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史学家的记者之眼

1959年夏天，20岁的大学生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纽瓦克《星象报》当见习记者。他来自一个记者家庭，父亲本是《纽约时报》的通信记者，在二战时被杀害，母亲此后也加入《纽约时报》，从记者一路升至妇女版责任编辑。对于达恩顿来说，子承父业是家人对他的殷切期待。达恩顿在《星象报》的具体工作是去警察局蹲点，为老记者跑腿，收集警务报告，有机会的话就撰写几篇犯罪新闻。在这个行当里，他上手很快。即便是1960年在哈佛毕业、并获得一笔奖学金去牛津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也是《纽约时报》在牛津的特约记者，夏天则是《纽约时报》驻伦敦的替补通讯员。1964年博士毕业后，他回到纽约，马上成为《纽约时报》的正式记者，专事犯罪报道。每天，他要在警察局泡上很久，“为了打发谋杀案和持械抢劫案之间的时间”，他阅读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深谙“新闻文化”的他知道，不能在其他记者前堂而皇之地阅读这本“大书”，因此他把书藏在《花花公子》里面。一年以后，哈佛向他提供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职位，出于对布克哈特式史学的仰慕，他接受了。但是在家人看来，放弃记者职位去当大学教授，实在是“有损门楣”。好在，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约翰·达恩顿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知名记者，算是了却了母亲的心愿。

罗伯特·达恩顿没能成为一个好新闻记者，但是他成了一个好历史学家。从1968年至2007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教授。1999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又被聘为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阅读史、心态史领军人物，写有十余部著作，被译为十余种文字，获得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

在接受同行玛利亚·帕拉蕾丝-伯克采访时，达恩顿说：“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来为报纸报道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 理由大致如下：首先，新闻报道与历史叙述一样，强调准确性，“必须把事实搞对”。其次，新闻报道尊重读者，比如《纽约时报》要求不使用术语而以生动直接的方式写作，“按照一个12岁女孩的阅读水平来写”，这符合新史学对史学“文学性”的重新肯定。第三，新闻写作受长期形成的文化规范制约，编辑部后台的新闻生产有着大量标准化和定型化的东西，这启发研究者关注“文化场域”的重要性，并直接通往“新文化史”。第四，新闻报道特别是犯罪报道关注社会的“中低层面”，达恩顿说：“我对于哲学体系从一个哲学家手中传到另一个哲学家那里的方式并没有强烈的兴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普通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并找到某些办法来克服苦难和他们周遭的环境。” 这种“平凡视角”，与新史学对日常生活和经验的关注殊途同归。

在史学领域里，达恩顿崇拜的“英雄”是布克哈特、赫伊津哈、马克·布洛赫，可能还有半个克利福·吉尔兹——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从吉尔兹那里他借鉴了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人们集体想象的方式。除了“理论装备”，达恩顿的“史料装备”更为令人艳羡，他“发现”了18世纪瑞士最大的法文出版公司——纳莎泰尔印刷公司档案库中没有人碰过的5万份信件和成架的账簿，这些资料包含了阅读史各个方面的信息：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最关键的是，这批史料通向一个宏大问题：为什么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书籍真能引发大革命吗？达恩顿用二十几年时间钻故纸堆，仔细研究了全部纳莎泰尔资料，辅以其他文献，撰写了一系列新文化史著作，集中关注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书籍和公共舆论。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本：《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1982）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996）。

《启蒙运动的生意》副标题是《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故事始于大出版商勒布雷顿邀请自由撰稿人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狄德罗又邀请了200余名学者，最后编出的《百科全书》达28卷，包括71818个条目和2885幅图版，“成了装饰头脑和客厅的绝妙尤物”。尽管早期有政府的禁令和迫害，但是经过默许阶段和保护阶段，印行《百科全书》成了一桩特大生意。在1789年以前，所有的出版商大约印刷了24000部《百科全书》，在那个时代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其中至少11500部到了法国读者手中，成了法国最畅销的著作。从经济角度来看，出版商最初的投资大约7万里佛，收益高达250万里佛，是投资的35倍。戏剧化的是，《百科全书》一直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物质客体、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发动机，但是达恩顿则揭示了此中的商业驱动性质，以及政府“保护”启蒙运动的“悖论”。

《百科全书》因其售价高昂、体积巨大，基本属于贵族和大资产者的读物。换言之，那些拥有《百科全书》的“高尚的读者”，更有可能是未来大革命推翻的对象。这一推演恰与另一位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表达的观点趋于一致：法国大革命可以被重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革命，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如果说，《百科全书》并没有导致雅各宾主义，那么又是什么书籍使平民走上街头呢？达恩顿通过《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给出了答案：格拉布街（Grub Street）上衣衫褴褛的末等文人所创作的“地下文学”。文坛总是划分等级，在当时，文坛的一端可以称为精英云集的上流社会，包括皇室的御用文人、政府的雇佣文人、领年金的学院文人、托庇于贵族特别是贵族女性的沙龙文人，而另一端则伸向格拉布街，这里充斥着外省涌来的野心勃勃的写手、在审查制度下周旋牟利见缝就钻的盗版书商、斗篷下掖着禁书的流动小贩。格拉布街上“文学的乌合之众”满怀对上流社会和上流文人的义愤，梦想着一个取消特权的、平等主义的“文人共和国”，正是因此，他们所创作的地下文学（underground literature）积聚了叛逆的力量。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里，达恩顿还是通过纳莎泰尔印刷公司的资料，复原了大革命前人们“确实在阅读”的书。18世纪法国人所喜欢阅读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18世纪法国经典著作，它们既是畅销的又是危险的，或者公开抨击王权、或者鼓吹货真价实的无神论、或者非常色情、或者同时兼有以上三者。对君主制、宗教和道德的攻击，混合着色情段子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社会心态。法国大革命“不是卢梭的错”、也“不是伏尔泰的错”，《社会契约论》和《哲学书简》这类严肃著作不是射向巴士底狱的炮弹，真正具有威力的是《开放的特丽萨》，写修士和修女寻欢作乐，细致的淫秽描写，颠覆了宗教的神圣；还有《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写一个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如何从妓院一路睡到王宫，成为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这种丑闻纪事直指凡尔赛的腐朽和国王的无能；还有《 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写一个1768年的绅士穿越到了2440年，以乌托邦的美好反衬现实的丑恶。颇有有趣的是，无论是色情文学、丑闻纪事，还是政治宣传、诽谤作品，在地下文学这个世界里，都归在一个标签之下：“哲学书”。这个复杂的代号不仅是出版商和销售商在用，警方和作者在用，甚至书中的人物也在用——《开放的特丽萨》中，男女主人公在两次欢愉的间隙，一本正经地讨论哲学，有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对话，有些段落根本就是从真正的哲学论著中照搬过来的。达恩顿指出，在“哲学书”这个标签之下，各种主题汇合起来，从各方面挑战旧政权的正统性，“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诉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种修辞手段影响一系列反应——义愤、恼怒、蔑视、嘲笑、憎恶。”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人们头脑和心灵中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前两年里，大约350种报纸在巴黎骤然出现，把上流社会的报刊挤出了市场，而为了印制这些报刊还有大量的小册子，冒出来约200家印刷工场。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印刷业的暴动”，格拉布街推翻了上流社会，达恩顿指出，“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它创造了新的精英，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在格拉布街的“文学贱民”中，诞生了未来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们——米拉波、布里索、马拉、罗伯斯庇尔、德穆兰、埃贝尔。前新闻记者罗伯特·达恩顿一直希望写一部大革命前新闻和媒体的历史，可能要联系他的个人经历，才会知道这也是他曲折的、对新闻记者这个行当的殷殷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