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权威的杂想
“利维坦”这个词汇出自希伯来圣经，意思是怪兽。霍布斯将利维坦比作国家，那么这书名的意思就是“国家的道德困境”。本书的前言里就已经写了，关于国家主义的讨论基本上是“一场针对国家的堂吉诃德式的道德审判”，而“这场道德审判一定会以对国家的否定而告终”。
本书介绍的几个政治哲学家，都有思考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都力图将其二者分离，还国家以国家本身，还宗教以宗教本身。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作者总是在问的问题——如果国家就是国家本身，不具备任何情感上的权威，那又要怎么样才能让公民信赖并且尊重国家的权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倾向于霍布斯和卢梭的观点的结合。霍布斯觉得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国家，并不是因为什么道德情感上的神圣权威，而是因为两点：理性计算和武力威胁。前者指人们先通过理性的衡量和计算，一致觉得国家这东西非存在不可，于是一致同意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这么一个“人造人格”，并且接受它的管理。后者指国家形成之后，会具有某种令人民恐惧的权威和力量，通过这种威胁，可以让人们至少在外在上服从国家。而在霍布斯的观点里，人们只需要在外在行服从国家就足够了，因为当初建造国家时，人们让渡的只是“外在的行为和言辞”，而并不是内在的道德情感和信仰。
但是按这种说法，如果服从不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服从，而只是依靠理性计算和恐惧的威胁导致外在行为的接受，那么我觉得这个国家时很难稳定维系下去的。在我看来，霍布斯似乎忘记考虑了一点：人也是情感动物。正因为感性思维，所以人在“计算”的时候，不仅会计算“自然秩序”和“利益”这些较为物质化、量化的东西，同时也会计算感情分量，如果恐惧威胁的比重太大，人心里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在计算的时候，也会考虑要不要继续承受这种“不舒服”，如果这种不舒服达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一定爆发出事件来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
所以，在霍布斯的观点之余，我觉得还应该结合卢梭的道德良知观点。他说过：“如果单单通过理性而不诉诸良心的话，我们是不能遵从任何自然法；如果自然权利不以人心自然产生的需要为基础的话，则它不过是一种梦呓。”
大多数早期的现代政治哲学家都倾向于“权力制衡”的观点，我认为“权力制衡”的观点背后有“自私去制约自私”的意思，本质上说，是在利用人性的缺点弱点去相互制衡，达到相对平衡的效果，这也是很多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国家建立政治体制的重要思想。而OVORTRUP说过，“对卢梭而言，人类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在于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它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利用人的自私自利。”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说卢梭反对权力制衡的观点，而是在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留下国家和宗教的问题时候，他夹缝中生存般的提出一个新的信仰方法：道德和良知。
让国家只是国家，让宗教只是宗教，是解决政教危机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国家只是国家的话，就无法具备让人从内心情感上去信服的权威性，而如果让国家具有宗教色彩，却又可能出现罗马时期因教皇权力至高无上而产生的悲剧，如果要在二者中间找一个缝隙，让国家尽量地“仅仅是国家”，让宗教尽可能地归于纯粹信仰自由的范畴，而公民又要发自内心地、理性地去“服从”国家，卢梭的道德观点是我以为的最好的选择，并且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的中国社会，同马基雅维利所在的十五六世纪当然不同，我们并不存在政教冲突的问题，但却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马基雅维利们思索的是信仰同政治的冲突，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思索一下没有信仰的问题：中国人几乎什么都不信。甚至有些像本书作者所“质问”霍布斯的问题：如果国家就是国家本身，不具备任何情感上的权威，那又要怎么样才能让公民信赖并且尊重国家的权威呢？
。。。。
一个信仰被利用的时代，是混乱而无秩序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是可悲而虚空的。没有信仰的时代，就如人之溺水，一开始会迫切地抓紧些什么东西，不管那是什么，之后渐渐发现无能为力，无事无物可信，就会陷入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这时候，也许“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就永远解不开了吧，这又何尝不是身处于这个时代的每个人的困境呢？
本书介绍的几个政治哲学家，都有思考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都力图将其二者分离，还国家以国家本身，还宗教以宗教本身。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作者总是在问的问题——如果国家就是国家本身，不具备任何情感上的权威，那又要怎么样才能让公民信赖并且尊重国家的权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倾向于霍布斯和卢梭的观点的结合。霍布斯觉得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国家，并不是因为什么道德情感上的神圣权威，而是因为两点：理性计算和武力威胁。前者指人们先通过理性的衡量和计算，一致觉得国家这东西非存在不可，于是一致同意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这么一个“人造人格”，并且接受它的管理。后者指国家形成之后，会具有某种令人民恐惧的权威和力量，通过这种威胁，可以让人们至少在外在上服从国家。而在霍布斯的观点里，人们只需要在外在行服从国家就足够了，因为当初建造国家时，人们让渡的只是“外在的行为和言辞”，而并不是内在的道德情感和信仰。
但是按这种说法，如果服从不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服从，而只是依靠理性计算和恐惧的威胁导致外在行为的接受，那么我觉得这个国家时很难稳定维系下去的。在我看来，霍布斯似乎忘记考虑了一点：人也是情感动物。正因为感性思维，所以人在“计算”的时候，不仅会计算“自然秩序”和“利益”这些较为物质化、量化的东西，同时也会计算感情分量，如果恐惧威胁的比重太大，人心里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在计算的时候，也会考虑要不要继续承受这种“不舒服”，如果这种不舒服达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一定爆发出事件来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
所以，在霍布斯的观点之余，我觉得还应该结合卢梭的道德良知观点。他说过：“如果单单通过理性而不诉诸良心的话，我们是不能遵从任何自然法；如果自然权利不以人心自然产生的需要为基础的话，则它不过是一种梦呓。”
大多数早期的现代政治哲学家都倾向于“权力制衡”的观点，我认为“权力制衡”的观点背后有“自私去制约自私”的意思，本质上说，是在利用人性的缺点弱点去相互制衡，达到相对平衡的效果，这也是很多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国家建立政治体制的重要思想。而OVORTRUP说过，“对卢梭而言，人类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在于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它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利用人的自私自利。”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说卢梭反对权力制衡的观点，而是在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留下国家和宗教的问题时候，他夹缝中生存般的提出一个新的信仰方法：道德和良知。
让国家只是国家，让宗教只是宗教，是解决政教危机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国家只是国家的话，就无法具备让人从内心情感上去信服的权威性，而如果让国家具有宗教色彩，却又可能出现罗马时期因教皇权力至高无上而产生的悲剧，如果要在二者中间找一个缝隙，让国家尽量地“仅仅是国家”，让宗教尽可能地归于纯粹信仰自由的范畴，而公民又要发自内心地、理性地去“服从”国家，卢梭的道德观点是我以为的最好的选择，并且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的中国社会，同马基雅维利所在的十五六世纪当然不同，我们并不存在政教冲突的问题，但却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马基雅维利们思索的是信仰同政治的冲突，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思索一下没有信仰的问题：中国人几乎什么都不信。甚至有些像本书作者所“质问”霍布斯的问题：如果国家就是国家本身，不具备任何情感上的权威，那又要怎么样才能让公民信赖并且尊重国家的权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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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仰被利用的时代，是混乱而无秩序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是可悲而虚空的。没有信仰的时代，就如人之溺水，一开始会迫切地抓紧些什么东西，不管那是什么，之后渐渐发现无能为力，无事无物可信，就会陷入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这时候，也许“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就永远解不开了吧，这又何尝不是身处于这个时代的每个人的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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