢业业求实的新闻专业主义作法,难道不该让如今假新闻泛滥,”网传“,“据悉””具知情人士爆料“之语层出不穷的新闻界汗颜吗?每个新闻系的学生拿范长江先生做新闻的态度来鞭策自己,做新闻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
从这本书中,我还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范长江先生的西北之行,每天最少也要走40里路。这路少有康庄大道,大多数都是山路,他写到:”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步行亦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链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境,处二小径外,绝无路可登。”这段话的描写朴实却又细致,我仿佛真的看到悬崖绝壁间,记者一行踽踽前行,小心翼翼,下面是万丈深渊,但是他们在努力走向离天空更近的地方,离太阳更近的地方,松动的土石,尖锐的峭壁,没有什么能阻止前进的脚步。
一路上不仅要克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困境,食物的供给也往往跟不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长江笔耕不辍,眼观世间百态,笔书所见所思,真是难得!我自问,像我这样未经历过生活艰辛的人,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能否像范先生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长江不愧是范仲淹的后人。苏轼曾说过:“古今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已有坚韧不拔之志”,范长江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然而,最使人感动的,是范长江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他的笔下,不是为哪一个利益集团说好话,打掩护,而是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世界的惨状。面对弱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饱含着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在张掖,作者写道“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我们给了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予一个农民,他不胜惊异的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了惊奇的感觉……”这样的场景在文中有很多,作者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震撼着我们的内心。他本可以像个“老爷样儿”在大都市谋个一官半职,在十里洋场中风花雪月,醉生梦死,何必跑去大西北忍受这窒息的压抑?我想,是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新闻的热爱在召唤他。作者曾经在山林木屋中询问军头“人生的意义何在”,却被含笑避开了答复,但是范长江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愚昧,茫然而失望地失去自我,他还是在尽自己的努力,前行。这也正迎合了他在后文中提到的“各人的环境不同,认识不一。”
面对其他民族,他并没有将之视作蛮夷,而是在平等交往中发现对方的美。作者在林海穿行时遇到纯粹的藏族姑娘时,这样描写道:“女子装束甚简,赤足,袒胸,发束为十余条小辫,披于颈后,表现十足天然美!盖女人美的条件,以近代观点言之,为黑发,大眼,黑瞳,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需姿态自然。藏女因生长蛮荒,终日爬山越岭,受充分日光,水,空气之调养,加以长期之劳动,故体力充实,举动捷活,十足的具备现代美之要见。”这段话中,作者对待美的评价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人所推崇的女性纤弱美,病态美(缠足这类恶行实在令人发指!),字里行间不仅包含对自然,自由的追求,更有对女性的尊重。
李彬老师曾说过,新闻要有一股子精神气儿。范长江的新闻精神就像一位良药,为我们补气。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新闻人就应当像这些前辈们一样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并把这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们总是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其实大师是需要历史洗淘,沉淀才能逐渐放出光彩来。大师往往就在身边,只是世人等不及时间过去。《白蒙船》里的莫蒙老爷爷说:“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先知,强盗才知道自己是强盗”。成为大师不应该是新闻人的目标,我们更应该像范长江那样朴素地做新闻,用平凡去感悟,用真诚去呐喊。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即使在困难中也不放弃,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去努力,像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一样,不怨天尤人,保持热情,敏锐的行动力。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守得云开见月明,少年之心不可老。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